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居民财产性收入提高的对策研究

进入21世纪以来,湖南省居民收入快速增长.虽然湖南省居民财产性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重不高,但是它的增长速度已超过工薪收入的增长速度,成为湖南居民收入新的增长点.然而受经济转型和城乡二元结构等诸多因素影响,居民财产性收入分配中仍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矛盾和问题.要提高湖南居民财产性收入,应当采取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规范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等对策.     

浙江居民财产性收入的实证研究

如何让群众在劳动中积累的财富成为收入的来源是当前社会关注的焦点。研究表明,虽然浙江居民财产性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重不高,但是它的增长速度超过工薪收入、经营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的增长速度,并且在总收入中的比重不断提高,已成为浙江居民收入新的增长点。浙江居民财产性收入连续多年居31省区之首,财产所有权制度的改革、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强烈的投资理财意识和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是浙江居民财产性收入稳步提高的主要因素。同时,针对浙江省省情提出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规范资本市场等六条对策建议。     

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保障低收入群体的财产性收入

保障低收入群体的财产性收入,有助于改善城市低收入群体生活贫困的状况,扩宽城市低收入群体的就业途径和方式,调整城市低收入群体的收入结构和消费模式。当前我国低收入群体财产性收入增长的不均衡性日益凸显,财产性收入比重依然较低,收入结构性矛盾突出,低收入群体的理财知识缺乏,投资风险意识薄弱。鉴于此,要加大风险教育,提高低收入群体才投资的风险意识;进一步完善低收入群体的社会保障体系,创造条件增加低收入群体的财产存量;进一步完善相关法律体系,创造条件保护低收入群体的财产性收入;积极拓展低收入群体财产性收入渠道,创造条件增加低收入群体的财产性收入。     

论“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的途径及意义

"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是党的"十七大"关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一项具有重要创新性的内容.不断提高农民收入、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逐步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拓宽投资渠道、提供公平的政策环境,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居民家庭财产性收入增长的实现路径

财产性收入是指通过资本、技术和管理等要素在社会生产和生活中所产生的收入,它是城乡居民家庭总收入构成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国居民家庭财产性收入增长呈现财产性改入比重偏低且增速缓慢,来源虽趋多样化但收益风险性偏高的特征。可通过增加居民的劳动收入以提高居民财产积累程度和增强居民的投资理财能力使其财产得以保值增值等途径促进居民家庭财产性收入的增长。     

“外快”倍增折射南京人投资意识觉醒

今年一季度，南京居民家庭从股息红利、房屋出租等投资获得的财产性收入为人均76．53元，同比增长113％，对家庭总收入的贡献率为4．5％，大大超过长三角16城市平均增长35．6％，占居民家庭收入的比重为2．4％的水平。进入2005年，南京人财产性收入等“外快”收入增长速度领跑长三角，折射南京人投资理财意识开始觉醒。     

关于我国居民财产性收入的几点认识

当前我国在居民财产性收入快速增长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如居民财产性收入增长波动幅度大、财产性收入在居民收入结构中占比很低、在不同收入群体中财产性收入增长不均衡,以及财产性收入增长如何影响居民消费等.对此,应确立以下几点基本认识:我国居民财产性收入将在较长时期内保持增长态势;财产性收入将成为我国居民收入的重要来源;居民普遍获得财产性收入有助于缩小收入差距;居民财产性收入持续增长有利于扩大居民消费需求等.确立这些基本认识对于促进我国居民财产性收入的持续增长与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增加群众财产性收入”的伦理意蕴探析

增加群众财产性收入的命题体现了重要的伦理价值,包含了丰富的伦理意蕴.马克思主义要求社会主义应该努力增加群众的财产性收入.群众一切符合正义原则的财产性收入即为其应该增加的财产性收入;群众一切通过不正义手段而增加的财产性收入不应该增加.财产性收入相对于自由的实现具有重要的工具性价值,所以增加群众的财产性收入有助于人们实质自由的实现;群众的财产性收入只能在自由的实现中实现.     

贵州农民土地财产性收入研究

财产性收入已经成为我国城市居民收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广大农民来说，财产性收入在其收入中所占比例虽然较小，但其增长迅速、发展潜力大。而土地财产性收入在农民财产性收入中占有较大的比例，在贵州这样的欠发达省份，探索增加农民的土地财产性收入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本文通过调查分析研究贵州农民土地财产性收入的现状，并和全国以及我国发达省份地区农民的财产性收入相对比，力图探索提高贵州农民土地财产性收入的途径。     

财产性收入与贫富差距——基于城乡收入差距视角的实证研究

财产性收入的增加势必对我国的居民收入和贫富差距产生深远的影响。文章通过财产性收入的增加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发现目前财产性收入并不是导致城乡收入差距的主要原因。但是,财产性收入迅速增长必然会对贫富差距产生影响,政府应当加强政策设计使得随着财产性收入的增加逐步缩小贫富差距。     

江苏农村居民收入差距问题的一个分析视角：基于要素角度的分析

江苏农村居民收入最近几年虽然保持稳步增长的态势,但伴随收入增长的是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从要素收入的角度出发,以江苏2005年农户层次的调查数据为基础,对农村居民收入按收入来源进行重新划分,运用基尼系数及其分解方法,考察资本、劳动、土地各要素收入以及转移性收入对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由于劳动力报酬的差异,工资收入对农村居民收入差距起到了重要作用,地租收入作为一项新兴的收入来源,也对农村居民的收入差距发挥了重要作用。     

增加居民收入的主观能动性思考

历史地看,居民受教育程度、劳动素质和技能的整体提高,以及劳动收入占比偏低的现实,使增加居民收入具有可能。从合法视角考察,居民收入初始差距源自劳动差异形成的劳动收入,决定性差距源自劳动积累节余资本化形成的经营性和财产性收入。这表明,劳动者只有不断提高自身劳动素质和技能以及理财能力,才能可持续性地增加收入。从主观能动性角度思考,为可持续性地增加收入,居民应努力争取就业、积极自主创业、积极投资理财。     

“一切合法的劳动收入和合法的非劳动收入”浅说

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 :“一切合法的劳动收入和合法的非劳动收入 ,都应该得到保护。”长期以来人们形成一种不准确或不切实的概念 ,似乎凡劳动收入都是合理合法的 ,凡非劳动收入都是不合理、不光荣的。甚至把一切非劳动收入与剥削连在一起。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的理论认识和方针政策不断与时俱进 ,发生变革。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提出 :“确立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求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 ,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通过多种分配方式获得的收入 ,依然可分为劳动收入与非劳动收入两类。文章对合法的劳动收入与合法的非劳动收入 ,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影响苏北地区居民间收入分配差距的制度因素

苏北地区居民收入差距,主要表现为城镇居民间收入差距、农村居民间收入差距以及城乡居民间收入差距。有些差距的存在是合理的,但有些不合理的差距却是应该努力避免的。缩小差距的对策是:建立以个人所得税为主的收入分配调控体系以调节收入差距;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以增加弱势群体的收入;建立社会监察体系以取缔非法收入;多途径增加农民收入以缩小苏北地区城乡居民间收入差距。     

个人所得税管理及其改革与完善

现行个税分项计征不合理 ,按月计征不科学 ,税前扣除项目不公平 ,公民纳税意识薄弱以及个税法操作性差等。为此 ,应完善个税立法 ,建立统一的个人银行账户加强对个税的监管 ,完善个税法律机制     

调整经济结构 增加农民收入

近几年来，农民收入增长减缓已成为国民经济发展中的突出问题。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是农业和农村工作的一项长期任务。对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是增加农民收入的根本途径。调整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应以科技进步为支撑，培育和完善农村市场体系，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加快小城镇建设，加大对农业的支持和保护力度。     

发达地区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家庭收入效应——基于山东潍坊的调查

基于2008年山东省潍坊市的农村家庭住户调查数据,构建一个半对数模型对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家庭收入效应进行实证检验,研究表明：发达地区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数量与受教育水平有助于提高家庭总收入,非农经营活动对家庭收入影响最大;劳均耕地面积与农村家庭总收入之间成U型关系。其结论的政策含义是：提高农村家庭收入水平,关键在于政府普及农村教育培训;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和产业政策,促进农村劳动力个人创业和非农就业;逐步开展农地流转,实现农业规模化经营。     

试论当前收入分配秩序混乱状况及其对策

现阶段社会收入分配秩序出现了一些严重问题:如行业垄断问题,官员贪污腐败问题,灰色收入问题,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问题等等。导致了目前收入分配领域秩序混乱局面。收入分配差距过大,超出大多数社会成员的承受能力,利益摩擦和社会矛盾也就不可避免。对此,笔者提出构建新型公平收入分配关系的思路,以期达到互助共享、平等共富的目标。     

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因应——来自全国29 个省市的经验数据

基于1995~2006 年的统计数据,对我国29 个省市的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理论分析表明,农村劳动力向城镇的转移是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因素,城乡收入差距也是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影响因素,二者互为影响。实证分析显示,农村劳动力转移是城乡收入差距的原因,城乡收入差距也是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原因,二者互为因果。鉴于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城乡收入差距所发挥的积极效应,应着力促进农村劳动力的合理转移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同时,鉴于农村劳动力转移既受到非农收入边际效用的影响,又受到非农收入成本率的影响,为促使农村劳动力的合理转移,既要提高非农收入的边际效用,又要降低非农收入的成本率。     

户籍制度对劳动力转移制约的分析

劳动力转移服从成本—收益原则,劳动力跨区域转移遵循的基本法则是迁入地收益应大于迁出地收益和迁移成本之和。根据这一基本法则考察我国传统经济体制和中国市场化改革中的劳动力转移,可以发现二者的区别:在传统经济体制中劳动力转移主要表现为行政转移型,劳动力转移困难且劳动力资源配置的低效率;在中国市场化改革中,劳动力转移模式逐步转变为自主转移型为主,但以户籍为首的制度体系的存在,形成了劳动力转移的障碍,加大了劳动力的转移成本。对此,应从完善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出发,进一步深化劳动力流动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