族群流动·空间重构·社会变迁——第七届中国民族研究西南论坛学术研讨会综述

2014年5月24日至25日,第七届中国民族研究西南论坛学术研讨会在湖北民族学院召开。研讨会主要围绕民族志方法论质疑及其跨学科应用、民族走廊与民族关系问题、人口流动与民族地区的发展、旅游与文化产业的发展、族群流动与民族历史、西南少数民族宗教信仰探讨六个方面进行深入的学术交流,体现了当前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研究者对现实问题研究的责任和担当。     

民族地区省际人口流动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利用最近两次人口普查资料考察了民族地区省际人口流动的基本情况及主要特征,同时以"推-拉"理论为理论依据,通过构建统一的计量模型分析了民族地区各省区人口流入和人口流出的具体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民族地区在总体数量上属于人口净流出地区,但有5个省区的人口净流入量始终为正;(2)民族地区流入人口主要来自中西部邻近省区,人口流出则以东部地区为主,但各省区人口流出的目的地不仅差别大而且变化也大;(3)影响民族地区各省区人口流入和人口流出的因素及其影响力存在着明显差异。     

西南民族地区农村社区社会稳定问题研究

西南民族地区是我国地缘战略极为重要的地区,又是我国少数民族的主要聚居区,其中75%以上人口高度集中在农村社区。这种人口分布格局,决定了西南民族地区农村社区的稳定与发展,事关中国整体社会稳定、边疆安全、民族团结、生态资源合理利用及西南民族地区的现代化建设等重大现实问题。发展经济、建立和完善乡镇社区治安综合治理机制、严厉打击各类违法犯罪活动、妥善处理民族宗教问题、加强基层组织建设等,是维护西南民族地区农村社区社会稳定的可行举措。     

加强区域性经济发展战略研究 促进西南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

当前,积极开展西南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战略的研究有着特殊的重要意义。 第一,西南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对于整个西南社会经济的发展以至全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具有举足轻重、影响全局的作用。 参加西南经济协作区的云、贵、川、广西、西藏五省区有人口二亿,占全国人口的五分之一。五省区中,西藏、广西属于民族自治地区,云、贵是国家当作民族省对待的地方。云、贵、川三省民族地区的人口,分别占本省的三分之一、30％、8％。在四川,民族地区的面积占全省面积的57％。     

流动、融合与发展——少数民族地区人口流动研究

人口流动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我国少数民族地区人口流动具有区内流动率高于跨区流动、跨区流动性别比高于区内流动、经济性流动已占据主体地位等特点,形成了少数民族人口向非传统聚居区、汉族人口向少数民族地区的"双向流动"格局.对少数民族地区人口流动原因的分析发现,区内经济和资源压力大是基本原因,生活水平和就业机会区域落差大是直接原因,国家相关政策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支持是诱导因素.少数民族地区人口流动规模的扩大,不仅对地区人口分布格局和社会经济发展具有重要影响,而且有利于加强各民族的交流与融合,促进国家整体发展水平的提高.     

清代河湟地区民族贸易影响下的人口流动初探

河湟地区人口流动历经千载而源源不断,清代人口流动又进入到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虽然流动之原因多种多样,但是民族贸易的发展对河湟地区人口流动产生重要的影响不可忽视。本文旨在通过对这一历史时期民族贸易与人口流动的分析,从而揭示其中的更多因素。     

西南民族地区出生人口性别比问题论析

西南民族地区在五普时即已出现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调现象,这是继该地区人口数量、人口素质、人口贫困等问题尚未完全解决而又出现的人口问题。这一问题已经和可能将要产生的负面效应无疑会对西南民族地区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人口安全环境建构、社会稳定和边疆安全等产生严重影响。同时又因区域文化、生境等客观存在,其失调特征与原因有着比汉族地区更多的特殊性。     

西南边疆历史上人口迁移特点及成因分析

西南边疆今天的民族构成与不同历史时期各民族绵延不断的人口迁徙有密切关系 ,这些迁徙活动有五大特点 ,与今天的人口流动有异亦有同 ,文化和生态环境是西南地区历史上人口迁移特点的决定性因素     

改革开放以来各民族跨省人口流动的变化趋势研究

利用1982年至2020年历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与2015年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分析我国各民族跨省人口流动的变化趋势。研究发现：各民族跨省流动人口的性别结构变化特征具有差异性,劳动年龄人口占比多有所下降,人力资源禀赋持续升级;多数民族跨省流动人口的流向较为稳定,并且多从所属民族人口主要分布地向相邻省份或东部地区省份流动;多数民族跨省流动人口的流动范围整体有所扩大,城-城流动比例明显上升,流动原因呈现经济化态势,流动时间趋于长期化。各民族日趋频繁的跨省人口流动使得民族间深层次的交往交流交融与各民族全方位的互嵌更加成为可能。今后应把握机遇,在促进民族团结、协调发展、共同富裕与构建民族全方位互嵌格局的过程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论秦汉时期的民族迁徙

秦汉时期是中国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确立和发展时期,民族迁徙较之先秦时期有了新的特点和趋势:一是中央王朝将人口迁徙与政治、经济、军事目的相结合;二是形成了比较清晰的汉族地区与少数民族地区民众的双向大规模流动。秦汉时期的民族大迁徙和大流动极大地促进了民族人口、文化的融合,同时也基本奠定了中国民族分布的基本框架。     

黑龙江省肇东市昌五镇农村人口流动方式研究

本文以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相结合的方式对黑龙江省肇东市昌五镇农村人口流动进行了分析。该镇农村人口流动方式有如下特点：在流动动因上,以求生存型为主,求发展型为辅;在流动形态上,多属自发、分散型以及由流动者中有能力的个人带动的流动,而缺乏由政府和其他中介机构牵头的有组织的流动;在流动资源上,人力资本的诸要素比较欠缺,而社会资本方面的强关系作用比较突出,弱关系在求职中很少被利用。这些因素制约了该镇人口流动的规模。     

人口流动的经济增长收敛效应实证研究——以甘肃省为例

以Barro和Sala-i-Martin的收敛假说为理论基础,利用面板模型探讨了甘肃省人口流动对其经济增长收敛性的影响。研究显示:2004-2009年,甘肃经济增长呈收敛趋势,人口流动对经济增长及其收敛性具有积极影响:不考虑人口流动因素甘肃经济增长以每年4.18%的速度趋向稳态水平,半程收敛时间为17年;考虑人口流动因素的影响后,省内各市州经济增长以5.69%的速度相互趋同,半程收敛时间缩短为12年,说明人口流动加快了经济增长的收敛速度。     

加入WTO对我国人口发展的影响

加入WTO将给我国人口发展的许多方面带来积极的影响,如有利于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进而促进我国整体人口素质的提高;有利于加快人们生育观念的转变;有利于加快人口流动,促进劳动力市场的建立和完善。但入世也可能给我国人口发展带来一些消极的影响。兴利避害,发展经济是我们发挥入世对人口发展的积极影响,降低其消极影响的根本途径。     

移民的流动性与贫困治理——宁夏生态移民的再认识

异地搬迁和生态移民都是为了缓解生态脆弱地区的人口压力,实现环境保护和减贫的双重目标而进行的大规模人口异地安置。与政策安置移民相伴生的是移民的流动,包括政策安置移民的二次流动和非政策移民的自发流动。宁夏的经验表明,移民为农村人口流动提供了机会,促进了人口流动。现有的移民社会治理机制主要服务于异地安置,很难应对移民社会的高度流动性,这在实施精准扶贫中表现尤其明显。移民是一个持续的移动过程,需要改变以户籍和居住地为载体的管理方式。     

区域心理学视野的中国省域居民性格气质刻板印象——以甘肃市/县区域刻板印象为例

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也是面积最大的国家之一;设有4个直辖市,23个省,5个自治区,2个特别行政区。可以划分为东北、西南、东南、西北、华北、华中、华南等大区。不仅各个大区域的地理环境、历史人文、经济发展水平、民族构成不同,而且省县乡区域在文化传统、生活方式等方面也有巨大差异。中国主流跨文化心理学主要研究的是不同民族的心理差异,没有把不同省或不同区域人群的心理差异研究纳入研究范围,中国区域跨文化心理学属于跨文化心理学分支,简称区域心理学,是将不同区域的人群的心理共同性和差异性作为研究对象。甘肃省以黄河为界,可以分为河西和河东。设兰州市、嘉峪关市、金昌市、白银市、天水市、武威市、张掖市、酒泉市、平凉市、庆阳市、定西市、陇南市、临夏回族自治州、甘南藏族自治州。不同市县区域地理环境、历史人文、经济发展水平、民族构成、生活方式等方面有巨大差异,形成独特的社会性格,也给外地人和本地人形成独特的刻板印象。这些刻板印象是影响区域社会和谐的一个重要因素,描述其特点,研究其机制,为和谐社会建设提供理论参考,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社会流动与流动渠道:农民城市打工现状的理论解释

从社会流动的相关理论、特别是社会流动渠道的角度出发,分析我国现阶段的农民工城市流动现象,可得出以下结论:(1)我国农民工流动绝大部分为水平流动,向上的垂直流动少之又少,其工作现状令人担忧;(2)农民工流动的渠道单一,大多仅依靠自身的社会资本,其它流动渠道堵塞,由此形成诸多社会问题;(3)农民工水平流动的渠道是社会资本,而导致其向上垂直流动的主要渠道是人力资本.     

农村居民代际职业流动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河南省蔡寨村的调查

通过对河南省蔡寨村改革开放以来就业的240位村民的调查研究发现,改革开放以来该村居民的代际职业流动总体水平比较高。个人文化程度、个人初次就业时的年龄和父亲的职业、母亲的干部身份对代际职业流动（与父亲相比）存在着影响;个人的文化程度及父、母亲的职业和家庭的经济水平对代际职业流动（与母亲相比）存在着影响。通过进一步分析发现,个人文化程度在较大程度上直接影响了个人的代际职业流动水平,而父亲的文化程度、家庭的经济水平和母亲的职业则通过子女受教育程度来间接影响个人的代际职业流动。总的来看,农村居民要想获得农民以外的职业,必须通过自己的努力提高自己的受教育水平。     

农村流动人口的文化社会学研究

流动人口是社会变迁和文化变迁的一个现实载体和鲜活样本 ,是正在变迁着的一个片段。流动不是无意义的 ,流动着的不仅是人口 ,也是一种社会结构和文化观念。无论是在流动的启动还是流动中的经历 ,都渗透着文化观念的变迁 ,文化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决定行为模式取向。通过文化社会学视角 ,对流动人口进行社会变迁和文化变迁的深层剖析 ,其实是在研究社会的深层运行机制 ,有助于我们理解一个社会中的结构、制度、行动者与文化之间相互建构、相互制约的过程。     

构建农村人口有序流动的调节机制

农村人口进城所带来的积极效应毋庸置疑,然而由于其流动的无序性,给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一定的隐患.农村人口无序流动给农村发展所带来的隐患主要有:“失血般”的人口外流;农村高素质劳动力流失;农业生产力下降;农村养老问题愈加严峻;农村男子往往成为婚姻挤压的牺牲品.农村人口无序流动给城市发展所带来的挑战主要有:城市贫民数量增多;城市住房愈加短缺;城市环境污染加剧;对城市治安管理带来挑战;加重了城市计划生育管理工作的难度;对城市教育资源带来冲击.本文在分析问题的基础上提出了构建农村人口有序流动的调节机制.     

北京城市内部人口迁居水平研究

人口的市内移居正在逐渐成为人口迁移的主要部分。基于2008年对北京全境18个区县的大规模电话调查所获的数据,对北京市民的居住迁移水平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从迁居次数与迁居率指标看,北京城市居民的迁居水平不高。改革开放以后,除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为一平台期外,迁居水平一直保持着快速上升的趋势,这与城市建设的发展和择居自由的提升都有莫大的关系。家户特征会影响其迁居的倾向,年龄、受教育程度、户籍身份、住房权属、房龄都对5年内的迁居概率有显著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