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前中期云贵地区政治地理与社会环境

清代前中期对云贵地区实施的府州升降、卫所裁并和改土归流等行政、疆域调整,是中央王朝有效治理边疆和民族地区的具体政治活动表现。通过这些重要活动,清王朝在云贵地区系统地建立起中央行政管理和社会控制体系,并为外来移民的全面进入和深入开发创造了重要条件,对云贵两省社会历史产生重大影响。本文以历史地理和社会史视角,重新审视和构建这些政治过程在不同地区的分布和展开情况,在仔细判读史料基础上,发现清前中期改土归流等政治过程并未对一些地域社会起到完全重构的作用,重建或者说有效填补了一个地域社会没有像学界原来认识的那样理想化呈现。尽管存在着这样的行政管理缺失,但由于移民经济开发的有利环境出现,总体上还是带动了云贵地区社会的深入发展,并最终实现政治制度上的统一趋势。这个发现不仅对历史上中央与地方关系研究有促进作用,而且还对云贵地区清中后期的社会历史进程理解有新的启示。     

明代甘青地区土流参治下的土流矛盾研究

明朝在甘青地区实行较为独特的土官制度。土官在甘青地区被广泛纳入卫所体系,在土流参治的基本面下,形成以土官治"土民",以流官管土官的局面。这种体制上对土官的制约,必然引起土官和流官的矛盾,而当地土官在治理"土民"方面的优势成为土流权力之争的导火索,甘青土官势力的逐步发展则加剧了土官与流官之间的矛盾。土、流的矛盾从深层次上看,涉及到了甘青"土民"对中央王朝国家权威的认同和明王朝对甘青地区治理理念的问题。     

多元主体互动视域下民族地区“三治合一”乡村治理体系建设

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是实现乡村振兴中"治理有效"目标的题中之义。文章以民族地区H县W村作为典型个案,选择从多元主体互动视角对"三治合一"乡村治理体系建设展开探讨,研究发现多元主体互动推进"三治合一"乡村治理体系建设的适用对象为自治、法治与德治主体相对分离行政村,它的形成机理为确立党建引领"三治合一"乡村治理体系建设价值准则,组建多元化的社会力量共建"三治合一"乡村治理体系,依托放权理念将村委会的职责发包给各种社会力量,基于协同理念实现村委会与各种社会力量协作共治。虽然多元主体互动推进"三治合一"乡村治理体系建设初见成效,但出现了组织臃肿、权责交叉、保障不力现象,导致人浮于事、权责不清、参与者积极性弱,需要采取合理配置组织及人员、厘清权责清单体系及统一发包事权和财权等措施提质增效。     

边政与财政:边疆治理视域下的清代茶叶边销模式

清朝政府因地制宜，因俗而治，在不同时期、不同区域推行了茶马贸易、陕甘茶引、以票代引、四川边引、部票贸易等五种不同的茶叶边销模式。五种茶叶边销模式的茶源地、茶叶种类、经营主体和课税标准差异明显。茶叶边销是清政府治边的重要策略：一方面，清政府通过茶叶边销征收茶税，增加财政收入，为其治理边疆提供财政支持；另一方面，清政府充分利用市场的力量，通过茶叶边销降低其治理边疆的成本。此外，茶叶边销还促进了内地和边疆地区的商品交换，推动了边疆牧区土特产的商品化，推进了内地与边疆地区的经济一体化进程，促进了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对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历史疆域的稳固意义重大。它促使清代边疆地区形成点、线结合的贸易网络，推动了清代边疆城市的兴起与发展，从而塑造了清代边疆地区新的城市空间分布体系，奠定了后来中国边疆城市发展的基本格局。     

论明代卫所制度与民族关系——以鄂西南施州卫为例

卫所制度研究是民族史研究中不能忽视的领域。明王朝在南方少数民族地区设置了众多卫所,施州卫是其中之一。洪武十四年,明王朝在鄂西南设立施州卫以控扼土司。洪武二十三年,明王朝又并施州入卫,改施州卫为军民卫,肩负鄂西南的军事与行政职能。施州卫通过兴建卫城、屯田生产、招谕土司、与土司联合等社会治理措施,实现了其在鄂西南的地域社会构建。而在这些社会治理的过程中,卫所移民与土民的交往与融合,既有土司社会的"汉化",更有卫所移民的"土家化"。有明一代,卫所移民与土司民众互动,土司的上层社会也表现出对汉文化的积极认同与强烈的国家认同,鄂西南的汉族与土家族由明初的对立至明末走向融合。施州卫的案例显示,相比于传统史学界"国家在场"而往往"地方不在场"的论述逻辑,地方的生态环境、权力结构、民族分布、文化形态也在无时无刻不影响着国家制度。     

清初的山东运司盐政

山东三面临渤海、黄海,自古以来,又称“滨海之区”,是我国北方海盐的重要产区之一。清代,山东运司盐产运销山东、河南、安徽、江苏四省。其运司盐政事务“旧由长芦盐政兼管,每年春秋两季,盐政赴东省掣盐,例支盘费银三千两。道光年间,治专归山东巡抚管理。”山东运司盐场,“明于山东置场十九,各设盐课司。清初因之。”但到康熙年间,此十九场亦有裁并。康熙十六年,清政府将“高家港等七场裁并王家冈等五场管理”;十八年又将“官台、固隄二场裁并寿光、潍县管理”。雍正八年,清政府再将“海沧场裁并西繇场管     

晚清边疆治理奏议文献整理的代表之作——评《陶模奏议遗稿补证》

<正>边疆治理历来是我国古代王朝国家治理的重中之重。清王朝作为我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其边疆治理跨越了古代与近代社会。而面对从古代社会到近代社会的巨大转型和"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空前挑战,晚清政府和边臣大吏都不得不在边疆治理方面加大改革,进行制度创新。陶模(1835—1902)作为晚清著名的边疆督抚,曾数十年先后任职于新疆、陕甘与两广等边疆地区,形成和积累了大量有关边疆形势和应对治理的奏议     

清代国家力量在牧区社会的进入——以乾隆年间处理果洛地方“夹坝”案件为例

清代前期,由于果洛地方"夹坝"横行,不利于青海牧区社会的稳定,乾隆年间,清政府通过对果洛地方"夹坝"案件的治理,逐渐完成了国家力量在果洛牧区社会的进入,从而在形式上完成了对牧区社会的"统一"。在这一过程中,官府驻军、设立台站、分封土目成为清政府管理果洛牧区社会"夹坝"案件的主要形式,由此形成了"官土共治"的局面,密切了牧区社会与官府之间的关系。     

民族事务治理法治化的实践及发展路径

民族事务治理法治化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保障。民族事务治理法治化实现了"五位一体"统筹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建设法治保障力度不断加强,但仍然存在依法行使自治权力度不够,自治、法治、德治"三治"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不完善,民族地区法治服务还需要加强,民族地区法治建设跟不上社会的快速发展。要充分行使民族区域自治权,依法完善自治、德治、法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不断提升民族地区法治服务水平,实现新时代民族事务治理法治化的创新和发展。     

“圈层结构”视域下道光年间滇南地区土司权力结构与运行——以《滇事杂档》史料为中心

土司权力问题在土司辖区的社会结构中始终处于中枢地位,因为它体现了中央政府权力与地方土司权力之间,地方土司权力与内部权力、上下层级权力之间的生成理路、结构对比和运行机制。土司权力结构与运行实际上就是土司制度顶层设计的制度安排。文章认为,土司权力是帝国通过一定的形式让渡给他们的权力,土司只是在其辖区履行帝国管理地方、治理边疆的权力;滇南地区土司权力的获得来自于他们对大清王朝的无限忠诚、对西南边疆的竭力拱卫及其对地方社会的有效控制;滇南地区土司的权力结构和运行,自始至终都是以清政府的意志为转移,是在中央政府、当地流官政府、基层组织、宗族社会的共同参与下的"因俗而治"。文章以《滇事杂档》所载的基本史料为中心,试图用"圈层结构"理论视域来探讨土司权力结构和运行,这不仅是打开清朝中后期中央政府与土司政权、内地与边疆、汉族与少数民族三种关系的一把钥匙,而且能够为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国家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建设、边疆地区社会稳定等提供借鉴。     

国家大义:边疆治理视阈下清代云贵地区义仓建设研究

清朝承继并发展形成传统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大一统格局,常平仓、社仓和义仓的发展完善,使清朝在各省建立起集仓储和荒政为一体的社会治理机制,并在救灾实践中提升了边疆民族地区社会治理能力和水平。粮食储备和赈灾救民关乎国家安全和边疆社会稳定,清代国家治理过程中的整体行政能力和社会治理水平,较大程度上满足了云贵地区基层社会治理的需要,义仓建设作为多元协同参与的公共治理体系,其内地化发展态势深化了清朝政府对西南边疆地区自然资源的吸纳和社会治理格局的重构。义仓作为清朝政府应对灾害和荒年于各直省府厅州县地方设置的粮仓,其本质上是一种以民间社会力量参与为主、自主经管性质的救荒恤贫仓储类型和粮食储备制度,清政府通过义仓的建设和施济,较大程度上实现了对西南边疆治理的深度干预。清代云贵地区的义仓多设置于市镇,亦有部分建于少数民族村寨,存仓粮食主要由地方官员、士绅及民众自愿捐置,并在荒年通过无偿赈济的方式为灾黎提供保障。云贵地区的义仓经营管理及其灾荒赈济功能的调适与整合,是西南边疆地区内地化进程中国家治理和基层治理的重要样态,为清朝政府加强对西南边疆的社会治理提供了路径依赖。清代云贵地区在从华夏边缘向民族边疆变迁的过程中,内地化这一变迁主流成为西南边疆地区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协同并进的主要驱动力。义仓建设作为清朝国家强化西南边疆民族地区底层社会对国家认同的重要途径,是"国家在场"的"隐喻"。本文从边疆观与边疆治理的视角分析清代云贵地区的义仓体系的构建及其在西南边疆地区粮食安全保障和备荒救灾能力建设中的作用,以进一步探究清朝国家治理、边疆治理和基层社会治理制度和体系的丰富内涵。云贵地区义仓的建设是对传统重农重粮思想的体现和实践,是清朝加强西南边疆治理的重要策略,随着清政府在西南边疆地区统治秩序的规范化和系统化,义仓建设在灾荒赈济和西南边疆内地化的过程中提升了云贵地区基层社会的协同治理能力。     

中国公共卫生治理:逻辑演进与维度建构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坚持社会主义原则,经历了政府计划、市场机制和社会治理模式的艰难探索过程,终于走上了公共卫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道路。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给中国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和现代化治理变革提供了一次前所未有的现实检验,充分彰显了“中国之治”的制度优势,但也同时暴露出市场机制在公共卫生领域的缺位错位问题。实现“政府-市场-社会”同框出镜、互补嵌入和重构个体化社会的公共卫生治理,是开创“中国之治”新境界的必由之路。     

清代嘉庆朝对青海藏族部落社会的治理研究

[提要]清初,对青藏藏族部落社会沿明制“因俗而治”,以顾实汗为首的甘丹颇章政权在与清政府的交往中相互试探,随着清政府较为得当的边疆政策,顾实汗最终臣服成为清政府在青藏藏族部落社会施政的代言人。至雍正年间平定罗卜藏丹津叛乱后,雍正、乾隆两朝通过参考少数民族习惯法而制定了相关政策法规对青海藏族部落社会进行治理,自此清政府逐步将其控制起来,并将之逐步纳入到自己的治理区域之中。嘉庆朝沿用上述政策,并依据青海藏族部落社会实情对其进行治理。此时的青海藏族部落社会,尽管也有因清政府相关政策与规定的实施而引发的一些矛盾,但基本处于较为稳定发展的状态。     

从“社区治理”到“小区治理”——反思当下社区治理的“合作—共治”模式之一

当下部分学者提出了社区治理的"合作—共治"模式,其宗旨是要构建"政府—社会"协商合作的社区治理体系。但随着"社区治理"向"小区治理"的纵深拓展,"小区治理"过程中出现的以业主大会、业主委员会、物业公司为代表的"市场"主体被忽视,造成了针对其监督的缺失。面对"小区治理"的"失效",以对"社区"和"小区"为不同治理背景的"服务品"提供方式的讨论为基础,必须将市场主体纳入"合作—共治"的社区治理模式,形成"政府—社会—市场"三者多元互动的"合作—监督—共治"的新型"大社区"治理体系。     

述论清代甘孜藏区的设治特点及演变状况

清代,中央政府视甘孜藏区为"内属区域",采取内地民族地区的管理方式,"流"(官)主"土"(司)从而实施统治。雍正初年,清政府划分川、滇、藏三地界线后,设立雅州府打箭炉厅,驻扎军队,派遣官员及将领,封土司委土目,施以管理。稍后,清政府设立三处粮台,粮务委员监控地方,加强统治。清末,清政府改土归流,废土司建官府,改造基层,拟建西康省,彻底"内地化"。清政府在甘孜藏区的设治特点及演变状况说明所谓"大藏区"是不存在的,中央政府依据藏区实际、沿袭传统,因俗而治,分区管理。     

明清时期国家权力于河湟边地的延伸

明清时期河湟地区随着卫所、郡县的设置、移民的涌入,其传统的族群结构发生了新的变化。中央政府一方面因俗而治,对藏、蒙牧区实行部族制、盟旗制,对土人、撒拉等族群施以土司制的统治策略;一方面则通过逐步加强汉人移民区及"熟番"地的军政控制,实现了中央王朝于此地界的政治主导地位,从而也使国家权力不断在河湟边地获得延伸。     

“三治结合”乡村治理体系的生成逻辑与实现形式——基于乡村振兴视角下“产权—治权”范式的分析

在市场经济背景下,基于乡村振兴的多维复合要求,从"产权——治权"的分析范式出发,在对乡村治理的现实基础、历史演变和案例总结的基础上,提出新时代"三治结合"乡村治理体系的形成客观上处于国家建构释放空间、市场发育提供导向及社会生长提供土壤的过程中,当前面对着乡村社会人才外流、资金短缺、产业效益低下等紧约束条件,低成本、高稳定性的"三治结合"乡村治理体系的生成逻辑体现在:需要构建具有产权可激励的治理主体、全要素股份合作的有机结构和政府、市场、社区三个面向的运行机制。以此有效把握"三治结合"乡村治理体系的主要特征及其运动规律,探索适应各地实际情况的具体实现形式。     

空间表征与象征秩序：桂西南壮族乡村治理中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重塑

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基础,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基层工程。少数民族地区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重塑,是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完善基层治理机制的内在需要。桂西南壮族地区传统文化与乡村治理的多维耦合空间,表征出“文化空间”“空间表征”“象征秩序”三个维度的空间生产特性。在新时代“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制度,“自治法治德治”结合的基层治理体系中,乡村治理中的个体实践能动性、内在价值动能性和社会互动礼俗性,诠释出了地方传统在乡村治理中的价值重塑效能。     

三治融合背景下村规民约的德治功能研究——以浙江何斯路村为例

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是党中央对基层治理的基本要求.村规民约作为非正式的社会治理制度,注重依靠道德力量教化和约束民众行为、规范民间秩序.德治作为乡村治理的道德伦理基础,是建立"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的关键.在当前乡村治理背景下,德治必须充分发挥村规民约的作用,以此融入现代价值体系...     

“群众会”工作模式：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层探索 ——以贵州省湄潭县金花村为例

创新农村基层社会的治理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贵州省湄潭县金花村在这方面树立了良好的典范。金花村以"群众会"工作模式为依托,保证农村村民的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四大民主权利;在组织机构上大胆创新,设立了"村支监"三委联合办公,有效实现了村民的自我监督;在治理主体上积极探索,吸引多元主体参与到农村基层社会的治理中,形成了多元共治的良好局面。金花村基层社会的治理经验为我国农村地区基层治理工作提供了一些启示,主要包括牢牢坚持农村基层社会治理中村民的主体和主导地位,积极探索将自治功能下沉到村民小组或者自然寨一级,以及充分发挥农村基层社会各类组织在基层治理中的协同作用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