1945年英美财政贷款谈判及档案材料分析

文章主要利用已解密的原始档案——《英国海外政策文件集》和《美国对外政策文件集》对1945年下半叶英美两国在华盛顿举行的财政贷款谈判做以述评。二战结束后,美国突然停止了租借援助使得本已受战争摧残的英国经济步履维艰,财政濒临崩溃,不得不再次向美国求援,而美国则充分利用这次谈判之机迫使英国不断妥协、退让,最终英国几乎答应了美国的全部要求。至此,美国也基本实现了构建以其为主导的战后世界经济新秩序的夙愿。     

1950-1960年代依存于美援的韩国经济——以美国援助对韩国经济的贡献为切入点

朝鲜战争后,韩国经济在美国援助下得以迅速恢复和发展。美国援助对韩国经济的贡献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即对战后经济重建的贡献,在技术转让和技术培训方面的贡献,文化制度方面的贡献及为韩国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安定的安保环境。尽管美国对韩国的援助是出于谋求美国国内经济安定及遏制国际共产主义势力两种需要的考虑,但对韩国而言,美国的这种援助客观上对于韩国的战后经济复苏以及后来的经济振兴起到了决定性的影响,即美国援助促进了韩国工业生产的快速恢复和发展。     

论租借法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作用

美国罗斯福政府在二次大战期间制订的《租借法案》，在反法西斯战争中有着重要的作用。首先，租借法案的实施是美国参加反法西斯战争的重大步骤，是“不宣而战”地介入战场的有效手段。其次，租借法案使同盟国获得了进行反法西斯战争的必要的物质援助，它不但奠定了同盟国之间战时合作的经济基础，而且对战后全球国际关系和经济合作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当然，租借法案作为帝国主义国家在特殊时期的立法，仍然是垄断资本通过国家的力量为自身谋取利益的重要手段，不可避免地具有明显的扩张主义和损害他国利益的性质。但是，租借法案在二次大战期间所产生过的历史作用，却是每一个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分析的人所必然得出的肯定结论。     

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美国对外援助与美国军备建设

从1937年中国全面抗战到太平洋战争爆发这段时间里，美国基于其国家安全利益的考虑，对各反法西斯国家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援助。随着战争进程的发展，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即由最初的有限援助到初步推行租借援助，再到租借援助规模的扩大直至定型。其间，美国军备的建设也呈一个加速度的模式进行，这为盟军取得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军备基础。     

战后初期美国对泰国援助政策的制定与美国冷战战略的调整

二战结束后,泰国国内政局不稳,统治者为了自身利益,急于向美国寻求援助.但战后初期泰国只处于美国对外战略的边缘地位,因此美国拒绝了泰国的援助请求.随着东南亚共产主义势力的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朝鲜战争的爆发,美国出于冷战的需要,提升了泰国在东南亚所处的战略地位,确立了对泰国的援助政策.美国对泰国的援助大大加深了美国在东南亚的卷入程度,为艾森豪威尔政府调整美国的冷战战略做了铺垫.     

多哈回合农产品出口竞争谈判及法纪发展

在多哈回合多边贸易谈判中,农产品成为焦点问题,而出口竞争又是农产品谈判的三大议题之一.出口信贷措施、出口国营贸易企业、粮食援助作为新兴补贴形式全面进入到出口竞争议题中.农产品谈判已历时7年,历经了初始阶段、模式准备阶段、坎昆会议及框架谈判阶段以及模式谈判阶段,目前有关出口竞争法纪的模式已初具雏形,所确定的出口竞争基本法纪,是要求发达国家成员在2013年平行取消所有形式的农产品出口补贴.未来可能达成的出口竞争法纪是对现行法纪的发展和完善.     

美国“半球”石油政策与马歇尔计划对西欧的石油援助

二战后期美国制定了“半球”石油政策,试图扩大中东石油生产、保护西半球石油资源.战后初期美国为复兴西欧实施的马歇尔计划,既推动了“半球”石油政策的落实,又在该政策的框架下对西欧提供了石油援助.二者相互结合,共同构成了战后美国构建新的国际经济、政治格局的重要努力.     

浅析杜鲁门政府时期美国对西欧援助形式的变化

二战结束后,杜鲁门政府时期美国开始了战后大规模的对外援助.经济援助中最重要的是欧洲复兴计划,它对战后欧洲的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也是美国进一步控制西欧对抗苏联的重要步骤.另一方面,随着冷战的进一步加剧,美国政府认识到仅仅依靠经济援助不足以抵制苏联的威胁,因而又将援助重点转向了军事援助,希望在军事实力上与苏联抗衡.由于援助重点的转移,双方的对抗也进一步升级.     

合作与竞争：冷战初期英国对美国援助缅甸动向的回应

在二战后非殖民化浪潮与冷战对抗交织的国际局势下,缅甸自独立后积极寻求外界援助,英国对此率先应允,美国则在新中国成立后才启动对缅援助计划。从1948年到1953年,英国对于美国援助缅甸的动向呈现复杂态度。一方面,鉴于自身沉重的海外领地负担及缅甸局势的失控风险,英国乐于寻求美国对缅甸事务的分担;另一方面,作为缅甸的前殖民宗主国,英国不能容忍美国向英国在缅甸事务上的主导性发起挑战。因此,针对美国援助缅甸的政策与行动,英国既提供了一定的合作与协助,亦在必要时实施了竞争乃至反制措施。尽管英国终究无法挽回其在亚洲影响力日渐衰微的整体趋势,但英国“帝国第一,冷战第二”的政策取向,对美国亚洲冷战政策的实施产生了既促进又限制的双重影响,并客观上为亚洲新生民族国家在大国博弈中谋求国家利益留下了空间。     

宋子文争取美国租借援助述评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有资格获得美国的租借援助,其根本原因是中华民族的浴血奋战。在与美方接洽租借援助、交涉开辟租借物资的营运途径方面,宋子文付出了艰辛的努力,对抗战做出了积极贡献。但在租借物资的营运过程中,宋子文利用职权,中饱私囊,大大降低了租借援助的实际效果,暴露了宋子文的个人局限性。     

美韩联盟的转型及未来的发展趋势

冷战时期,美国与韩国订立了联盟关系,两国曾是亲密无间的盟友.美国向韩国提供军事、经济援助,韩国坚决站在美国一边,为美国马首是瞻;冷战结束后,韩国经济腾飞、民族意识上升,加之美国的战略调整,韩国与美国距离拉大,分歧加深并公开化.美韩联盟关系由"主从型"向"伙伴型"转变.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特别是世界金融危机的影响,美韩双方为了各自的利益和战略目标,在转型后将会在新的基础上进一步整合,并以相对稳定的模式长期发展下去.     

从中立到同盟--二战初期美国对英国政策的转变

二战期间,美英关系对于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的形成有着重大意义。美国从一开始的严守中立,到“非战”中立,再到与英国结盟的过程,集中体现了其以中立转向参战的外交政策的变化。     

韩日邦交正常化的实现及其影响

战后韩日关系是美苏冷战的直接产物,韩日双方因在历史认识、战后补偿、领海、领土主权等问题方面存在严重对立,致使建交历经李承晚、朴正熙两届政府7次谈判才得以实现。韩日关系正常化不仅对后来两国经济、政治、军事关系的发展带来深远影响,而且对东北亚地区政治、经济格局产生了重大作用。     

第一次朝核危机的历史考察——基于美国新近解密档案的实证分析

朝鲜半岛当前的核危机是由第一次朝核危机升级而来。危机爆发后，美朝双方展开了首次公开双边谈判，并发表联合声明：朝鲜同意暂缓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支持南北联合宣言中提出的朝鲜半岛无核化目标；美国郑重承诺不对朝鲜使用核武器和其他武力，不干涉朝鲜内政。然而，在第二轮会谈结束后，由于美朝在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南北对话与特使交流方面无法达成一致，双边关系趋向紧张。朝鲜从反应堆拆除燃料棒，并拒绝国际检查员采集测试样本的举动使危机达到顶峰。由于担心朝鲜可能在被迫情况下采取极端行动，美国在不放弃外交和加强军事准备的前提下策划对朝空袭。此时，美国前总统卡特访朝传递出了朝鲜愿意重返外交谈判的信号，美朝借此契机回到谈判桌上，并达成了解决朝核问题的框架协议。但协议存在诸多隐忧，主要表现为：美国将对朝政策与整体外交战略挂钩，影响了解决朝核问题的一贯性；美国对朝政策需要兼顾韩国立场；美国对朝政策受到官僚政治制约。框架协议存在的问题也孕育着美朝关系和朝鲜半岛局势重趋紧张的可能性，为朝核问题的再次浮现埋下伏笔。     

法币平准基金与美国经济援华政策探析

法币平准基金是美国经济援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平准基金的成立,与远东战局的发展及美国对华政策的变化密切相关。美国政府的对华经济援助,一方面缓解了国民政府的财政危机,稳定了金融,极大支持了国民政府的对日作战。另一方面也扩大了在中国的影响,到二战结束之时,美国已成为对中国影响最大的国家。     

华莱士访华与美国“重返亚洲”

1943年二战战局扭转,美国出于自身全球战略利益的考量将外交政策重心从欧洲转向了亚洲,华莱士访华正是美国“重返亚洲”政策的产物。华莱士访华以经济利益为主导,并对中美战时和战后的经济合作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达到了双赢的效果,一方面国民政府获得了梦寐以求的经济军事援助,另一方面美国也收获了一个资源丰富、市场广阔的“小伙伴”作为战后经济发展的“新边疆”。     

英美围绕朝鲜战争战俘问题的分歧与协调

在朝鲜战争战俘问题上,美英立场迥异。美国坚持＂自愿遣返＂,而英国赞成＂强制遣返＂这一由《日内瓦公约》规定的原则。两国围绕＂阿迪斯报告＂和战俘＂甄别＂、＂梅农方案＂以及＂以打促谈＂产生了较大分歧,也进行了艰苦协调。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种分歧与协调有助于停战协定的早日签署。     

浅论尼克松政府的新经济政策

由于约翰逊政府的无所作为,尼克松政府上台之时,美国经济便在困境之中,1973年石油危机更加深了美国的经济危机.为了缓解经济危机中的不利局面,保持美国在冷战中的战略优势地位,尼克松政府果断实施了"新经济政策",新经济政策的实施标志着美元在战后国际金融中的霸主地位的消亡,也是依据凯恩斯经济理论克服经济发展停滞和通货膨胀双重危机的尝试.     

美英两国商业方法专利适格性标准的悖离抑或趋同

商业方法的专利适格性在美国和英国一直是一个颇有争议的话题,两国的法院和知识产权局都在积极探寻其合理界限.美国联邦巡回上诉法院于2008年10月30日审结的In Re Bilski案采取了限缩商业方法专利适格性的模式,英国上诉法院于2008年10月8日宣判的Symbian Ltd.v.Comptroller-General of Patents案则表明将进一步放宽商业方法的可专利性条件.美国的"适度限缩"和英国的"有限扩张"的实践一方面显示了各国对于商业方法专利适格性标准质疑的不同回应;另一方面,这种不同路径也揭示了两国对于商业方法专利适格性边界的共同廓清,具有殊途同归、异曲同工之妙.美、英两国关于商业方法专利适格性标准的动向值得中国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