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佘祥林案”到“赵作海案”看我国的刑事证据制度

最近发生的＂赵作海案＂堪称＂佘祥林案＂的翻版。发生在当今法治社会的两起如此相似的冤案引发了各种争论,也集中体现了我国刑事证据制度中存在着有罪推定、非法取证、重口供轻证据等诸多问题。在发现这些问题并探究其背后原因的基础上,完善我国的刑事证据制度,以避免类似冤案的再度发生。     

“疑罪从无”的当代命运与规则要义

旨在人权保障的“疑罪从无”原则在司法实践中屡屡受阻,而“疑罪从轻”的判决却比比皆是.“疑罪从轻”备受指责,被认为是冤案的祸根.事实上,诸如赵作海等案件中“疑罪从轻”与冤案的发生并没有必然的联系.既然赵作海等冤案的从轻判决是法官在明知其无罪下的无奈选择,应对之策只能是:尊重司法规律,还权于审判法官;建立判决说理机制,保证法官面对“明显疑点”案件时能够果断作出无罪判决.     

"赵作海案"深层症结的理性分析

"赵作海案"反映了刑讯逼供、司法配合有余而制约不足以及刑事辩护软弱等诸多制度弊端,其中刑讯逼供并非欲禁不能而是能禁不欲。在现有制度运行背景下,突出司法机关的相互制约作用要比单纯取消"配合原则"更具价值;刑事辩护不是刑事诉讼中的点缀,强调刑事辩护权对于保障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与维护司法公正都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     

刑事政策的司法应用

根据基本法理的严格意义,刑事政策很难作为刑事司法中的直接标准由司法者加以应用.这是由司法机关的地位决定的.但是,法律的相对确定性,为刑事政策在刑事司法的直接应用留下空间——刑法的解释.我国的司法解释体制将司法解释者与司法者和办案者进行了区分,即解释者不直接办案,直接办案者不能作出有约束力的司法解释.然而,办案者仍然存在解释空间,在这个空间里应用刑事政策.不过,不能因为要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和罪刑相适应原则,而牺牲罪刑法定原则与法治原则.在法律范围内直接应用刑事政策,虽有空间但余地不大.刑事政策主要靠立法实现.     

我国刑事和解适用中的问题及其对策

近年来,我国一些省市逐渐采用刑事和解来办理一些特定类型的刑事案件.目前我国试用的刑事和解并没有一个具体的法定程序可遵循,这就使司法机关对刑事和解案件的处理有充分的自由.实践中司法机关为了快速结案,难免会做出一些违背刑事和解宗旨的行为.因此需要加强对刑事和解的过程予以监督.     

刑事和解制度的实践困境与破解之道

刑事诉讼法修改后,刑事和解制度的实施现状与预期有较大落差,其直接原因是立法失误及推动和解动力源的变化,深层原因则是对某些刑事和解理论的误读。重新解释刑事和解的本质及经济赔偿的本意,对刑事和解价值目标进行合理分流,确立公安司法机关之外的有权威的和解主持者,正确认识经济赔偿的差异性并确立赔偿的指导基准,建立补充性的国家代偿机制等将有助于刑事和解走出实践困局。     

民族地区刑事法治的证成与实现

民族地区的刑事法治的差异化作为一种现象在我国一直存在,民族地区的法治在刑法领域的证成具有现实意义。我国具有实行“民族地区刑事法治”的必要性与可行性。我国“民族地区刑事法治”的实现主要依赖民族地区的刑事习惯法。民族地区的刑事习惯法可作为限制入罪的重要参照,并通过刑事和解在量刑上得以实现。     

试论中国刑事和解制度之构建

当前我国司法改革的进程中。刑事和解制度的构建显得意义重大而迫切：刑事和解能使被害人主体地位得到提高,从而实现被害利益的积极修复与回归;刑事和解能使司法机关获益,从而能改善刑事司法程序运转的整体效果;刑事和解是中国司法与国际接轨之必要,也是刑罚轻缓化的必然选择。本文对我国刑事和解制度构建之必要性、制约因素及其今后出路等领域进行了研究和探讨。     

刑事和解的价值解读

刑事和解,作为近年来刑事纠纷解决的新趋势,它是20世纪70年代西方国家的司法改革者提出的一种新的刑事司法理念.近年来,它引起了我国许多学者的关注,尤其是构建和谐社会、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等口号提出后,对刑事和解进行研究,更显得意义重大.     

和谐社会建设与刑事检察政策的调适

构建和谐社会是我国新时期的重大战略任务,对我国的法治理论和实践提出新的要求.作为刑事政策重要组成部分的刑事检察政策,必须适应和谐社会建设的进程,进行合理的调适.     

刑事和解的理论基础与制度构建

刑事和解是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重要改革措施，各地司法机关对刑事和解的实践探索亟需立法支撑。在借鉴外国恢复性司法理念的基础上，全面分析并论证我国刑事和解的理论基础，并在比较各种制度设计方案的基础上，对我国适用刑事和解的案件范围与对象、适用条件与原则以及完善刑事和解的配套机制提出了立法建议，以期为刑事和解制度提供充分的立法依据。     

锚定效应对刑事冤案的影响--以“念斌”案为样本

锚定效应是导致法官认知及行为偏差的重要原因,如果不能有效减少这类偏差,也就不可能真正降低刑事冤案的发生率。这个重要但是研究几近空白的领域,对冤案的发生有着不容忽视的影响。文章根据“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办”的分析思路试图对锚定效应的相关理论概念、发生机制和如何减少锚定效应的负面影响进行了探讨,并对未来法学与心理学相结合的研究方向作了简要阐述。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科学内涵与精神理念研究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我国顺应社会形势发展,在刑事领域内作出的政策性安排,它标志着我国法治文明的进步和刑事法治的完善。这一刑事政策是我国刑事司法领域中刑事运作的重要指导和精神理念。深入研究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科学内涵及其精神理念等问题,对于推进我国刑事法治建设和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论与自杀相关的网络杀人案件刑事规制

随着互联网的广泛应用,网络自杀现象日益突出,其频繁发生也引起社会各界对与之相关的网络杀人行为的关注。为探析对网络杀人进行刑事规制的理论基础,本文在对其犯罪性质进行分析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现有法律规定并参考国外经验,论述了对网络杀人的刑事规制的合理性及可行性,并提出充分利用现有法律资源对其进行规制的建议。     

我国刑事被害人权利保护在执法上存在的缺陷及其完善

目前,我国刑事被害人的权利保护状况已得到了很大的改善,然而,在执法实践中公安司法机关对被害人权利的保护仍存有许多缺陷,包括立案、侦查直至审判、执行等诉讼环节都还有系列需改进之处。针对执法之现状,我们必须采取有效措施去加以完善。     

论佘祥林规则

广为人知的佘祥林冤案,折射出我国当前刑事司法的弊端:缺失司法公正理念,不当行使司法权力,刑事法律制度不健全.以佘祥林案为戒,借鉴美国的米兰达规则,构建符合我国国情的佘祥林规则,对于我国的刑事法治是具有重要意义的事情.我们初步设计的余祥林规则为:尊重和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权;实行无罪推定,告知犯罪嫌疑人在讯问时有权保持沉默;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更多权利,实现司法正义.     

论我国刑事诉讼中的司法审查——以侦查中的强制性措施的司法审查为例的分析

刑事诉讼程序包括刑事审前程序和刑事审判程序及执行,刑事审前程序包括刑事侦查程序和刑事起诉程序.刑事诉讼中的司法审查主要是指司法机关对侦查措施的事前审查.我国刑事诉讼中的司法审查的立法及实践的发展过程,反映了我国刑事程序法治发展的进程,体现了国家法治发展的水平.1979年制定的刑事诉讼法经1996年和2012年两次重大修改之后,虽然其他相关制度和程序均有显著修改、完善,但刑事诉讼中的司法审查,变化却十分有限.深入研究我国刑事诉讼中对侦查措施的司法审查制度的完善问题,除了加强、完善关于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的司法审查,还需要研究增加关于涉案财产查封、扣押、冻结等措施的司法审查.     

和谐社会建设与刑事检察政策的调适

构建和谐社会是我国新时期的重大战略任务，对我国的法治理论和实践提出新的要求。作为刑事政策重要组成部分的刑事检察政策，必须适应和谐社会建设的进程，进行合理的调适。     

从刑事冤假错案的发生看法治人格构建

刑事程序法的完善和严密是遏制和防范冤假错案的基本主张和一贯路径,也是我国百余年来追求现代法治的基本轨迹。然而,中国近现代的法治实践表明,不断地建章立制和严密法网并不能产生预期的法治效果,在刑事领域甚至还频出惊人的重大冤假错案,而这些冤假错案几乎件件都与司法者的不当行为有关,源于法制不完善者很少。我国刑事冤假错案的频发,与我国法治建设中因忽视人的要素而导致法治目标工具化和法治非道德化有关。西方法治经历了对宗教祛魅并将宗教人格精神引入法治理性之中的过程。我国应当对传统儒家伦理进行祛魅,承继其人格精神的理性成分,以作为我国构建现代法治人格之借鉴。     

刑事诉讼文明视角下刑事冤错案件的纠防

刑事冤错案件是刑事冤案和刑事错案的简称,突出强调的是我国刑事错案往往以刑事冤案的形式来表达。刑事诉讼文明是刑事诉讼程序实施过程中体现刑事诉讼进步和开化状态的标志,是刑事诉讼理念文明、制度文明、行为文明和载体文明的总和。在刑事冤错案件纠防的理论和实务中,很有必要导入刑事诉讼文明的相关理论和思维模式,牢固树立正当程序理念、切实贯彻人权司法保障制度和严格规范侦查讯问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