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之痒》与知识分子的精神史

吴昕孺的长篇小说《千年之痒》讲述了知识分子乌去纱跨越少年、青年到中年的心路历程。乌去纱的生存变迁实则对应了生于20世纪70年代的知识分子的青春成长史、现代都市中的情爱史,以及在欲望时代中的命运史。《千年之痒》展现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城乡社会与时代的发展变化,揭示了日常生活的本相和当代人的精神图景。     

“审恶”:当下文学研究的一种新范式

近年来,文化与文学审美领域发生了新转型,现有的审丑研究视角已无法有效阐释新的文学现象,并表现出界定丑与恶的杂乱、价值判断的模糊、思维模式的束缚、人性探究的乏力等问题.明确从“审丑”到“审恶”的研究视角的转移,既可突破已成“定论”的叙述方式与研究方法,并赋予“审恶”新的美学价值,又能突破“审丑”与“审恶”的界限,“打通”与“挖掘”文学内部和内外互动,同时还可把握当代文学的发展现状,为进一步研究当下文学叙述“恶”的状况,提供方法上的借鉴与参考.     

修白新世纪的中短篇小说管论

修白是当代文坛能以比较清醒的姿态坚守中短篇小说创作阵地的作家之一。新世纪以来,修白在观察着时代变迁与社会生活的同时从中发现问题,努力在艺术形象的性格内涵以及人与社会、人与人的关系纠缠中让人物体验与探索生存真相与人性之恶,并由此直抵当代人心文化深层结构的人生形态。更为重要的是,她不仅以审视"恶"来遏止"恶",而且还借助自我内省与忏悔、心灵净化与修复人性的尊严等,来实现当代人的自我救赎。修白小说多变的叙事方式与灵动的深刻寓象,值得研究者和读者继续期待她带来更多更大的惊喜。     

青春镜像、成长修复与叙事的“缝合术”--以《那些年》和《致青春》为中心的考察

近年来，青春电影已成为中国商业电影的主要类型之一。从2012年的《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到2013年的《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青春系列电影创作在大力追求票房盈利与赢得口碑的同时，更在努力实现一种叙事风格的突破。一方面，两部电影依旧沿袭了“青春”系列电影的商业策略，以讲述恋爱故事和重构青春镜像来保证票房；另一方面，又试图借助青春怀旧的植入完成修复成长迷惘之目的。但是这种转型在获得新意的同时却造成一定缺憾，尤其反映了青春叙事的商业电影正面临需要依靠“缝合术”得以弥补表现力不足的困境。     

论女性叙事权威的建构——以《时时刻刻》为例

古典叙事一般以男性为权威,不存在女性叙事权威范式.随着新时代女性自我意识的崛起,在小说叙事层面越来越主张女性叙述权威的建构.小说《时时刻刻》作为女性叙事话语权建构的典型案例,对女性叙事权威建构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因此研究以《时时刻刻》为例,从叙事声音、自由间接言语及消极情节三方面分析了当代女性叙事建构逻辑,为新时代小说中女性叙事权威的铺陈提供了系统指导方案.     

启蒙之“光”与“合家欢”式的怀旧——动漫电影《疯狂原始人》的叙事张力

如今,动漫文化已经成为国际性与民族性、高雅与通俗等互动共享且又彰显人类意识及生存意义的文化。动漫电影则是这一文化中最为活跃且又最具影响力的组成部分。在2013年中国大陆上映的动漫电影中,美国梦工厂推出的《疯狂原始人》是其中最具闪光质地的动漫大片。这部动漫电影将人物划分为以瓜哥为代表的甘于"守旧"的"穴居人"和以盖为代表的敢于"创新"的"现代人"。影片将这两类人的命运颇为巧妙地融为一体,并借助疯狂的想象力和精良的视听效果,有力地将观众吸引到影片预设的叙事空间。这种"原始"与"摩登"对立的叙事结构无疑是好莱坞电影经典化的冲突模式。恰恰是在这样的交错与冲突中形成了一种叙事张力,而"成长"及其指向的启蒙之"光"与"合家欢"式的怀旧则正是这种张力中的主要着力点。同时还应该看到,这种启蒙与怀旧产生了一种"黏合"作用,把青少年与成人凝聚在一起,从而使他们在一定程度上获得共同的话语与共通的感动。这样的叙事方式对于当下中国动漫电影的制作同样不无借鉴与启示意义。     

“我时代”之下的外讽与内省——评魏剑美的杂文集《非常魏道》

魏剑美的《非常魏道》是他最新出版的杂文集,这部杂文集因其犀利笔锋与深邃思想受到学术界与读者好评。从内容看,《非常魏道》涉及世相百态、时局时事、传奇人生等诸多方面。从意蕴看,“外讽”与“内省”是其核心所在。“外讽”体现为作者目光敏锐犀利与文字尖刻辛辣,尤其是从社会生活现场发掘社会、文化与人性之恶;“内省”则体现在作者秉持强烈“自省”意识,既发现自身丑恶又醒悟自身卑贱。     

反思文学的力度及其局限——重读宗璞的短篇小说《我是谁?》

宗璞的《我是谁?》是当代反思文学的代表作,由于小说对于“人”的呼唤和现代派创作手法的运用,曾获得文坛肯定.重新细读《我是谁?》,发现这部反思文学的代表作并不拥有真正的“反思”价值,小说在叙事话语、悲剧性渲染和文学启蒙等方面都存在局限.     

反思文学史叙述与文学话语的错位现象——以周作人的“人的文学”观为例

周作人的“人的文学”观是中国新文学中有重要影响的文学观念之一,但是这一观念在历来的文学史著中并未得到充分客观的呈现.考察60余年来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作,可以发现这些文学史著作所采取的阶级话语、人民话语或者多元话语等论述话语与周作人“人的文学”观本身蕴含的“人的话语”、“国民话语”和“启蒙话语”等文本话语总是存在错位.正是在这样一种话语“错位”之中,可以洞见到有争议人物及其观念在文学史撰写中的书写状态,这也体现了文学/文化研究在众多偏颇叙述中整合最佳理解的可能性.     

如何重构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潮史

现有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潮史的叙述模式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叙述模式的变体,必然受制于现有的文学史体例及思维模式,存在着"从外到内"、"从大到小"的叙述弊病和"先理论后创作,先思想后形式"的思维定势。在对现有叙述模式进行理论反思的基础上,重构现当代"文学思潮史"应从四个层面进行:首先,重心应该落到创作思潮上,我们需要建构起中国现当代文学创作思潮史,以具体的文本为依据(单位),而不能以作家或者流派为依据。第二,在宏观的建构上,应先对文学思潮进行合理的谱系性的层级式分类,即"社会/革命文学思潮"、"人性/启蒙文学思潮"、"审美/感性文学思潮"。然后再对每一类进行历时性的论述。第三,在叙述上,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潮史的重构必须同时兼顾各种思潮,从而形成一种相互呼应的叙述张力、一种互相补充的发展态势。第四,应该拒绝现有文学研究中习惯使用的各种文学史概念,同时也拒绝使用不同历史时期偶然出现,然而又被文学史接受和强化的概念。如此构建现当代文学思潮史,具有较大的学术史意义。它可以避免理论思维的干扰和先在的框定,又可以避免放大社会、文化背景对文学创作内在价值的支配性作用,还可避免放大文学流派对作家的限定、文学社团对作家的规约。另一方面也有利于打通小说、诗歌、散文、戏剧等不同文体之间的界限,最终呈现出文学思潮"史"的流动线索,从而在逻辑上真正超越现有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