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盟转型与《美韩自由贸易协定》

从2006年5月至2007年6月,经过一年多艰苦谈判,美韩终于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文件。与多数学者主要从经济利益角度进行解释不同,本文认为美韩签署自由贸易协定的深层动因是出于联盟转型的需要。在冷战时期的美韩双边关系中,经济利益仅仅作为附属性因素服务于军事关系,美韩联盟因而只是一个单一性的军事联盟。冷战结束后,东亚安全形势的新变化使这一联盟遇到了很大的挑战。美国自2003年起进行的驻韩美军调整,虽然取得了成功,但其试图将联盟转化为地区联盟甚至全球联盟的做法却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而与韩国签署的自由贸易协定所发挥的功能恰恰弥补了这一缺失。     

在理想与现实之间:理解韩国外交

冷战结束以来,韩国外交一直处于理想与现实间的痛苦选择中,一方面,为韩民族的统一进程魂牵梦绕,另一方面又纠缠于朝鲜核问题和美韩冷战联盟,难以走出朝鲜半岛的冷战体制阴影。卢武铉总统2005年3月提出韩国要扮演“地区平衡者”的角色,是试图走出“理想—现实”外交困境的重大尝试,可惜遭到韩国国内的强烈反弹和以美国为首的国际舆论的打压,不得已在改弦易辙。因此,“地区平衡者”不是韩国外交的恰当定位,而怕是过于理想化了。本文从目前的韩美关系、韩中关系、韩日关系和南北关系各方面分析韩国外交的理想与现实矛盾,认为处于理想与现实之间的韩国外交其实是韩国社会在安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理想与现实两股力量角力的结果。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美韩同盟

美韩同盟对于保卫韩国、"遏制共产主义的扩张"发挥了重要作用.但70年代的美韩同盟却麻烦不断,撤军问题、人权问题及"韩国门丑闻"成为损害同盟关系的三大问题.虽然韩国"自主国防"的实施和经济实力的增强使其独立性增强,在同盟中的地位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但韩国并没有彻底摆脱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对美国的依赖,美国仍然占据同盟的主导地位.     

美日、美韩军事同盟的同步强化及其影响

冷战后,美日同盟与美韩同盟从冷战结束之初同时弱化,发展为世纪之交"一强一弱"(美日同盟强、美韩同盟弱),而经过韩国李明博政府和日本鸠山内阁时期强弱态势的短暂逆转,自2010年中开始,两同盟出现冷战后的首次同步强化态势。地区冲突爆发是两同盟同步强化的直接诱因,美日韩三国安全政策趋向统一是决定性动力,日韩两国的国内政治形势则是不可或缺的条件。两同盟同步强化,加剧了朝鲜半岛的战争危机、东北亚地区的战略紧张和军备竞赛危险。     

美韩经济关系与中韩经济关系的比较分析——兼论美韩FTA的战略影响

美国与中国是韩国对外经济合作的两个主要对象,美国在推动韩国经济起飞和经济持续发展的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国则是韩国目前最大的贸易对象和顺差来源国。比较两组经济关系可以发现,政治规定性的不同和在世界经济体系"中心-半边缘-边缘"结构中的级差决定了美韩经济关系与中韩经济关系的结构性不同,贸易竞争力指数和出口相似度指数则显示了中美比较优势的不同和竞争力的差距。随着美韩FTA的生效,美韩经济关系不仅更加密切,双边同盟更能从战略意义上得到强化,中国对此需要做出积极反应。     

联盟管理视域下的澳美与美韩同盟的差异性研究

澳美同盟、美韩同盟是美国亚太同盟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国谋求良好、稳定的周边环境有着重要影响。随着中国的快速崛起,澳美、美韩同盟也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强化。澳美、美韩同盟的性质存在着本质的差异,故而美国对二者的联盟管理方式也有所不同：不同程度的权力强制造成澳韩两国在美国亚太同盟体系中的地位差异;制度约束及权威引导不同则造成了二者功能上的差异;利益协调方式的不同导致二者的战略目标及冷战色彩不同。澳美、美韩同盟不仅面临“被抛弃”和“受牵连”的传统联盟困境,还陷入了经济上依赖中国、安全上依赖美国的联盟新困境。对此,中国应充分运用澳韩间的联盟差异和澳韩面临的联盟困境,遵循“两双”总思路,区分海陆侧重点,妥善解决地区热点问题;坚持“一带一路”大方向,关注南北支线新发展,重点推动东亚经济一体化;加强与澳韩两国间的经济与安全合作,从而影响其联盟内的“牵连”与“抛弃”认知,为自身的发展营造一个良好的周边环境。     

论美国对韩国开发援助政策的形成

朝鲜战争结束后,为有效遏制亚洲共产主义．美国实施了以军事目标为核心的对韩国援助政策。尽管此后美国对韩军援助数额不断上升,但韩国经济状况却不断恶化,对关依赖越来越严重,美韩关系也因此出现危机。在美苏冷战的“新一轮争夺”、美国国际收支状况恶化、开发主义理论盛行的背景下,国务院不断对现有政策进行评估和修正,1961年1月对韩开发援助政策形成。肯尼迪上台后,开发援助政策实施,它成为韩国经济走向起飞之路的巨大推动力。     

从撤军到驻军：战后初期美国对韩防务政策演变（1945-1953）

战后初期,美国对如何保障韩国的安全出现了前后迥异的政策阶段。在朝鲜战争之前,美国出于遏制苏联的战略需要和对韩国价值的评估,实行军事脱身的政策。而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对遏制战略和韩国价值重新界定,转行军事介入政策。在这变化背后隐藏的是美国维护自身霸权和掌控韩国防务的私利之心,在理论上反应出美国在“中间地带”的冷战政策和美韩同盟的困境。     

韩国海洋安全战略调整及现实影响

随着海洋安全环境的变化,韩国海洋安全战略也经历了不断调整的过程.冷战后韩国依托美韩军事同盟体系,以建设“大洋海军”为目标,通过防务改革、海军军备发展、地区合作等举措,不断推进和实施海洋安全战略调整,并取得显著成果.不过,由于发展速度过快、对外依赖较重,韩国的海洋安全战略暴露出统筹乏力、发展不均衡、自主能力有限等不足.其海洋安全战略过分依赖美韩同盟体系并倚重军事手段,这对地区安全局势产生了消极影响,对妥善解决中韩海洋权益纠纷埋下了隐患.     

从“欧洲优先”到“美国优先”：美国战略重心转移对大西洋联盟的影响

美欧对安全威胁的共同认知和安全利益的一致性是大西洋联盟赖以建立并保持稳定的重要基础,而美国作为盟主,其全球战略重心的定位与转移则是影响联盟稳定及美欧关系的一个关键因素。冷战期间美欧有着共同的威胁认知和一致的安全利益,美国主导下的北约亦奉行"欧洲优先"战略,由此确保了大西洋联盟和美欧关系的稳定。冷战结束后特别是自21世纪以来,美国的战略重心逐渐从欧洲向中东、亚太地区转移,这给原本以维护欧洲安全为主要使命的大西洋联盟造成强烈冲击。特朗普执政后进一步收缩全球战略,加速推进以遏制中国为主要目标的战略重心东移,导致美欧安全利益分离加大以及双方对华政策协调难度增大。"美国优先"主导下的美国战略重心东移对大西洋联盟具有离心力和稀释作用,促使其日趋松散化,甚至有滑向某种松散的交易联盟的风险。未来大西洋联盟或仍将持续,但由于存在内部缺陷及其他制约因素,其在蜕变中走向衰落的长期趋势将难以避免。     

冷战后韩国对美政策调整及其对中国安全的影响

韩美同盟是冷战的产物，韩国是在美国帮助下完成建国的，并在政治、经济、安全等各方面都极大地依赖于美国。对韩国而言，韩关同盟关系一直是韩国对外政策的基轴和重心。但是冷战后在东北亚地区新秩序的形成中，韩目也不甘平庸，逐渐摆脱以往唯美国马首是瞻的外交政策，在地区事务中不断增强自己的作用和影响，韩美关系的变化给中国安全带来不容忽视的影响。     

美国国会与"福摩萨决议案"

195 4— 1 95 5年第一次台海危机期间 ,美国国会以绝对多数通过“福摩萨决议案”有着复杂的动因 :美苏冷战、麦卡锡主义及朝鲜战争造成的反共氛围的影响 ;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致力于维护与国会的良好关系的努力 ;一些议员采取了与总统一致的稳妥立场等等。该决议案的通过导致二战后府会权力进一步失衡。     

国际体系文化背景下韩国国家身份的转换

从建构主义视角来看,国家身份是一个国家相对于国际社会的角色,它存在于国际关系之中,主要是由外在结构（国际体系文化）建构而成。国际体系文化的变革往往会导致一个国家对于自我身份的再认知。冷战时期美苏主导的冷战体系文化背景下,韩国成为依附美国强权的缓冲国。冷战结束后,关苏主导的两极体制随着苏联的解体而消失,东北亚国际体系文化处于转型中。在这种背景下,韩国的国家身份开始由东北亚缓冲国向东北亚平衡者（均衡者）身份转换。随着韩国国家身份的转换,其外交政策也随之发生变化。     

美国的遏制战略与巴黎统筹委员会、中国委员会论纲

冷战时代 ,美国政府利用巴黎统筹委员会、中国委员会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经济遏制政策。其演变趋势主要表现在 :打击对象从苏联转向中国、复归于苏联 ;从禁运战略物资为主转向限制高新技术转让 ;从把经济、军事援助与贸易管制直接联系起来转变成为进口制裁与贸易管制相结合 ;从阻碍苏联集团国家战争潜力的增长转变成为改变苏联的外交政策和国内政治 ;“差别”政策乃是其分化苏联集团国家关系的重要手段。美国冷战战略左右了巴黎统筹委员会、中国委员会东西方贸易管制政策的走向 ,西方国家的动向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美国冷战战略的调整和变迁。     

美国南亚战略建构下的克什米尔政策

冷战结束以来,美国的南亚战略经过不断调整,逐步发展为目前的“印巴并重”战略。美国在克什米尔问题上的立场由不插手转为积极介入,一种较为清晰的克什米尔政策已经形成。但由于美国的南亚战略存在诸多矛盾之处,该政策的实施受到一系列因素的制约。今后一个时期,美国克什米尔政策将以维持现状、防止出现南亚出现大规模战争而诱发地区形势动荡为主要考虑,同时通过积极施加影响,推动印巴通过双边谈判稳步解决两国争端。     

越南战争与朝鲜半岛南北关系

韩国基于韩美双边关系以及自身的政治经济发展前景等各方面因素,出兵越南。朝鲜支援北越则是基于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援助以及为朝鲜半岛的统一营造有利环境。围绕着越南战争,朝鲜半岛南北关系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现了纷繁复杂的变化：一方面,越南战争使朝鲜半岛南北关系一度剑拔弩张;另一方面,越南战争又促使东西方冷战得以缓解,进而间接地影响南北关系走向对话。     

冷战后几种外交思潮的兴起及其对美国人权外交的影响

冷战结束后,美国国内各种外交思潮泛起,其中以民主和平论为主要内容的理想主义主张"人权高于主权"的新干涉主义以及新孤立主义等思潮对美国的对外政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美国人权外交在冷战后得到了加强,其中民主和平论、新干涉主义理论对美国人权外交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但新孤立主义思潮的兴起对美国人权外交有一定的约束力。     

冷战后美日韩联盟体系与中国

冷战结束后,中国积极倡导新型的合作安全观,并与俄罗斯、东盟积极构建地区多边合作机制。与此同时,美国也分别与日本、韩国、菲律宾、泰国加强或保持了双边军事同盟关系。由此,东亚地区至少在战略形势上出现了以中、俄、东盟与美、日、韩为主要力量的地缘政治权力分配格局,这种结构性权力分配模式是导向均势还是霸权,决定了东亚地缘政治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