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首大学发布第四部连片特困区蓝皮书

<正>2019年12月27日,吉首大学与中国扶贫发展中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在北京联合举行连片特困区蓝皮书《中国连片特困区发展报告(2018—2019)》发布会。该蓝皮书由吉首大学教授游俊、冷志明、丁建军担任主编,吉首大学扶贫与发展研究团队负责调研和撰写。吉首大学多年聚焦集中连片特困区的脱贫攻坚,已发布四部蓝皮书。在前三部蓝皮书关注多维减贫与自我发展能力构建、城镇化路径与趋势、扶贫开发政策与精准扶贫实践的基础上,第四部蓝皮书以"连片特困区产业扶贫的生计响应、益贫机制与可持续     

易地扶贫搬迁脱贫户生计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研究——以重庆市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为例

针对生存环境恶劣地区农村贫困人口实施的易地扶贫搬迁是精准扶贫“攻克最后堡垒”的治本之策,提升已通过易地搬迁实现脱贫的农户生计满意度,是完善易地扶贫搬迁政策,提高脱贫质量的重要抓手。选取重庆市酉阳县已脱贫农户为研究对象,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科学评价易地扶贫搬迁“已脱贫户”的生计满意度,定量测定基础设施、就业条件、产业发展三大易地扶贫搬迁工作重点内容与“已脱贫户”生计满意度间的内在关系,以群众满意度检验脱贫成效。研究结果表明：基础设施、产业发展、就业条件对于脱贫户满意度均具有正向影响,且影响程度依次递增;生计改善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脱贫户对易地扶贫搬迁的整体满意度。     

农民专业合作社参与精准扶贫的运行方式——基于山西省L县Y乡的实证研究

为确保2020年我国农村所有贫困人口脱贫、贫困县脱帽,共同迈进小康社会,自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湘西考察提出"精准扶贫"的重要指示后,全国上下开始掀起精准扶贫的热潮。作为精准扶贫方式"五个一批"之首,"通过发展生产脱贫一批"已成为农村扶贫的重要扶贫方式。产业扶贫离不开农民专业合作社、龙头企业、种植大户等主体的参与。在众多主体中农民专业合作社由于其具有天然益贫性而成为精准扶贫的理想载体。因此从农民专业合作社出发,以精准扶贫为视角,结合实地调研,探讨农民专业合作社参与精准扶贫的运行方式。通过对L县Y乡农民专业合作社参与精准扶贫的实际操作过程分析,得出其参与精准扶贫的运行方式主要是"扶贫前"与政府合作,"扶贫中"与农户、龙头企业互动,从而实现"扶贫后"农户脱贫的目标。     

精准扶贫对提升农户生计的效果评价

基于可持续生计理论和可行能力理论,构建了生计资本、生计能力、生计环境三个维度的评价指标体系,结合入户访谈和问卷调查一手资料,分析了农户生计视角下的精准扶贫成效。结果发现:精准扶贫在改善村域社会环境和提升农户生活能力方面成效显著,但是扶贫的整体成效不是很明显,主要体现在农业自然灾害严重、农户生计资本增加不够、农户生产能力提高缓慢以及农户发展能力提升不足四个方面。针对这些发现,提出了激活村级产业经济发展活力、加大农业基础建设力度、建立农户生计资本政策服务体系、提升农户自我可持续发展能力以及加强政策执行中监督考核机制建设等方面的减贫优化对策。     

精准扶贫中农户“争贫”现象解析

当前我国精准扶贫领域内存在着农户"争当贫困户"的社会怪象,以"均贫""扮贫""赖贫"以及"盼贫"为四种典型的表现形式。农户"争贫"是内外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扶贫程序设计存在不足、乡土社会心理异变、微观场域权力失范以及农户内生脱贫动力匮乏是农户"争贫"行为产生的主要原因。其治理之策是进一步完善扶贫标准和程序设计、引导农户树立正确的公平观、确保农村公共权力的规范运行以及增强贫困户精神脱贫的动力和能力,由此来推动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效落实。     

自然保护区生态移民农户的生计响应测度——以小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移民调查数据为样本

生计问题是自然保护区生态移民城镇化安置中的重要问题,认识和解决这一问题不能忽视移民的生计响应。基于“四维度三强度”生计响应分析框架和测度方法,以小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261户移民农户调查数据为样本,测度了武陵山片区自然保护区移民农户的生计响应情况,发现移民生计资本响应不均衡且移民获取资本能力较弱。移民户生计方式响应最好但移民户之间差异较大,移民户生计产出响应较为明显,尤其是生计产出的行动响应方面最强,移民户生计空间响应相对较弱但移民户之间的差异相对较小。结果表明,武陵山片区自然保护区移民农户的生计响应情况总体较好,但移民农户的生计响应强度由感知、意愿到行动呈现依次递减状态,且移民农户的生计空间响应和物质资本响应仍有较大提升空间。此外,移民生计响应的维度和强度,对移民生计增收机制起着强化或抑制的作用,进而影响移民的持续发展。妥善应对生计响应外部环境带来的各种影响,尊重并激发生计主体的能动性选择,形成移民生计响应与增收机制的正向循环,是提升移民生计响应强度、形成移民持续生计能力、实现移民持续发展的基本思路和路径方法。     

自然保护区生态移民农户的生计响应测度——以小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移民调查数据为样本

生计问题是自然保护区生态移民城镇化安置中的重要问题,认识和解决这一问题不能忽视移民的生计响应。基于“四维度三强度”生计响应分析框架和测度方法,以小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261户移民农户调查数据为样本,测度了武陵山片区自然保护区移民农户的生计响应情况,发现移民生计资本响应不均衡且移民获取资本能力较弱。移民户生计方式响应最好但移民户之间差异较大,移民户生计产出响应较为明显,尤其是生计产出的行动响应方面最强,移民户生计空间响应相对较弱但移民户之间的差异相对较小。结果表明,武陵山片区自然保护区移民农户的生计响应情况总体较好,但移民农户的生计响应强度由感知、意愿到行动呈现依次递减状态,且移民农户的生计空间响应和物质资本响应仍有较大提升空间。此外,移民生计响应的维度和强度,对移民生计增收机制起着强化或抑制的作用,进而影响移民的持续发展。妥善应对生计响应外部环境带来的各种影响,尊重并激发生计主体的能动性选择,形成移民生计响应与增收机制的正向循环,是提升移民生计响应强度、形成移民持续生计能力、实现移民持续发展的基本思路和路径方法。     

基于可行能力视角的产业扶贫增能

在诸多扶贫举措中,产业扶贫被视为治本之策。学术界关于产业扶贫减贫效应的分析大多聚焦于经济学意义的增长,既忽视了扶贫产业嵌入性的特征,也忽视了贫困农户产业实践的多重减贫效应,因而无法突破产业发展与贫困农户发展之间的抽象对立。因此,我们需要关注扶贫产业的嵌入性特征,关注产业扶贫的经济性和福利性双重属性,发现产业扶贫对贫困农户的最大作用,不是增收,而是增能。为研究产业扶贫的减贫效益,探讨扶贫产业发展如何促进贫困农户发展和能力提高,需立基于阿马蒂亚·森的可行能力,构建产业扶贫何以增能的分析维度和研究框架,将对产业扶贫的认识从经济发展项目扩展为社会政策项目,将产业扶贫发展从效率导向转向成效导向,从权利和能力等多维视角考察产业扶贫的减贫效应。     

西北贫困地区畜牧业扶贫福利效应及其影响因素:以宁夏为例

产业扶贫是精准扶贫的"重头戏",在脱贫攻坚过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当前,脱贫攻坚已经进入关键期,畜牧业扶贫势必变得更加重要,但是贫困户作为畜牧业经营的主体,只有保障其福利不受损,才会继续依托畜牧业增收脱贫。深入研究畜牧业精准扶贫对贫困户福利的影响,对于完善精准脱贫长效机制和增加农户收入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因此,推动贫困地区畜牧业的发展,充分发掘其在精准脱贫中的潜力,消除深度贫困户从事畜牧养殖的门槛,有助于进一步发挥畜牧业在反贫中的作用,从而实现持续稳定脱贫。     

福建省县域多维贫困地理识别及空间分布格局

准确识别贫困区域及其空间分布特征是落实精准扶贫政策,提高农村扶贫质量和效率的关键。以福建省县域为研究对象,运用脆弱性-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构建福建省县域多维贫困识别指标体系,识别福建省贫困县及其空间分布特征,并对识别出的多维贫困县进行类型划分。研究发现:(1)福建省67个县(市、区)中有27个被识别为多维贫困县,识别出的多维贫困县的空间分布集聚特征显著,集中分布在闽西和闽北的山地和丘陵地区;(2)识别出的多维贫困县被划分为金融基建兼缺型、基础建设缺乏型、人力基建兼缺型、生计途径缺乏型、发展条件缺乏型等5种类型。据此,提出相应的建议:(1)对贫困人口和贫困区域进行有效瞄准;(2)根据农户具体的生计资本情况采取差异性扶贫措施,以更好地落实以县域为基础的扶贫工作,为精准扶贫开发研究提供一定的借鉴。     

农村的贫困、贫困文化与脱贫

贫困和贫困文化的恶性循环是影响当前农村发展的主要原因 ,本文从文化的核心——人的观念入手 ,分析了贫困文化的种种表现及对贫困所造成的影响。同时 ,本文还提出 ,要想使农村走出贫困的境地 ,必须大力发展农教事业 ,改造农村贫困文化。     

精准扶贫背景下光伏扶贫问题研究

精准扶贫是关系到能否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一个关键。光伏扶贫是在贫困地区开展精准脱贫的一个重要手段和有益尝试。在实践推广中,要理解光伏扶贫的时代渊源和新内涵,理顺光伏扶贫的政策设计和运行机制,针对现实困境,坚持精准脱贫、遵循因地制宜、加强统筹规划,通过做好精准识别、鼓励和支持创新、积极开展"光伏+"应用、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步伐等路径来提高光伏扶贫的扶贫效率。     

农村贫困人口的聚类与减贫对策分析

本文使用K-means聚类方法对我国农村贫困地区的贫困人口进行聚类,并进一步分析了特殊类型贫困地区、集中连片贫困地区的贫困类型结构。分析结果表明,贫困类型的分布呈现了扶贫对象在区域间分布的不平衡性,各种贫困类型的不同特点和区域分布上的差异从一个视角揭示了收入差距特别是贫困程度差异化的来源。尤其是,少数民族地区的贫困特征和贫困人口比重都要比老区和边境县地区更加突出,而这些地区有着自身独特的特点和性质,尤其需要对少数民族地区贫困背后的形成机制开展更加深入的研究,以便提出针对少数民族地区的因地制宜的扶贫开发措施。连片特困地区的主导贫困类型各不相同,意味着片区扶贫开发需要具有片区针对性的扶贫政策。尽管聚类分析只是一种探索性分析,但是农村贫困人口的聚类仍然为我们定义各种贫困的类型、以及它们在不同区域或特定区域划分之间的内部分布结构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信息并将为进一步的统计推断分析提供基础。     

绿色减贫：贫困治理的路径与模式

绿色减贫是贫困治理的重要途径,其减贫的机制在于通过产业绿色化和绿色产业化,实现贫困地区脱贫。从产业融合和利益联结机制两个视角去考察了绿色产业的模式。农业产业内部融合的模式有循环农业、林下经济、庭院经济等模式,农业产业链延伸形成的主要是电商扶贫模式,三产融合形成旅游扶贫和观光农业模式,新技术催生了光伏扶贫和大数据产业扶贫。利益联结视角下,绿色减贫模式主要有企业主导、大户主导、集体经济主导、政策主导和资产收益扶贫五种模式。在此基础上,总结了绿色减贫的经验,并提出了若干建议。     

主体性视角下后脱贫时代的贫困治理

政府职责的再界定及农民自主性的激发,是后脱贫时代贫困治理场域政府主体性及农民主体性建构的核心问题。在当前农村精准扶贫体系的运作过程中,由于片面强调国家义务的话语,导致了政府政治主体性的凸显与行政主体性的弱化,由此引发了农民权利的道德化及权利与责任的失衡。在后脱贫时代,需要加快均衡性的贫困治理体系的构建,实现政府政治主体性与行政主体性及农民权利与责任的对称性均衡。在具体路径上,可以从加强贫困治理体系的法制化及标准化、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通过赋权增能来激发农民的主体性及构建贫困治理的长效机制等路径,推动后脱贫时代贫困治理体系的均衡性转型。     

贫困与反贫困若干问题的探讨

贫困与反贫困问题是当今世界面临的重大理论和实践体系。实施反贫困战略 ,首先应明析贫困的涵义、程度划分和成因类型。世界范围的贫困问题已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 ,但反贫困的行动十分艰难。中国反贫困的实践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但依然任重道远。广西的贫困问题在全国较为典型、严重 ,在基本完成“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后 ,巩固成果和继续攻坚都面临重大的机遇和挑战     

用贫困指数测度安徽农村贫困线

新形势下贫困线的测定应该具有相对、动态、多维的性质。贫困指数可以由三个维度和一些测量指标构成的三级指标体系计算出。采用调查研究方式,在安徽全省的农村地区采集个体样本数据,采用结构方程模型高阶因子分析技术检验贫困指数的指标体系,并计算出权重。首先利用该体系计算出每个个案的贫困指数;然后利用相对贫困线确定的比例法求出临界贫困指数,再根据已有数据拟合出人均年收入与贫困指数的回归方程;最后通过该方程即可求出贫困线。用贫困指数方法侧度贫困线有独特的优势,但也需要注意使用条件。     

深度贫困生成逻辑与贫困陷阱跨越路径——习近平关于深度贫困问题重要论述的启示

深入学习习近平关于深度贫困问题重要论述,基于“人业地”综合贫困分析范式,阐释深度贫困与贫困陷阱的生成逻辑,进而提出贫困陷阱跨越的路径。研究认为：深度贫困是“人”的贫困转化及群体间互移、“业”的封闭与锁定、“地”的弱势累积以及“人业地”互构耦合的结果;深度贫困再生累积导致主体性、经济性和空间性贫困陷阱形成,三种陷阱叠加强化则最终形成“低水平生存性均衡”贫困陷阱。要攻克深度贫困、跨越贫困陷阱需要实施“超常之力”干预,即采取权能强化、市场重构、空间优化等强力干预措施及相互配合的综合性治理手段。     

如何理解贫困:日本贫困研究视野下的省思

由于研究的起步较晚,国内学界对于贫困现象本身的剖析和学者的想象力还有待进一步开掘。 日本的贫困研究成果和研究径路,为我们深入贫困研究提供了一个参照系。 从理解贫困的基准、贫困的产生、贫困生活和贫困救济四个方面着手,梳理日本的贫困研究成果,并总结其对我国学界进一步深化对于贫困的认识、拓展对于贫困治理研究的若干启示,是十分必要的。 从日本的研究成果反观我国的贫困研究,为了更深入地理解贫困,我们需要全方位把握农民的生活状态和生计逻辑,充分认识贫困生产机制的复杂性,并需重视用“生计术”视角观察和理解农民的生计行为,包括一些可能在一般道德立场和价值观念中受到批判的生计行为。 在国家和各级政府大力推进“精准扶贫”的今天,面对存在的诸多困境,我们也许可以从历史的脉络中、从与其他国家贫困救济史的比较中,为理解贫困治理的困境找到更明晰的谱系学定位和更深入的阐释空间。     

论"知识贫困"

知识资源是贫困地区最稀缺的资源,也是其发展的最大制约因素,如今,知识贫困问题已成为制约我国进一步发展的重要障碍之一,也是我们构建和谐社会必须跨越的一道鸿沟.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知识贫困状况有了很大的改善,但仍有大量的人口处于知识贫困状态,而且知识贫困存在严重的地区差异、城乡差异和性别差异.针对我国知识贫困的现状,必须在构建和谐社会的大框架下,从知识贫困的涵义和特点出发,提出解决知识贫困的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