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财政分权与环境污染——环境群体性事件的经济根源

财政分权与政治集权的紧密结合是中国式财政分权的核心内涵.文章从中国式财政分权视角对环境污染问题给出解释,探索财政分权对地方政府的影响及其后果,以此揭示环境群体性事件产生的经济根源.采用1998-2012年省际面板数据,利用熵值法构造环境污染指标,同时引入财政分权指标、地方政府竞争指标和产业结构、外贸依存度、外商直接投资等控制变量建立计量模型分析财政分权对环境污染的影响.研究显示,中国存在环境库兹涅茨曲线,中国式财政分权改革及其对地方政府的激励扭曲导致了环境污染的加重,并且污染程度会随着分权度的提高和地方政府竞争的加剧进一步恶化;同时,财政分权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在东部和中西部存在显著的区域性差异,环境群体性事件产生频率也存在区域差异.     

环境规制对环境污染空间演变的影响

通过构建环境规制强度综合指数和环境污染综合指数,运用全域自相关检验、局域空间自相关检验、局域空间自相关分布及显著性检验,实证研究2004—2014年中国各省份环境污染的空间格局与空间演变;基于空间杜宾模型实证检验环境规制对环境污染空间影响的作用机理。结果显示:（1）中国各省份的环境污染存在显著空间正自相关性,在区域空间分布上形成了高低两个集聚区域,低污染物排放集聚区正在由东部向东南部扩展,高污染物排放集聚区正在由西北部向东北部扩展;（2）环境规制强度、技术创新对环境质量的改善起阻碍作用,表明中国目前的环境规制确实存在“绿色悖论”,技术创新并未激发波特假说的“创新补偿”效应。对外开放程度的提高可以显著改善环境质量,中国并不存在“污染天堂”;（3）环境规制强度和对外开放程度的直接效应远大于间接效应,产业结构和技术创新的间接效应大于其直接效应,也就是说,本地环境污染受本地环境规制和对外开放程度的影响大于受相邻地区的环境规制强度和对外开放程度的影响,本地环境污染受相邻地区的产业结构和技术创新的影响大于本地的工业化水平和技术创新的影响。     

环境分权与环境污染治理:基于多维度财政分权视角

地方政府是环境污染治理的关键主体,分权是牵制地方政府环境治理行为的重要因素。文章将财政分权与环境分权分离讨论,利用面板数据模型以及门槛模型实证考究了多个维度的财政分权、环境分权与地方政府环境污染治理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1)财政收入分权、财政支出分权对地方政府环境污染治理有助推作用;(2)环境分权以及财政体制不平衡对地方政府环境污染治理有负向影响;(3)进阶研究发现,高财政支出分权有利于推动环境污染治理,而高财政体制不平衡将进一步放大环境分权对环境污染治理的负面影响。因此,围绕促进地方政府加大环境污染治理的目标,可针对财政支出端进行重点改进以解决财政体制不平衡问题,同时应多措并举促使地方政府规范、合理和有效使用权力。     

财政分权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基于环境规制的“U型”调节效应

在新发展理念的引领下,中国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加快推进制度和政策环境完善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根本要求。近年来,中国实行了一系列环境规制政策,在中国式财政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间“环境竞次”的恶性竞争是否会因环境规制的约束而发生扭转?环境规制政策与财政分权制度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复合效应值得探究。运用Global Malmquist-Luenberger(GML)指数估算了2004—2016年中国283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以此来衡量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并建立财政分权、环境规制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非线性调节模型,系统考察财政分权、环境规制与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系。研究发现,中国现行的财政分权体制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消极影响,地方政府间存在着恶性竞争;环境规制对财政分权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U型”调节效应,且该效应呈现门槛特征。     

财政分权、晋升激励与环境污染：基于1997~2010年省级面板数据分析

与传统的研究方法不同,文章从财政分权和政治晋升激励的视角系统分析我国的环境污染问题。以我国1997～2010年30个省(市)环境污染面板数据为样本,探索财政分权、政治晋升对环境污染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财政分权程度越高,地方政府从经济增长过程中所享有的收入越多,则工业"三废"排放量也就越大;(2)政府与企业之间寻租交易将增加地区工业"三废"的排放量;(3)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之间存在环境库兹涅茨曲线;(4)工业化发展和外商直接投资将分别起到增加和降低工业"三废"排放量的作用。     

基于Meta分析的地方政府竞争与环境质量关系研究

改革开放40年来,以政治晋升和财政分权为核心的激励机制是我国经济保持平稳增长的重要法宝,但这套激励机制在调动地方政府追求经济增长的同时,也会对其环境行为产生激励扭曲。现今关于地方政府竞争与环境质量间关系的定量研究由于价值取向和数据尺度等的因素,对两者间相关系数的测度结果差异显著,甚至互相矛盾。文章采用Meta相关性分析法对有关中国省级地方政府与环境质量关系的41篇文献进行研究,降低了计量工具变量对相关性结果的影响。结果显示,晋升激励与环境污染,晋升激励与环境规制,竞争压力与环境污染,竞争压力与环境规制,这4项研究假设均呈正相关。     

分税制模式下中国地方财政与房价的关系

由于中国分税制改革的不彻底,造成了地方财政拮据。地方事权的扩大,地方税收减免及共享税税种增多等因素加深了财政困难程度。地方政府为摆脱财政困境,以地生财,导致房价不断升高。在理论探讨的基础上,通过相关数据比较和地方财政与房价计量模型对结论进行了回归分析。最后为缓解"土地财政"对房价的压力,提出扩大地方财政的财税对策。     

数字经济对地方财政可持续性的影响研究：基于“本地—邻地”视角

地方财政可持续是我国应对相互交织的结构性、体制性、周期性社会经济问题的财政基础。数字经济的蓬勃兴起改变了财政收入组织方式、财政支出使用效率及财政治理效能,为实现地方财政可持续发展带来了机遇与挑战。本文首先构建了我国地方财政可持续性的评价指标体系,并利用Dagum基尼系数测算我国地方财政可持续性的区域差异,接着基于“本地-邻地”视角,考察了数字经济与地方财政可持续性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显著促进了本地的地方财政可持续性提升;数字经济的发展对邻地的地方财政可持续发展有负向影响,存在“虹吸效应”和“洼地效应”;东部地区数字经济的财政效应更明显;进一步分析发现数字经济对地方财政可持续性的影响存在基于创业活跃度和财政透明度的门槛效应。     

财政分权、晋升激励与环境污:基于1997～2010年省级面板数据分析

与传统的研究方法不同,文章从财政分权和政治晋升激励的视角系统分析我国的环境污染问题.以我国1997 ～2010年30个省(市)环境污染面板数据为样本,探索财政分权、政治晋升对环境污染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财政分权程度越高,地方政府从经济增长过程中所享有的收入越多,则工业“三废”排放量也就越大;(2)政府与企业之间寻租交易将增加地区工业“三废”的排放量;(3)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之间存在环境库兹涅茨曲线;(4)工业化发展和外商直接投资将分别起到增加和降低工业“三废”排放量的作用.     

环境规制与企业技术创新:一项来自河北省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当前中国正处于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战略时期,地方政府和企业面临着资源环境的约束压力。环境规制与企业技术进步因此成为学术界和政府普遍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以河北省为例,选取2009-2012年制造业面板数据,运用计量方法,通过针对区域环境规制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双重影响分析,得出环境规制与企业技术创新表现出"U"型特征,具体表现为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具有激励效应,在区域内表现得不显著,企业规模、投资水平等因素对技术创新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环境规制通过抑制投资水平,对技术创新产生了间接影响。为此,要求地方政府应当制定适宜的环境保护措施,充分发挥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积极作用,来消除负面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