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晚唐时期刘白诗人群的文学活动与诗词创作

白居易、刘禹锡在晚唐时期的诗歌创作情况与其在中唐时差别极大,元白诗派就此进一步发展为刘白诗人群。刘白诗人群最主要的诗歌创作活动有联句、诗歌赠答、诗歌别集和唱和诗集的编定三项,而诗歌内容主要是歌咏闲适生活;其词体创作则是就曲填词,著作也颇多。由于该诗人群在诗词方面的创作均取得了一定成就,因而对宋代诗词也产生了相当影响。     

论元、白唱和及其诗歌演进

元稹、白居易前后交往30年,诗歌唱和近千首。这些唱和强化了二人美刺比兴、讽谕时事的诗歌创作理念,有力地推动了他们的讽谕诗创作,形成了同题共作、从同立异的唱和性质。在元白的唱和实践中,彼此的诗风得到不断改进,对二人诗歌创作的风格、体裁与观念都产生了重要影响,也在一定意义上促进了诗歌史的发展。     

《唐刺史考》述评

查考唐代职官的工具书,有吴廷燮《唐方镇年表》、劳格等《唐尚书省郎官石柱题名考》、赵钺等《唐御史台精舍题名考》、严耕望《唐仆尚丞郎表》,这些书为查考唐代中央机关的官员和各地节度使提供了不少方便。但一直缺乏一部查考任职情况更为复杂、任职人数更为众多的州郡地方行政长官——刺史的工具书。而刺史的任职情况正是广大唐代文史研     

刘禹锡乐府诗所受巴人土家族民歌影响之考论

土家人是巴人的后裔,其中经历了由巴而蛮(武陵蛮、五溪蛮),由蛮到土的民族演变过程.刘禹锡在被贬朗州、夔州期间接触了不少土家人,因此,其乐府诗创作的内容、形式、艺术风格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巴人土家族民歌的影响,这使他的乐府诗创作在中唐诗坛上独树一帜,为后世诗歌创作开辟了一条新路.     

黄庭坚大名诗歌考述

熙宁五年——元丰三年黄庭坚任北京大名府国子监教授,诗歌创作一百八十余题,近三百首。他结识了谢景处、苏轼、晁补之等人,砥砺唱和,提高诗歌艺术技巧,成为"山谷体"艺术风格形成的关键时期,迎来了从元丰元年直至元祐五年长达十一年的创作高峰期。     

雄豪之概与清峻之美──刘禹锡诗论

刘禹锡的诗歌创作以其独具风貌，在中唐诗坛占有重要地位。作为政治家，刘禹锡具有强烈的政治意识与豪迈的生性，使其在逆境中文学创作优伤而不消沉；作为思想家，刘禹锡又具有深邃的哲理思维，为其诗增添一种新的思想精髓与内质。充溢于刘禹锡诗中的雄豪之概与清峻之美，实际上涵盖了其全部诗歌创作，表现为其诗歌审美形态的最显著标志。     

刘禹锡与“竹枝词”的诞生

刘禹锡在朗州(常德)十年,文学创作方面最大的贡献,就是受傩祭、傩戏表演中唱词的启发,创制了“竹枝词”的民歌形式.刘禹锡在夔州任职之前,已经在朗州、连州(广东连县)盘桓17年之久,早已创作了许多竹枝词.因此,说竹枝词产生于刘禹锡在夔州(重庆市奉节县)任职以后,既与史载不符,也与实际不符.     

白居易诗歌的影响与接受

白居易对文人诗歌创作的影响,是接受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对白居易的接受付诸于诗歌创作之中,是一种最为创造性和艺术性的接受方式。白诗中的艺术形象、思想情趣,白乐天本人的性情风仪,甚至与他相关的事件人物,都可以成为中唐以来至明清诗歌创作的题材和艺术上的模仿对象,这就是白居易对于文人诗歌创作的影响。白居易对于文人诗歌创作的影响方式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方面：一是以诗歌的形式对其诗作进行评论,二是在创作过程中对其艺术创作技法的学习,三是对其诗歌理论和思想精髓的继承,并融会于诗歌创作之中。     

从史官诗歌看中唐唱和之风

诗歌唱和在中国文学史上是一种普遍现象,中唐是诗歌唱和的高峰,唱和之风浸入到当时文人生活各方面。在史官这一特殊文人群体的诗歌唱和中亦可看出当时诗坛的诸多特点。不仅展现了唱和双方复杂多样的关系和诗歌广泛的内容、丰富多彩的形式,而且还能通过唱和增进友情、切磋诗艺,并在某种程度上促进诗派形成。     

论刘禹锡与裴度的唱和诗

刘禹锡与裴度的唱和诗,虽然创作目的主要出于交际应酬,却不仅显示出圆熟老到的艺术技巧,而且也有真情实感流转于其间。他们唱和的黄金期是大和二年。在刘禹锡对裴度连篇累牍的称颂之辞中,往往不动声色地寄寓着其用世渴望。他们联袂出游时创作的“曲江联句”虽属游戏笔墨,却可借以观照早已远逝的时代面影。大和三年以后,他们的酬唱并没有因各自辗转多地而中断。在刘禹锡此时的唱和诗中,可以察见其心灵曲线的波动和色彩斑驳的抒情主人公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