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作《左传》"蓝本"的史实否定不了--再驳牛鸿恩之"驳议"

汉人一致称道 :孔子《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 ,亡国五十二”。这是考证孔子《春秋》的重要证据之一。所谓“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 ,是指孔子《春秋》之中有“弑君”之事三十六起 ,“亡国”之事五十二起。牛鸿恩《“弑君三十六 ,亡国五十二”考实》(载《聊城大学学报》2 0 0 3年第 5、6期 )一文 ,根据他自己给出的主观“界定” ,否定这一史实 ,并称笔者的“选题不具有学术价值”。牛先生不仅对笔者的研究成果表示不屑 ,而且从根本上否定孔子作《春秋》的历史功绩 ,实在“背于情理”。     

"孔子作《春秋传》说"辨议

“孔子作《春秋传》说”首见于清人张沐《春秋疏略》 ,再见于清人许伯政《春秋深》 ,三见于近人毛起《春秋总论初稿》 ,非始于姚曼波女士。姚曼波女士《春秋考论》的考证推论充斥着穿凿附会、武断臆测。     

清华简《系年》与《史记》称引“左氏《春秋》”考

《史记》称引“《春秋》”有记事古史、孔子《春秋》、公羊《春秋》和左氏《春秋》等不同情况,其中“左氏《春秋》”的全称当为“左氏《春秋国语》”,是一部具体描述西周春秋时期历史事件的古史著作,既非等同于今见《国语》,亦非等同于今见《左传》,而为两书所取材,亦为《史记》所援用。清华简《系年》为这一推断提供了启发和佐证。     

孔子“修《春秋经》”之说乃“乌有之谈”－－二驳牛鸿恩先生之“驳议”

牛鸿恩先生大作《厌弃〈春秋〉尊〈左传〉》 ,批驳笔者关于孔子作《左传》蓝本的观点 ,一口认定孔子“作《春秋》”是“修《春秋经》” ,说是“一经三传 ,都以为经为孔子所修 ,这是司马迁所已具备的观念”。这也是历代经生迂儒的传统习见。本文以一经三传的事实入手 ,证明“修《春秋经》”说 ,实乃“乌有之谈”。     

《左传》之"非礼"窥探

《左传》一书记载了自鲁隐公元年(前722)至鲁哀公十六年(前479)共244年间发生在鲁国及其他诸侯国中的重大事件。我们借助《左传》一书所载“非礼”之事,一方面可以了解春秋诸侯的僭越行为,从而更进一步了解“礼崩乐坏”的渐变情况;另一方面也可以窥探春秋及其之前的社会生活风俗。     

最完整的“十三经”

在北京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里,陈列着一组弥足珍贵的文化遗产,这就是久负盛名的“十三经刻石”,亦称“乾隆石经”。“十三经”指的是儒家的十三部经典著作,包括《周易》《诗经》《尚书》《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论语》《孟子》《尔雅》和《孝经》。     

再论孔子作《左传》蓝本--驳牛鸿恩先生之"驳议"

牛鸿恩先生大作《厌弃〈春秋〉尊〈左传〉》见《聊城大学学报》2002年1期),对笔者的“《左传》蓝本作于孔子”说,进行批驳。牛文不仅对笔者扣了“主观”、“轻率地相信”等帽子,而且给孟子及千古良史司马迁加上“圣化”“作伪”等罪名。事关学术之大是大非,笔者不能不辩。本文首先论列牛文的论点、论据及论证方法之谬误;其次,以史实为据,指出汉代名家硕儒所共同称道的孔子《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是孔子作《左传》蓝本的不可否定的铁证之一。     

《春秋宗朱辨义》与直书示义之书法

持比事属辞为研究视角,参考《朱子语类·春秋纲领》之论说,以《春秋宗朱辨义》为研究文本,考察张自超《春秋》学之原委,究竟如何宗朱。同时阐述即事可以显义,比事属辞可以观义以及以《经》治《经》,可以“无传而著”诸理念。上述观点,分两节阐说论证：一是“直书示义,予夺俱见”与朱子《春秋》学。拟从“但据直书,而善恶自著”之视角,凸显朱子《春秋》学之主轴,为后半幅论说提供学理依据。二是“据事之实,仍史之文”与《春秋》宗朱。朱子《春秋》学,或语焉不详,未臻完善;或疑似之际,有待辨析。张自超《春秋宗朱辨义》,既述且作,兼顾“宗朱”与“辨义”,往往于前修未密处,后出转精,以建构自成一家之《春秋》诠释学。由此观之,张自超著《春秋宗朱辨义》,堪称朱子《春秋》学之功臣。     

司马迁与《春秋》学之关系论

司马迁与《春秋》以及《春秋》学之间的关系是《史记》研究中必不可少的内容。《春秋》是司马迁撰写《史记》的文化范本,两者之间的关系集中在四个方面:其一,司马迁与《春秋》学的关系;其二,《史记》与“春秋三传”的关系;其三,孔子获麟一事对司马迁撰写《史记》有启示作用;其四,司马迁与“春秋笔法”的关系。上述四个方面拧结在一起,遂构成了司马迁与《春秋》以及《春秋》学的关系。     

《春秋》"三传"同异离合关系论略

汉代经学兴起以后,学者们围绕《春秋》和“三传”发生多次大的争议。除“三传”来历及其与《春秋》关系等基本问题之外,有关“三传”间异同、优劣的纷争更成为久而难决的议题。作者针对《春秋》与“三传”、“三传”（尤其《左氏》与《公》、《毂》）之间的关系问题,梳理了宋代以前的主要观点,认为“三传”同根于《春秋》,“三传”体制不同且大义有别,因而既不宜彼此优劣,更不能互相取代。     

《左传》叙事的解经意义

《左传》是《春秋》三传之一,对于解读《春秋》之“义”,它的价值在于,只有通过《左传》的叙事,才能了解《春秋》“事”的始终本末,进而探求“文”的“笔削褒贬”之“义”.     

《春秋》的"大义"与"微言"

春秋时代,诸侯争霸,“霸”即“伯”,即争当“诸侯长”。历史上,虽有孟子等儒者对春秋史事评价过低,但孔子作《春秋》记载春秋大事,对齐桓公、晋文公主盟之事给予了积极、正面的评价,并从这段历史中发现政治智慧与思想之光,以“大义”和“微言”形式总结其中的经验。“大义”主要有：“尊王”“尊周”,反分裂;“选贤与能”,天下为公;天下治理,“会盟”共商;倡仁道,鄙诈力等。“微言”主要有：“大一统”;“通三统”;“张三世”;新“夷夏”观等。《春秋》“大义”和“微言”都具有与时俱进的特质和价值,可以进行现代性阐发与转化：政治上,维护国家统一,反对国家分裂,推举贤能理政;文化上,促进文明交流与民族融合,维护文明延续发展与民族团结等,这些在当代都具有宝贵的借鉴意义。     

公羊“《春秋》新王”说辨正

欲明公羊家政治哲学的理论品性和思想建构,不可不明其“《春秋》新王”说。“《春秋》新王”说既是公羊学的基本内容之一,又在整个理论体系中处于统摄性的地位：它不仅直接指 向着作为王道新表现的“《春秋》之道”,且惟有以“《春秋》新王”说为核心,公羊学其他诸说（如“三世”说、“大一统”说、“通三统”说、“异内外”说等）才得以凝聚成为一个体系完备、结构井然的理论整体。同时,“《春秋》新王”说与“王鲁”说既内涵有别,又关系密切。惟有将此二说统合观之,并借助“王鲁”说,“《春秋》之道”才不会流于玄虚空言,从而为世人展示了一条天下如何由乱到治、王化如何泽被万物的切实之路。     

论杜预《春秋》学在《春秋》学史上的地位

汉代今古文之争的焦点是《左氏春秋》是否传《春秋》,这个问题始终没有解决。杜预《春秋经传集解》通过确定“正例”、“变例”以及《春秋》学传授系统,并著成《春秋释例》,构建了相对完整的左氏《春秋》学体系,使《左氏春秋》从一部史书变成解经的《春秋左氏传》,标志着古文经学取得了最后的胜利。同时,杜预构建的左氏《春秋》学体系,对后世《春秋》学研究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成为《春秋》学史上的一座里程碑。     

《程氏杂说》佚文考说

《程氏杂说》当为十卷,此书曾为宋人李明复《春秋集义》所征引。考李明复《春秋集义》引《程氏杂说》佚文凡十七条,其中可与刘绚《春秋传》佚文相较者有四条,而此四条文辞几乎完全相同,这充分证实了李明复所言“今世传《程氏杂说》首卷所载皆绚传”确非虚言。由于《程氏杂说》首卷所载《春秋》经解在当时被很多人误认为是“程解”,而此首卷又恰止于闵公二年,僖公以后全无经说。这可能正是导致程颐《春秋传》止于闵公这一误说产生的原因。《程氏杂说》佚文对程颐《春秋传》有两个重要作用,一是推广其义,二是补其未及。单从著述完成先后来看,程颐撰作《春秋传》应该还参考了刘绚《春秋传》,而不是相反。     

论杜预《春秋经传集解》(上)

杜预的《春秋经传集解》是《春秋》学研究的一个里程碑。其《春秋序》是对以往《春秋》与《左传》研究的理论总结和整理,其“经”、“传”合一使《左传》成为真正意义上阐释《春秋》的著作。杜预在集解集中阐发了他的哲学、政治思想。     

论《史记》"虽背《春秋》之义"

鲁迅在其所著《汉文学史纲要》第十篇《司马相如与司马迁》中 ,盛赞司马迁《史记》为“史家之绝唱 ,无韵之《离骚》”。这个评语 ,精湛切要 ,得到广泛认同和传诵。但史迁之著 ,在动机、效果、笔法诸方面 ,都涉及一系列深刻的矛盾。只有正确地分析和解决这些矛盾 ,才能有效地探求《史记》的著述目的和“一家之言”的确切内涵。而要探究这个问题 ,鲁迅所云“虽背《春秋》之义” ,是一个无法回避的前提。本文试以《春秋》笔法为参照 ,稽诸前修时贤所论 ,对《史记》作一个特定角度的再考察     

“王者之迹熄而《诗》亡”申述

孟子所谓“王者之迹熄而《诗》亡”即西周之礼乐制度崩而《诗》亡。孟子以王道一统天下为政治理想,所以他强调孔子作《春秋》是秉承了《诗》之礼乐血脉,《春秋》所叙即为“天子之事”,这也就是他说“《诗》亡然后《春秋》作”的深层用意。     

尹洙《五代春秋》对《春秋》书法的继承

尹洙的《五代春秋》是宋代史学模仿《春秋》书法的代表。一方面,《五代春秋》在书法形式上效仿《春秋》义例,主要包括以王纪年、一字寓褒贬、常事不书、讳书和书义理之实五种;另一方面,《五代春秋》在思想上继承了《春秋》大义,主要包括＂正名＂、＂正统＂、＂尊王＂和＂攘夷＂四点。     

从春秋大义看君臣关系——杨树达先生《公羊传君不使乎大夫解》质疑

杨树达先生《公羊传君不使乎大夫解》一文萌芽于《春秋大义述》,成文于《积微居小学述林》,该文误解了《春秋公羊传》“君不使乎大夫”的意思,从而遮蔽了君臣关系的“春秋大义”。这种误解根源于对《春秋公羊传》义例关系的忽视,《公羊传》将《春秋》经中“使”字的用法当作一个凡例来解释,而杨先生却只把它当作一般的字来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