羊子戈考

山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文物室收藏了传世兵器青钢戈一件(见下图)。戈内(音na)长8.5cm,宽3.5cm,中间有一穿;援长15cm,圭锋,正反两面都有中脊;胡长6.5cm,有二长方形穿;有栏,栏上侧与援结尾处有一椭圆形小穿。胡与援之两面都有刃。援内侧刃部已有损伤,修补痕迹甚明显,背面锋部亦有锈斑。胡部正面铸有铭文“羊子止(之)造戈”五字,其“造”字写作“(?)”形,字虽浅细,但刻铸清晰可辨。戈之整体造型厚重,直内(音na)圭锋,援部微微上     

战国三晋兵器铭辞格式特点研究

战国时期三晋兵器铭辞格式有其共性,即"令+工帀+冶"的铭文格式为三晋共有. 赵、魏两国虽然都有两级监造的款式,但赵国未署冶名,而魏国的督造者未出现. 三晋"库"的设置各不相同," 库"为韩国所特有,赵国以相邦督造的兵器仅见左、右库,而且库名之前一般要冠以"邦"字.     

新见廿一年邞啬夫戈考

新见一件私人收藏未曾著录的铜戈拓片，戈的形制与1982年河南郸城所出“廿二年邞啬夫戈”相同，刻铭格式及行款类型也相同。两件铜戈铭文中“邞”的地望应是今河南省周口市扶沟县，“邞”原属楚，垂沙之战后属魏。戈铭有明显的三晋兵器铭文三级监造特点，形制上阑下侧有明显的齿突，是魏国兵器的典型特征。新见“廿一年邞啬夫戈”的铸造时间是魏襄王21年，郸城县出土的“廿二年邞啬夫戈”的铸造时间是魏襄王22年。     

秦兵器刻铭零释

秦昭襄王三十三年诏事戈胡背铭文旧释"邑",疑当释为"予",应即"予道"。秦始皇兵马俑一号坑出土的三年相邦吕不韦戟戈内正面铭文中之诸工匠名(■),过去释为"或"窵",应改释为"沱(池)"。秦都咸阳故城遗址长陵车站南沙坑出土的残戈内,刻铭二字可释为"郁郅"。黄浚《尊古斋古兵精拓》著录一戈,戈内两处刻铭(■■),可分别释为"朙"和"白水"。     

汉代镜铭反书探微

镜铭反书就是镜铭文字的反写。曾有学者依据镜铭反书来判断东汉铜镜为伪镜,不足为信。事实上,反书字在西汉镜铭中就已出现,在新莽与东汉时期达到高峰。就形体特征而言,主要有缪篆反书、篆隶反书、隶省反书和花体反书四类。镜铭反书的形成有着鲜明的时代特征,既受到镜铭文字追求装饰美的影响,同时又与东汉私人铸镜繁荣,民间镜工文化水平不高,用字随意密切相关。     

说山西浑源所出鱼■匕铭文中的“■”字

文章从字形分析入手,研究了"鱼■匕"铭文中的"■"字,否定了将其释为籀文"顶"的传统看法,论证了"■"是三晋文字中的"颠"字,在铭文中应就本字解之,不得读为"鼎",由此出发,对铭义重新做了解读。     

“保卣”铭文释疑

解放初出土于河南洛阳的“保卣”和一同铭之尊,铸有铭文四十六字,记载了周成王时的一些重要史实,史料价值颇高。郭沫若、陈梦家、蒋大沂、平心、黄盛璋、孙稚雏及白川静等中外学者都进行过考释。由于铭文中没有绝对的纪年标志,所记史实在文献史科中又不甚了了,因此在理解上多有疑难。以上各家的考释,得失互见,然于铭究竟记载周初何事,均未得其解。     

《(厂驫)羌钟》铭“征秦■”新释

《(厂驫)羌钟》是战国时期韩国的铜器,1928年出土于河南洛阳金村。同时出土的是一整套编钟,共十二器,均铸有同样铭文。原器铭共计六十一字。各钟虽均有泐损,但数器互相补充之后,大致可以通读。此钟上有周王纪年,又记当时主要国家韩国和秦、齐     

说山西浑源所出鱼颠匕铭文中的“颠”字

文章从字形分析入手.研究了“鱼颠匕铭文中的“颠”字.否定了将其释为籀文“顶”的传统看法.论证了“颠”是三晋文字中的“颠”字,在铭文中应就本字解之,不得读为“鼎”,由此出发,对铭义重新做了解读.     

从铭文看三国时期弩机的制造和管理

由于魏蜀吴职官设置和社会背景的差异,三国弩机刻铭体例各有特色,弩机的制造和管理各有联系亦有区别。本文着重从弩机铭文反映的内涵探索三国时期弩机的制造和管理问题。     

“陈（甫寸）造戈”考

《高古与文物》1991年第2期刊布了一件战国时期齐国的铜戈,并附有戈形照片和铭文拓本(见附图).据介绍,此戈出土于山东省新泰市放城乡南涝坡村,现藏于新泰市博物馆.此戈援长12厘米,宽2.5厘米,内长6.5厘长,胡残长3.5厘长,戈援中起脊,略显上扬,锋端呈弧线三角形,内部平直,有一横穿,外侧三穿,援胡均有刃,内上铸有铭文,铭文共二行四字,原文录释为"陈郭造戈".     

有铭楚器订补九则

结合文献记载和已有研究成果,对王子婴次炉、王子申盏、铸客器等九篇有铭楚铜器的国别、时代、铭文释读等问题作了较全面考察,对旧说或为辩驳,或为补证并提出一些管窥之见。     

关于平山三器的作器年代及中山王■的在位年代问题——兼与李学勤、李零同志商榷

1974——1978年,河北省文管会在河北省平山县三汲公社鲜虞中山国故都灵寿城遗址发掘了两座大墓,即1号墓和6号墓。其中1号墓出土了载有长篇铭文的礼器三件:铜方壶一件,铁足铜鼎一件,铜园壶一件。因鼎、方壶上均有中山王(?)十四年造器之明确铸铭,发掘简报已将1号墓定为中山王(?)之陵墓。此后不久,鼎、方壶在一些同志的文章中开始分别被称为(?)鼎、(?)壶;铜园壶因其刻铭中有“胤嗣(妾子)(次虫)”,被称为(次虫)壶或(妾子)(次虫)壶。1979年李学勤、李零同志在《考古学报》第二期发表文章,称上述三器为“平山三器”。我们认为,将平山1号墓出土的载有长篇重要铭文的三件礼器命名为“平山三器”是完全必要的,它给研究工作带来了很多方便。     

浅析北魏时期南北书风融合

从书体的角度看,南方楷法得力于行、草颇多.楷法既成,反过来再促进新体行书、草书、今草进一步完善与发展,各种书体都能风流潇洒.魏碑体以蜕化的八分铭石书为基础,倾斜其体势,加上有"刻风"的渲染,遂成稚拙开张,倔强刻厉的面目.北朝碑版中工美而古质、与魏碑体有所差距的风格,融合南方流美书风后来演化成隋与初唐楷书的主流.楷法弃质而就文,的确是艺术规律和人心所向的结果.     

铭文发微

铭文是古代一种应用文体,是指刻在器物上的文字,其内容大体上分警戒性的和祝颂性的两类。发展到后来,也有只是单纯的咏物之作。写作铭文应注意其文体特点和风格特点。     

中国考古学小史

中国考古学,是一门既古老而又年轻的学科。它的发展历史是与中国历代的政治背景、经济基础和文化传统息息相关的。可分为古代金石学和近代考古学两大时期。所谓金石学主要是指研究商周以来的铜器及其铭文和秦汉以后的石刻。广义的金石学还包括古代遗留下来的一切古器物,比如:陶器、兵器、乐器、钱币、书画、车器马饰、符契玺印、服御诸器等。     

论墓志文体志文和铭文的特点、功用及相互关系————以新出土唐代墓志为中心的考察

墓志铭是用于志墓的一种文体,通常都是由前后两部分组成的,前一部分为志文,古人习惯称为'序',后一部分为铭文,古人一般称作'铭'。这两部分内容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古今学人常各执一词,故其关系需要进一步厘清。实际上,从创作目的看,墓志铭从设立之初,志文旨在记事,铭文旨在颂美;与创作目的相联系,从演变的过程看,就墓志铭的文体特点及实际功用而言,志文和铭文是有所区别的,这也和各自的渊源密切相关。因志文与铭文两者结合共同构成'墓志铭',其相互联系是非常紧密的,主要表现为:铭文是志文的重复或缩写;铭文是对志文的补充;志文和铭文虽各有侧重,但主旨相同;志文和铭文浑然一体。     

私人叙事的兴起:武王伐纣时期的铭文创作

《利簋铭》和《天亡簋铭》是目前所能见到的西周最早的两篇铭文,《利簋铭》记载了武王伐纣事件,体现了史官叙事向私人叙事的过渡状态;《天亡簋铭》记载了灭商之后十二天武王祭祀文王和上帝、众神的事件,出现了三线索叙事,使用了抒情手段和修辞格,构建了立体叙事场,显示了明显的写作艺术追求。两篇铭文开创了西周私人写作的文化传统。     

从漏泽园看所谓“太平盛世”——考古发现的漏泽园遗迹和宋代的漏泽园制废

在宋代考古中,过去在四川的郫县、绵竹、重庆,陕西的岐山,河南的南阳,山西的吕梁,山东的日照等地,曾经发现一种颇为特殊的墓葬,把尸骨或骨灰盛入陶罐,浅浅地埋入土中,仅少数设有砖砌小方坑。这种墓葬,一般总是成片出现,排列整齐,大约每隔一米一座,除一块铭砖之外,别无其他任何殉葬品。铭(?)一般盖在罐口之上,有的系专门烧制,大约三十多厘米见方,有的用残破古砖改作,不甚规整,铭文字迹潦草,均系砖成后刻,除少数两面带字外,大部分是一面带字。铭文内容主要是记载墓葬的编号和葬纂经过,     

长江三角洲文明化进程中刻符与文字的发展

长江三角洲从新石器时代末期良渚文化,经夏商湖熟、马桥文化,到两周吴越国家的形成,经历的是繁荣-衰弱-再繁荣的文明化进程。在此背景下,陶器刻划符号和文字的发展也经历了不同的阶段并表现出相应特点。新石器时代良渚刻符是长江三角洲史前符号发展阶段最进步的水平;此后马桥文化刻符却并非良渚刻符的后继,而与中原夏商文化有了初步联系;至两周时中原铭刻文字进入该地区,取代原有刻划符号而成为当地的先进认知系统。刻符与文字的这一发展历程,与其文明化的步伐相一致,是文明化进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