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科融合视角下山水画与山水诗比较研究

山水诗与山水画自古以来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语文和美术教学中厘清二者关系，对于学生进一步了解诗与画有着重要意义。山水诗的出现使“山水”成为独立的审美对象，山水画脱胎于山水诗，而又在山水诗写作时代结束后，作为中国画科的重要一支愈发成熟芳香，因其不带功利性的对自然山水的描摹而流传至今。二者兼具自由性，艺术美高于自然美，并在情...     

中国山水诗的咏叹

中国山水诗萌芽于《诗经》与《论语》的某些章句,功能是为了诗的起兴。汉武帝的《秋风辞》,曹操的《观沧海》等已得山水诗的雏形,到六朝已形成玄言诗与山水诗的固定形式,并流传有序,历代继承下来。晋有陶渊明;南朝宋有谢灵运,齐有谢;唐代李白的豪放、王维的禅悦是中国山水诗的顶峰;宋代苏拭的清雄,陆游的苍凉;至元已觉局面狭窄,引起山水画家诗的勃兴;明清的山水诗境界狭小,部分折射唐宋,满足其感情世界,明代李攀龙、清代吴梅村和王世正各有建树。因山水而造就了的历代诗人,又引起对山水诗的咏叹,本文并探讨了这些山水诗的美学特征。     

古代山水诗的审美构思心理研究

中国人乐山、乐水。“崧高维岳,骏极于天”(《诗经·崧高》);“河水洋洋,北流活活”(《诗经·硕人》)。江山多娇,山水自然奇观荡涤人的情怀,慰藉人的心灵,也激励人的心志。对山水自然生命意蕴的感悟,不但促使中国诗人写下了丰富繁茂和绚丽多采的山水杰作名篇,而且产生并形成了博大精深、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的山水诗审美思想体系,其中尤以有关山水诗的审美构思心理思想内容饶有特色。如果说山水诗是中国古代诗苑中的一枝芬芳馥郁的奇葩的话,那么山水诗的审美构思心理思想内容则是构成中国古代山水诗审美思想理论大厦的重要基石。     

无我之境与王维山水诗

无我之境是中国特有的诗歌理论,它最能体现中国诗歌的艺术精神,是诗歌创作的最高境界;王维在总结和提升前人的创作经验的基础上,凭借自身的审美情趣和艺术天赋,采用以物观物的审美观照方式,创造出大量优秀的山水诗。这些山水诗达到了无我之境,代表着唐代山水诗的最高成就。     

唐代山水诗论纲

山水诗是唐诗的一大类别，是唐诗里最有光彩的篇章之一。本文将循沿时间流程，纵向考察唐代山水诗的代表作家以及山水诗在唐代不同历史阶段的美学风貌和演化原因。初唐时期的山水诗，数量应木算太少，作者面也较广，像唐太宗李世民、初唐四杰、宫廷文人杨师道、上官仪、沈桂期、宋之间等都写有山水诗，但总体艺术水平要比盛、中唐差一大截。该时期山水诗的基本特质是：承南朝山水诗之余风，能逼真生动地描山绘水，所写景物大多色彩明艳、亮丽，但往往只是形似而缺乏情思；有些诗虽揉入了情思，但景物与情思未能有机融合；有些诗虽有佳句而无…     

中国山水诗的产生与永嘉山水

先秦两汉是中国山水诗的孕育期。《诗经》中已经出现描写山水景物的诗句。《楚辞》中山水景物的句子大大增多;渐趋于具体;景与情进一步契合交融;借景物以象征自我心志和人物、事件。汉代赋体的景物铺叙更加细致,更加具象化。魏晋则是山水诗的催生期。曹公父子感怀、宴游、游仙诸诗标志着山水诗阵痛的到来。文章认为魏晋时期中国山水诗有三大催生因素：江南明媚秀丽的山水景物诱发了诗人的灵感;隐逸、隐居山林之风盛行;五言诗的日臻成熟。而山水诗最终完成于谢灵运的永嘉山水诗,其特点是将山水作为自觉的、直接的、特定的审美对象,将山水情化诗化,而又极貌写形、刻画入微。     

何绍基山水诗论略

近代宋诗派中坚人物何绍基的山水诗不仅代表了他诗作的最高水准,而且也是近代宋诗运动实绩的证明。何氏的山水思悟诗、归隐诗、学艺诗和游闲诗体现了他“雅正”的文化人格和“不俗”的诗学主张。何之山水诗人诗合一,思深情浓,艺法狡狯,各体兼备,风格多样,但总体游离于近代山水诗寄寓政治情怀的主流方向。     

审美的力度：当代中国自然山水诗写作的得与失——以车延高华山诗为个案

自然山水诗的写作是当代中国诗歌思潮的一种重要走向,人类所处自然生态环境的恶化导致诗人们开始关注除人之外的自然对象,然而以车延高为代表的抒情诗人并没有在自己的作品里表现出深厚的生态意识,而只是将自然山水当作一种审美的对象。其诗以观察自然、发现自然、探索自然中的自我、人文与哲学意识成就了审美的独立性与创造性,正是这种审美的力量造就了其华山诗诗意的独到高远。然而如果能够将审美之维与生态之维相结合,则可以让当代中国的自然山水诗写作上升到一个全新的境界,对世界自然山水诗的写作也将是一种贡献。     

谢灵运山水诗的审美创新论略

谢灵运作为时代美学思想变迁的敏锐感受者,是第一个在诗里用全力刻划山水的人,完美了诗歌的艺术表现力。他的山水诗创作是中国诗歌史上最为成功的美学实践之一。谢灵运在山水诗领域所展现的审美特质与运思模式对中国的山水诗史产生了深刻影响。     

山光水色与诗人——谈中国山水及山水诗人

从中国山水与山水诗人的密切关系入手,追述了山水诗的形成与发展历史,以及诗人在描绘自然山水的同时,渗透出来的主观情感、诗的意境和审美价值.     

春天的诗，生命的诗——关于生态文艺批评三题

生态文艺美学思想不仅要研究人与自然关系的狭义理解，而且要“研究人与自然以及人与社会和人自身处于平衡的审美状态”的广义的理解。从自然生态到生命生态、心理状态，春天的诗交融着自然、生命、人性、文化，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我等关系上形成了一个动态和谐的生态审美存在。     

论沈约的隐逸诗与游仙诗

隐逸诗与游仙诗作为两类特殊的抒情诗,在抒发诗人内心的苦闷忧愁与对现实社会的不满方面具有相似的特征.沈约的这两类诗歌,从创作数量上看,前者多而后者少;从诗中所反映出来的情感倾向看,前者真诚深情,后者淡漠信疑不定.而这种不同是与隐逸、游仙本身的特征以及时代的发展、人们认识水平相关联的.     

论唐人边塞诗中的音乐诗

唐朝包容,汉音胡乐中外文化交响共融,唐朝激扬,士人争去边塞建功立业,如此,就产生了边塞诗中独张一帜的音乐诗。这些音乐诗或描绘边塞征战场面,表现战斗的气势和护国卫家的思想;或表达浓重的反战情绪,抒写思乡之情和闺怨之念;或描摹边地风光,记录边地人情,以其独特的思想内涵和表现手法,在泱泱唐诗大国中占据了重要一席。     

诗人行吟贬谪路——古诗词文化解读

"诗言志",中国封建时代的文人,怀着"匡时济世"的政治理想,有一部分人走进仕途为官从政.他们在官场政治斗争中艰难地周旋,一旦遭遇贬谪,他们的思想情感也同时遭受重创.我们可以通过分析这些文人的诗词,了解遭贬文人的人格变化、情感起伏及儒、道、释思想作用的程度.     

论宫体诗对七言诗的影响

宫体诗人在参与五言诗律化的基础上，通过大量七言诗的创作，对七言诗的体制进行了积极的改造：促使七言古诗形制定型，确立了隔句用韵、起句入韵、自由换韵、平仄韵错用的体制，为初唐诗人所沿用；创作出基本合律的七绝，后期的宫体七绝已基本符合平仄交错、对立、相粘的规则；并创作出接近后代律诗要求的七言八句作品，是七律的雏形。宫体七言诗为初唐七言各体诗歌的成熟与定型奠定了基础。     

论“凯乐体”战争诗及边塞诗

鼓吹乐曲本身具有军乐属性,其在出征命誓和还师凯旋两种重大军事仪式场合的礼乐应用,促使了魏晋以来命将出征、庆贺胜利等诗篇的生成,直接催生了"凯乐体"战争诗的生成。"凯乐体"战争诗及边塞诗,应用于出征则极力宣扬出战必胜的威仪,应用于凯旋则颂扬军威国威告捷献功。这类作品长期以来被当作歌颂侵略的非正义作品加以批判,是忽视了其"凯乐体"文体特征的内在书写要求。     

被遗忘的诗——《你没读过的诗》序言

《你没读过的诗》以贤孙望先生所编《战前中国新诗选》一书为范本,吸纳近年来新诗文献整理方面的最新成果,试图为读者提供耳目一新的新诗选集.诗集所选为1949年以后在中国大陆未经收集整理及公开再版的民国新诗作品,这些作品均为值得记诵,应当传世,但却未经有效传播,长期遭到埋没的优秀之作.     

“诗言志”的现代诗学价值?

“诗言志”的思想是在上古丰富的诗歌创作实践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是对当时诗歌的理性总结。诗学史上对“诗言志”理论的理解有一个不断丰富的过程。由重志到重情,再到情志并举,体现了古代“诗言志”思想发展的过程。“诗言志”在今天仍有积极的诗学价值：首先写诗要解决言什么样的志,抒什么样的情的问题,这是诗歌写作是否有意义和有价值的根本问题。其次要清楚诗歌以什么来言志抒情,诗作者要有丰富的生活积累和深厚的艺术修养,要在品格修养、生活修养和艺术修养三个方面下功夫。再次要懂得诗是神圣的,诗歌的节奏性和音乐性,是远古诗歌产生之初神圣性的符号遗存,它们是诗歌最原初的质素,因此对诗歌要有敬畏感。诗言志既要学会能俗能雅,还要善于向其它艺术学习。     

城市与诗--北京大学第六届"未名"诗歌节圆桌论坛实录

“城市与诗”是一个相当有意思的话题。在一定意义上，世界范围内的现代诗歌的产生与城市的迅猛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中国新诗也不例外，真正具有现代意识的汉语诗歌写作是在城市的催发下出现的，虽然现代化并不等同于城市化。这里引发的一些话题包括：城市进入诗歌以后，为诗歌的经验方式、审美方式、表达方式等带来了哪些变化？城市与乡村的对峙与纠结，给现代诗歌美学的建立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等等。 显然，谈论“城市与诗”绝非仅仅为了一种狭隘的基于题材的命名和确认（譬如“城市诗”）。尽管城市的确赋予了诗歌写作某种全新的视野、题材、意象乃至境界，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文化（文明）意义上的城市、作为人的生存境遇的城市，对于诗歌究竟意味着什么？有目共睹的是，随着城市化进展的持续加速，在给人类生存不断带来新的机遇和挑战的同时，也使得诗歌写作不断遭遇新的课题。 我们期待着更多的人关注和探讨这广话题。[编者按]     

论聊斋诗

康熙诗坛,王渔洋一度提倡宋诗,形成了＂宋诗热＂,从而发生了＂宗唐＂与＂宗宋＂的激烈论证。在这种背景下,聊斋诗受宋诗的影响更大,带有宋诗艺术色彩的＂真＂是蒲松龄的诗学思想。在宋诗的影响及诗学思想的指引下,聊斋诗在艺术上颇具特色。表现在写作手法上讲求＂以文为诗＂、善用典故;情感抒发上注重＂真性情＂的自然流露,诠释了对＂真＂的审美追求;艺术风格立足于诗歌体裁与题材的不同,呈现出多样化特点。这种艺术风貌与王渔洋所提出的＂神韵说＂截然不同,有着多方面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