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市民社会的两种历史传统

古希腊的“城邦国家”和中世纪的“城市社会”构成了近代市民社会的两种历史传统。城邦国家的兴起与衰退推动了公民政治生活向市民私人生活的转变,使得人类社会从“作为一种政治动物的人”的公共生活中发展出了一种“作为一个个人的人”的自由意志。城市公社的复兴和发展则打开了中世纪封建社会和等级社会的缺口,为近代市民社会的诞生提供了一切物质的和精神的社会要素。城邦国家和城市公社不仅构造了二者在政治上与经济上的性格差异,而且奠定了近代市民社会的公民品格和市民精神的历史基础。     

从市民社会视角解读中国法治建设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中国的市民社会逐步兴起,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逐渐分离。这种分离为中国走向法治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基础。公权力制约与私权利保护、法治精神的孕育、良法的产生及市民守法精神的培育自此有了深厚的社会土壤。     

市民社会伦理精神与和谐伦理精神的构建——基于黑格尔、马克思和哈贝马斯市民社会伦理思想的启示

和谐社会的建设以和谐文化为基础，和谐文化以和谐精神为灵魂，而和谐伦理精神是和谐精神的价值内核。市民社会在和谐社会的构建中起基础性作用，市民社会是现代性的伦理实体，塑造了现代人的交往方式和存在方式，也孕育了现代社会特有的伦理精神，市民社会伦理精神是构建和谐社会中“价值理想”、“秩序伦理”、“政治伦理”和“交往伦理”不可或缺的重要精神资源。     

张爱玲、王安忆小说创作中的市民意识比较

张爱玲、王安忆都曾站在市民的立场上真实描绘了市民世界的生活和内心精神,表现了市民的意识,这种意识的基本特征是精神理想的追求萎缩在社会功利之中,政治意识淡化于日常生活之中.不同于张爱玲的是,王安忆在描写市民的精神理想萎缩的同时,又在营建具有特定内涵的"精神之塔",政治意识淡化的同时并没有完全忽略了社会背景观照.     

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视域下中国市民社会建构

马克思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到《共产党宣言》,逐渐梳理了市民社会理论的发展轨迹,阐明了市民社会的主体在市民社会中所拥有的权利、竞争、平等、创新精神,指出市民社会作为一种重要的力量与政治国家的互动作用,这为我国建构和谐社会提供了理论支撑。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在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视域内建构当代中国市民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市民社会与现代法律的基本理念

从总体上看,保护财产私有权、契约自由权、公民平等权这三大现代法律制度的基本原则,是现代法律的基本理念的具体体现和主要内容。私法与市民社会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内在亲和关系,现代法律的基本理念源于市民社会,又表达了市民社会的内在要求,因而现代法的精神实质上就是私法的精神。在法制现代化的过程中,国家和市民社会是其内在的双重推动力。     

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市民社会

对市民社会的理解应摆脱以往的旧观念.市民社会与市场经济是密切联系的,二者相互兼容,都是介于个人和政治国家之间的纽带.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市民社会具有一定的特殊性,社会主义和市民社会也有某种天然自洽性,从而使我们可以积极地去建构一个有着自己独特性的市民社会,并使之完善.在此过程中,要注意处理市民社会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培养市民社会内部成员的契约精神,注重经济、文化、社会交往等全面发展,培养公共精神.     

论重建市民社会与保障个人权利的关系

二十年多来，随着市民社会理念的复兴，市民社会思潮表现出全球化趋向。探讨市民社会的本质也就成了普遍关注的课题。我们试图通过对市民社会概念、特征、理论脉络的分析，通过对市民社会与国家关系的回顾来讨论重建市民社会和保障个人权利的内在一致性。     

西方法治的基石——市民社会

西方法治的发展是伴随着市民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的,只有建立在成熟的市民社会的基础上才能取得成功。针对西方法治的形成、发展并走向成熟进行分析。市民社会的发展为西方法治的发展奠定了宪政的基础、孕育了法治精神并推动了法律的形式化。     

民法是市民社会的基本法

通过分析现当代市民社会概念的演变,揭示了西方学者对市民社会的不同理解。通过比较各家学说,总结出了市民社会的概念和基本特征以及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相互关系。在此基础上,论证了民法与市民社会之间的深刻渊源和紧密联系,并指出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民法作为市民社会基本法的重要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市场经济条件下县级市政府职能的转变

由于我国的县级市多从撤县设市而来 ,因袭了较多的传统的县政府管理职能 ,与市场经济条件下城市政府职能还有较大差距。县级市政府应以顺应公共服务为取向 ,积极转变自身职能 ,以更好地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     

炎黄二帝与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形成

中华民族凝聚力是在历史发展中维系整个中华民族生存与发展的一种内在力量.这种凝聚力是多种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包括有地理、经济、传统文化、共同心理状态、爱国主义感情等等.中华民族凝聚力形成于炎黄时代,起核心作用的是炎黄二帝.因为炎黄二帝具有"共祖"象征作用、文化纽带作用和精神感召作用,所以,炎黄二帝及其创造的文化是中华民族凝聚力形成的情感基础、思想基础和精神基础.     

市场化改革的社会秩序与道德基础

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更加深入,中国社会出现了很多新的问题和矛盾。但是,这些问题和矛盾并不完全是由市场化所造成的,更主要的是由于政府改革未到位所造成的。市场经济要发挥作用,必须具有相应的社会秩序与道德基础。由于改革过程中出现了大量计划经济下不曾出现的道德失范和对基础社会秩序破坏现象,因而也产生了一些对于改革本身的怀疑和反对。未来的市场化改革应通过加快政治体制改革,更充分地体现权利、公正、功利原则,构建更加良好的社会秩序与道德基础,成为利益分享、公众参与、推动道德进步的改革。     

买办与中国近代社会阶层的变迁

买办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尤其在中国近代经济史中的地位更加突出.作为资产阶级的一部分,他们的出现早于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自从中国与西方接触以来,无论在政治与经济、城市与农村、国内与国外,几乎在各个重要领域和地区都有买办的活动.特别是在中国早期经济现代化进程中,买办最先投资近代新式企业.买办对传统工商行会的改造、使广大农村融入资本主义市场体系以及他们对封建官员的影响,促使了中国近代社会的各阶层明显地资产阶级化.在瓦解中国古老经济结构的过程中,买办的作用从沿海城市直至穷乡僻壤,对中国社会影响的深度不容忽视.     

近代男性知识分子女权思想的产生及其矛盾——以梁启超为典型案例

以梁启超为首的维新变法派最早将现代女权思想引进中国,起初是将不缠足和兴女学作为两大努力目标的,以后才逐步提出婚姻自主等主张,相对于同时代人而言,梁启超更透彻地阐述了男女平权的思想.但近代知识分子所谓女权思想主要还是围绕救国保种的目的,当某些主张触及男权私利时,便不得不显出两性的差异,其主张与实践就不得不自相矛盾了.     

墓券与东汉民众的生死观念

东汉时期的世俗民众没有认识到人终有一死的本质特性,反而抗拒死亡,渴求长寿永生。当年寿久长的愿望破灭时,他们又深信异象生命自然会在幽界冥府绵延不绝。不过生者却刻意疏远逝者,直接把殁亡人遣送到彼岸世界,希求幽鬼永居墓穴,接受冥府行政官僚体制和宗族观念的管制和束缚,按照世人的要求和期望去经历冥府生活。     

大运河与明清通俗小说刊刻中心的转移

明清通俗小说刊刻中心经历了一个由福建建阳向苏州、杭州、扬州、常州、湖州等江南运河城市转移的过程。建阳书坊业带动了明清通俗小说的初步繁荣,江南运河城市的书坊业却促成了通俗小说的全面繁荣。大运河在通俗小说刊刻中心的转移过程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大运河为江南运河城市的书坊业与通俗小说的发展提供了繁荣的商品经济、壮大的市民阶层、便利的水陆运输与广阔的市场等得天独厚的条件,保证了这些城市的书坊业在市场竞争中能立于不败之地。     

城市(镇)边缘人群的精神贫困及其疗治方略--以陕西西部欠发达地区的城市(镇)为例

由于经济、政治和管理等方面的原因,城市(镇)边缘人群存在着严重的精神贫困倾向,这对城市(镇)的健康发展产生了消极影响.为此,应该采取"把握方向、强化意识、落实责任、形成机制"的方略,对其加以有效疗治,从而大大提升城市(镇)的精神品位和文明程度.     

清代城居地主兴起的影响

清代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城镇的繁荣,大批地主开始移居城市,成为城居地主。这一现象对社会经济的影响既有积极的一面,如地主城居将部分地租投资于工商业,推动了社会经济发展,促进了城乡经济交流,松弛了主佃封建人身依附关系;又有消极的一面,如加重了佃农的经济负担,在一定程度上销蚀了社会积累,不利于社会长远的经济发展,同时导致农副产品单向流入城市,造成虚假繁荣,也不利于农业的发展。总的来看清代城居地主兴起弊大于利。     

浅析中世纪罗马法研究首先在意大利城市兴起的原因

中世纪的意大利处在多股政治势力的统治之下 ,它们之间的斗争导致了地方自治的增强 ,地方自治所倚靠的是城市。中世纪意大利的城市程度不同地保存了罗马帝国时期的传统 ,市政生活开始得较早。意大利的地理环境决定了从中世纪早期起商业贸易活动在社会经济活动中就占据了重要的位置 ,并由此打造了意大利城市社会结构的特点 ,相同利益的社会群体组成了同业公会。各社会群体参与对城市进行管理的要求引发了城市自治运动 ,城市自治的一个重要方面是综合当时现有的各种法律和法令。罗马法具有辩证的法律规范 ,能够提供综合各种法令的法律原则 ,因而在意大利城市中兴起了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