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萧红乡土“抒情”小说创作比较

沈从文和萧红的抒情小说创作在现代文学史上独立新帜,又有各自的特点。作为抒情小说,他们的作品都具有浓郁的抒情性,淡化冲突和情节,并且放慢了叙事节奏。但在沈从文的笔下,我们更多的看到的是人性美好的一面,而萧红笔下的世界则让人触目惊心,这点也表现在了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在作品中流露的情感,沈从文的显得平和、从容、含蓄,而萧红作品中的情感则激烈、外露一些,他们对笔下世界的不同情感关照同时也表现在景物的描写上。虽然有这许多不同,但两人的作品都贯穿着现代乡村的“常”与“变”。      

《生死场》的重新阅读与萧红文学史评价再阐释——对萧红文学史写作的一种思考

《生死场》作为萧红的成名作,文学史上一直被当作“抗日文学”题材的小说进行阐释。当我们重新进入《生死场》的文本世界的时候,发现了一个与所谓的文学史阐释之间的差异。在这个文本中,萧红对于女性身份过分关注,并用自己的生命体验和情感体验进行文学书写。在小说的书写过程当中,她对男性的权力话语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因此,重新进行文本的阅读,并进而对萧红的文学史评价作新的梳理和阐释,就显得非常有意义而且有必要。     

辗转在“漂”与“游”之间的精神独行者漂泊意识对萧红小说创作的影响及其形成动因

纵观萧红的一生,漂泊是她无法逃脱的命运,漂泊感也就成了她终生化解不开的情结.由此产生的漂泊意识浸润在她众多的作品中,成为她表现生活的独特视角,因而成就了萧红小说在女性文学史乃至现代文学史上无可替代的独特地位和恒久的艺术魅力.究其形成的原因,又是与萧红童年的生活环境、所处的文化背景以及民族危机紧密相关.本文就是从以上三个方面具体阐释漂泊意识与萧红小说创作的内在联系.     

萧红散文的“越轨”叙事

萧红小说具有诗化、散文化特征已是研究界公认的结论,其散文的"小说化"却少有人论及。本文以叙事学理论方法,从散文叙述的时间性、人物形象刻画和叙述人称三方面,重点分析了萧红散文的代表作,阐述了鲁迅对萧红创作"越轨的笔致"评价中所包含的"文体无意识"内涵,指出应避免因文类划分而割裂对萧红创作风格的整体探究。     

乍暖还寒——“平凡的世界”现象与“重写文学史”

"平凡的世界"现象由读者、体制、学术界三种不同力量的不同态度构成,成为中国当代文学史上一个独特的存在。究其原因,1980年代"重写文学史"思潮中,文学"去政治化"的追求、受西方中心论和进化论史观支配的文学史观、对《平凡的世界》艺术价值的低估都参与了这一现象的形成。近年来,随着"重写文学史"形成的文学史叙事被反思,《平凡的世界》重返文学史场域。路遥对经典现实主义的坚持和通过"失衡婚恋"模式对人性、精神世界的深刻探索值得重视。     

选择与疏离——论萧红小说叙事策略的嬗变及其思想意义

本文通过对萧红小说创作的纵向考察认为,萧红的小说创作采用了"障眼法"叙事策略,深入地表达了女性的生存经验和生命价值。这一叙事策略在三个时期的不同运用,则反映了萧红与主流话语逐渐疏离、女性意识逐渐觉醒成熟的思想发展过程。     

“说”与“看”的分离:从传统小说到现代小说

在现代叙事理论中,将小说的作者与叙述者相区分、"说"与"看"相区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是一系列相关研究得以进一步展开的基础。传统小说中的叙述者与作者被认为是合而为一的,与之相伴的是"说"与"看"的合而为一。在从传统小说到现代小说的发展过程中,这一状况发生了变化,由二者的合一到二者的分离。在这一发展过程中,福楼拜、亨利·詹姆斯、普鲁斯特的小说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为现代小说这一叙事模式奠定了基础。     

从失语到“喧哗”：论弗吉尼亚·伍尔夫对女性历史与文学史的追寻

弗吉尼亚.伍尔夫曾撰文抗议说,英国的历史是男性的历史,不是女性的历史,并在追寻、重建女性历史与文学史方面做出了很大的努力。文章论述了伍尔夫对英国女性历史及文学史的贡献:对现有男性历史的批判并寻找女性历史缺席的原因、重现女性历史。伍尔夫首倡建立英国女性历史与文学史,并为此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为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女性主义思潮提供了新的发展方向。     

孤独与漂泊：从女性主义视点读解萧红

本文援引女性主义文学理论,通过追踪萧红的生命历程、分析萧红的文学创作、剖析文学史对萧红的评价,解读了萧红身上所透露出的性别文化符号。     

遮蔽、退潮与新变 ——20世纪80年代革命历史小说的命运

在主流文学史叙述中,20世纪80年代成为了革命历史小说发展脉络中的断裂。20世纪80年代的革命历史小说表现出两条线索:一方面,传统话语的革命历史小说出现退潮的趋势;另一方面,在“向内转”的创作潮流下,革命历史题材的小说也在思想与艺术层面消解了宏大叙事,并呈现出多种新的样态。80年代“纯文学”思潮对“革命历史小说”这一概念的遮蔽,正是一种新的文化规约。     

从“故事”到“小说”——沈从文的叙事历程

沈从文的故事意识和小说理念从创作初期就交织纠缠在一起,并在他以后的叙事进程中呈现出悖论关系。作为一个"文体家"的定位正体现在沈从文的故事模式及其与小说理念的悖论式的内景中。20世纪30年代成熟期的沈从文往往在小说中自觉而且刻意地营造一种讲故事的语境。对故事语境的自觉,同时体现的是自觉的小说意识。沈从文的创作因此既表现出由故事形态向现代小说模式演化的渐进历程,又表现出对叙事意义的艰难探寻,最终以其对"叙事"的自觉超越了"故事"与"小说"的二分,呈现出某种本体性。审视30到40年代沈从文的小说创作,可以发现一个乡下人是怎样从乡土闯到都市,逐渐在大学体制中变成一个孤独的都市现代人,最后作为一个曾经的"讲故事的人"走向"死亡"的象征性过程。     

《呼兰河传》：萧红真正意义上的“代表作”

文学史谈论女作家萧红,总是首提其成名作《生死场》,并视之为“代表作”重点评介。其实,从思想性与艺术性俱佳而又具有独特性而言,萧红后期的《呼兰河传》则更能真正“代表”她小说创作的水平和风格。     

浅析萧红对东北地域文化的思索

萧红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风格独特,才华横溢的女作家。鉴于前人的研究,本论文试图从萧红小说的题材、人物、环境等方面分析萧红小说中的地域文化色彩,从而探索萧红对东北地域文化的思索。     

“垮掉的一代”的文化反叛与社会建构身体观

针对美国20世纪中期"垮掉的一代"所引发的青年文化思潮现象,采用社会学身体论研究方法,分析了其在批判社会的过程中身体秩序被重置甚至被舍弃的诸多"现象"与"观念"。结果表明:"垮掉的一代"在文学领域开创的"自发式写作"和社会文化层面的种种"疯狂"行为都是对身体资源所代表的社会秩序的挑战与重置,以及对主流文化秩序的颠覆,从而引起了全社会的反文化思潮和反体制震荡。     

作为莫言小说艺术内核的民间

中国小说自诞生之日起就与民间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作为文学及美学范畴的民间具有底层性、驳杂性、包容性,在莫言小说艺术价值生成中起着决定性作用。莫言小说中的民间社会呈现出浓厚的狂欢化以及魔幻色彩,民间大众在野性思维的指引下消解了主流文化形态的规约,原始自由的生命力得到了较大程度的张扬。民间之所以能够成为莫言小说艺术的内核,与莫言的乡村生活经验、乡愁乌托邦召唤以及新时期以来的社会文化思潮密不可分。莫言对民间的重视带给读者独特的艺术节奏感,促进了继承与发展走向民间传统、反抗西方文化霸权,以及从文化现象上对"边缘境域"进行"中心化凸显"。     

“五四”新文学观念对中国古代小说研究的影响

"五四"新文化运动带来新的文学观念,这种新文学观念对古代小说研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通过对"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小说研究领域的考察与清理,可以看到"五四"新文学观念不仅改变了人们的小说观念,确立了古代小说研究的学术地位,改变了小说研究的范围和重点,而且使小说的评价标准和小说研究的方法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论“80后”写作的先锋性

为揭示＂80后＂写作产生的文学背景,从文学史的角度,探索＂80后＂写作与主流当代文学的关系。得出结论：作为一种文学现象,＂80后＂写作除具有与主流当代文学显著的断裂特征外,还有对主流当代文学的承续,这种承续尤其表现在对先锋文学的模仿上,＂80后＂写作的实验性、反叛性及其＂去儒化＂的精神指向昭示其先锋诉求。     

如何重构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潮史

现有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潮史的叙述模式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叙述模式的变体,必然受制于现有的文学史体例及思维模式,存在着"从外到内"、"从大到小"的叙述弊病和"先理论后创作,先思想后形式"的思维定势。在对现有叙述模式进行理论反思的基础上,重构现当代"文学思潮史"应从四个层面进行:首先,重心应该落到创作思潮上,我们需要建构起中国现当代文学创作思潮史,以具体的文本为依据(单位),而不能以作家或者流派为依据。第二,在宏观的建构上,应先对文学思潮进行合理的谱系性的层级式分类,即"社会/革命文学思潮"、"人性/启蒙文学思潮"、"审美/感性文学思潮"。然后再对每一类进行历时性的论述。第三,在叙述上,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潮史的重构必须同时兼顾各种思潮,从而形成一种相互呼应的叙述张力、一种互相补充的发展态势。第四,应该拒绝现有文学研究中习惯使用的各种文学史概念,同时也拒绝使用不同历史时期偶然出现,然而又被文学史接受和强化的概念。如此构建现当代文学思潮史,具有较大的学术史意义。它可以避免理论思维的干扰和先在的框定,又可以避免放大社会、文化背景对文学创作内在价值的支配性作用,还可避免放大文学流派对作家的限定、文学社团对作家的规约。另一方面也有利于打通小说、诗歌、散文、戏剧等不同文体之间的界限,最终呈现出文学思潮"史"的流动线索,从而在逻辑上真正超越现有模式。     

“立宪运动”与吴趼人的小说创作

"立宪运动"是晚清兴起的社会改革运动,吴趼人的多部小说对其有充分描写。研读这些小说,能够感受到作者对立宪运动的质疑、否定和超越,体悟到晚清知识分子对救国道路的思索与选择。无论从特定视角描绘晚清社会思潮的变化与社会变革的画面,还是完整描述立宪运动带给国人的复杂感受、勾勒知识分子感悟立宪的心路历程等方面,吴趼人的小说创作均具有独特价值。     

论“文革”时期“地下文学”对人性的呼唤

"文革"时期的主流文学由于受政治等因素的影响,严重忽视对人性的书写,进而导致了这一时期的文学创作陷入全面萧索状态。而在主流文学之外,既有一批老作家延续着他们的文学创作生命,也有一批文坛新星积极从事文学创作,他们从事的"地下写作"依然坚守着艺术的自由领地。"地下写作"与主流文学相比所具有的重大而显著的特征即在于对人性的弘扬,尤其体现在对爱情的赞颂和对女性品格的重视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