貂蝉“连环计”故事的文化解读

貂蝉“连环计”故事来自民间,之后被文人接受。元明时期,“连环计”故事备受欢迎,主要体现在文人与民间在创作上的有意偏好、戏曲选本对《连环计》杂剧和《连环记》传奇的浓厚兴趣和《连环记》传奇的备受赞赏三个方面。“连环计”故事具体地说,实际上是历史加计谋加美女的故事。文人与民间对由这三种因素组合而成的“连环计”故事的喜爱,体现的是重史、尚智、爱美的共同民族文化心理。     

民初上海文学“甲寅中兴”考索

民初上海进一步都市化形成的消费性文化市场和辛亥革命后南社文人的创作 ,是 1914年“甲寅中兴”出现的原因 ;“甲寅中兴”主要表现在“言情小说”创作和“家庭戏”演出两个方面 ,为几年后的“五四”新文学提供了必要的资源 ;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 ,更主要是文人的精神蜕变 ,导致了“甲寅中兴”的迅速衰竭 ,民初上海文学遂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批判的目标。     

尚“和”与嵇康的文学创作

稽康“和”的美学思想及其“和”三种具体表现形式“太和”、“中和”与“保和”与其诗文创作关系十分密切，通过论证进而得出“和”美学思想是贯穿其诗文创作的主旋律之一。     

苏轼的"枯淡"论研究——兼论"东坡和陶诗"的文化史意义

苏轼对"平淡"风格的认识,主要体现在他对陶渊明诗歌"枯淡"美的批评上。"枯淡"风格的形成是一个"绚烂之极归于平淡"的过程,体现在陶渊明的诗歌中就是"质而实绮,癯而实腴"、"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美"的美学效果。从"枯淡"风格出发,苏轼发现了柳宗元、韦应物诗风与陶渊明"同源",并作出了"柳在韦上"的判断。苏轼还创作了大量的"和陶诗",这在中国古代文化史上具有重要的认识价值。     

再说“弱女”乃陶渊明之女儿

文章从陶渊明与白居易诗的比较中 ,再次得出陶诗中的“弱女”系陶渊明之女儿的结论。     

“世居民族” 与“居住民族” 称谓指向辨析

“世居民族”与“居住民族”称谓指向已不仅仅是民族学意义上的话题,还关系到社会的长治久安。文本简要梳理了“世居民族”与“原住民族”、“世居民族”与“土著”、“世居民族”与“居住民族”的边界及其关系,指出“世居”不是一个开放的概念,倘若一味强调民族世居,容易滋生地方民族中心主义和地方本位主义思想;在民族杂居聚居已日益成为一个显著的事实和趋势的前提下,为了避免一个民族在此地为“世居民族”,到彼地又为“外来民族”的尴尬,真正体现各民族平等,必须淡化新、老地域人的界限,淡化民族世居身份和族群意识,慎用“世居民族”概念,启用“居住民族”称谓。     

唐代民歌“竹枝”与文人竹枝词

文人竹枝词源于民歌“竹枝”。唐代是民歌“竹枝”的盛行时期，从唐代诗人的诗歌中可以窥见其大致风貌。在民歌“竹枝”的启发影响下，唐代文人竹枝词得以兴起，且无论在题材内容还是形式风格上，都体现出浓郁的民歌特色。同时，也不可避免地融进了文人诗的色彩     

“辛派词人”称谓溯源

“辛派词人”是词史上一个重要流派．此流派称谓从最早的稼轩词风格指称“稼轩体”、“辛体”、“稼轩风”．到之后的“苏辛派”、“辛派”、“辛派词人”,呈现出循序渐进的趋势。从指称的变化过程看．它一方面反映出由辛弃疾所开创的这一独特词风渐被同时代人及后人认可．并在创作上体现出有意的推崇和仿效,另一方面也折射出这一领域已愈来愈多地得到词学家的关注并在研究上取得成效。     

《晋书》之“和”分类

孔子的儒家思想主张“中庸”,这是孔子和谐观的一种表达。“和为贵”,在处理国家、家庭、朋友之间的事务时都要“和”,在个人的生活态度上“心平气和”,不能太冒尖,也不能消极,要处理好“和”的一个尺度。“和”的思想是儒家重要的哲学范畴,由“和”凝聚而成的“和”文化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经典概念。鉴于此,对《晋书》中的“和”进行探究别具意义,有助于明晰“和”的文化存在。“和”字在《晋书》中出现频率很高,共出现954次。《晋书〉中的“和”被分成了自然、生活、文学、科教、国家、宗教等类别。     

越南战争“特需”和朴正熙的“开发独裁”

朴正熙政府为了打破其在国内外遇到的困境，经过与美国的一番讨价还价出兵越南。出兵越南给韩国的方方面面带来了极为深刻而长远的影响，但最为重要的影响可以概括为经济方面的战争。特需”和政治方面的“开发独裁”。越南战争“特需”使韩国奠定了其经济起飞的基础，并巩固了朴正熙的执政地位，从而使“开发独裁”体制获得了适宜于其生存的土壤。     

“战国策派”文学思想发生论

“战国策派”是中国20世纪40年代初以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林同济、陈铨、雷海宗等一批教授文人为主形成的一个从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文化群体。该派处于残酷的战争环境、自由的学术空间和建构民族新文化的人文语境的背景中。他们严肃反思“五四”以来的文学理论与实践,借鉴西方的文学历史经验,力倡“民族文学”,力主开展“民族文学运动”,形成了以文化救亡和民族品格建构为指归的民族主义的文学思想体系。     

詹姆逊对歌德的“世界文学”的解读

詹姆逊从其“第三世界文学”观出发,对歌德的“世界文学”概念提出了新的看法。他强调第三世界文学与第一世界文学的政治性抗争,前者具有的“民族寓言”的性质,凝聚着强大的民族集体无意识。他指出,歌德的“世界文学”的本意被曲解,应该从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与接触的角度来看待来重新审视“世界文学”的概念,世界文学应该是积极地介入和贯穿每一个民族语境,知识分子在不同的民族环境或民族文化之间接触和交流中起到了媒介的作用。     

“九华四俊”考

晚唐时期,在宣州和池州出现了众多文人,人们称呼其中的张乔、许棠、张螭和周繇为“九华四俊”,他们又与其他士人一起被称为“成通十哲”,在唐代皖籍作家中创作成就最为突出。但这个称呼并不见于唐人的记载,其得名的原因和时间经过初步分析可知,主要是因为他们同一年参加京兆府试并且同时获得举荐,又都来自宣、歙、池地区而闻名当时。     

“和”文明起源考(文字篇)

古代文献中“禾、和”通用,这为寻找“和”的源头提供了线索.《说文》“禾,嘉穀也.二月始生,八月而孰,得时之中,故谓之禾”,虽点出了“禾—和”的语源关系,但却倒因为果.抽象概念“和”应是建立在具体称谓“禾”之上的.甲骨文中有“”,本义为“求禾”,即用口(言语)祈求禾谷丰收,因而造出“从‘口’、从‘禾’,‘禾’亦声”的字形来.     

“五四运动”和“三一运动”中知识分子身份的现代转换

论文从“东亚“的视角 ,比较了中国的“五四”运动和韩国“三一”运动性质、特点和历史任务的异同 ,对出现在这一现代化进程中的知识分子的现代转换 ,进行了深入分析 ,从中可以看到这种转换对两国历史面貌的重新构造     

南朝边塞诗对“陇首”意象的塑构

“陇首”由地理方位之名,经过汉代文人创作,以及由民歌进入乐府的过程,形成了以悲凉为特质的文学意象。南朝边塞、赠答、征戍、闺怨等主题诗中,多涉及陇首意象,这与南朝诗人对北方“陇首”一带的想象性构建密不可分,是南朝文学对唐代边塞诗意象群形成作出的贡献。     

日语的“表”与“裏”

语言是人们相互交流的重要手段，又能反映民族特点和民族文化。本文从日语的“表”和“裏”在语言中的表现“内”与“外”、“建前”与“本音”等几个方面来剖析“表”和“裏”，以进一步加深理解日本文化和日本民族特点。     

论市场经济与散文的“雅”“俗”分流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散文创作具有一定的冲击和影响，这种冲击和影响必然导致散文创作的分化，形成“雅”“俗”分流．二者间并非截然分开，而是矛盾的统一体，呈现着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我们应该从认识和实践上求新求真求美求善，以求得“雅”“俗”散文的互生共进，并存共荣．     

浅论董仲舒的“大一统”思想及其影响

董仲舒的“大一统”思想超越了《公羊传》统一历法的意义,赋予了国家政权统一和国家意识形态统一的含义,亦即政治上的一统和思想文化上的一统。“大一统”思想观念深深地融入了中国历史和文化,是在民族心理的深层建构起的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是华夏民族在几千年的发展过程中积淀和养成的一种民族心理与感情,是团结、凝聚华夏民族的精神支柱和生动体现。     

“和谐世界”:中国“和”哲学与持久和平——以对道家、儒家、墨家“和”哲学的分析为中心

从对中国道家、儒家和墨家的“和”哲学的分析和研究中我们发现,儒家和道家的“和”哲学强调“和谐”的同时,也重视“和”的“和平”内涵,或者说和谐与和平是“和”的统一体中的两个方面,而墨家的“和”哲学,“和平”的内涵成为重中之重的同时也强调“和谐”,三家共同之处,就是“和谐”的最高境界是实现持久和平。如何取得和平,道家以辩证思维主张大小国家互相“谦下”但大国应该率先垂范,同时,道家重视高级政治和低政治的平衡以建立和谐,儒家重视和平机制与信守条约,而墨家除了在理念上更注意“兼相爱”和“交相利”的结合之外,同时也特别重视实力后盾特别是强大的科学技术在阻止侵略战争中的作用,并用实际行动劝阻侵略行为,在历史上留下了可歌可泣的创造和平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