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论与法治观——从柏拉图到哈贝马斯

合理性可谓法治的元理论,法治观直接导源于理性论。柏拉图在区分现象世界与理念世界的基础上,将其法治观建筑在理念世界的殿堂之上。亚里士多德则从经验世界中论证原因,对原因的论证构成了亚里士多德论证法治的五个基本内容。康德以实践理性的绝对命题来构筑其形而上学的法治观。韦伯区分了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并将其形式法治观建立在形式合理性的大厦之上。哈贝马斯在交往理性理论的基础上,构建了其程序主义的法律范式。     

韦伯与哈贝马斯法治观之元理论比较

从合理性的视角给法治一种元理论的解释,韦伯与哈贝马斯的研究路径各有千秋。韦伯根据波普尔对世 界的三种区分,即客观世界、主观世界和社会世界,将其目的行为对准客观世界,并以目的行为为取向,型构其形式 理性主义。韦伯的形式法治直接导源于他的形式合理性。哈贝马斯在世界三分的基础上,引入世界的第四个界 面,即生活世界。以此为切入点,哈贝马斯以沟通为行为取向,建构其交往理性主义。程序主义的法律范式正是通 过对交往理性的建构才得以形成。     

论法治是邓小平法律思想的精髓

邓小平法律思想博大精深,其法治思想是其整个法律思想的精髓,邓小平结合中国国情、在实践的基础上提出系统而深刻的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实行法治的政治前提,实行法治应当具备经济、政治、思想和法律条件,法治的基本特征应当是法律的极大权威性、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政府权力受法律制约,以及法治的环节论,邓小平的法治思想,既有理论的深刻性又具有实践的可操作性,是对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的丰富和发展,是十五大报告和新宪法修正案提出的“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直接理论来源。     

罪刑法定、形式合理性及其代价与选择

法的形式合理性理论是西方法治文明的产物。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之间的“法逻辑的抽象形式主义和通过法来满足实质要求的需求之间无法避免的矛盾”，在刑法领域表现为罪刑法定与类推、法律职业逻辑与社会生活逻辑及犯罪形式概念与犯罪实质概念的矛盾。形式合理性与该理念具体实践之一的罪刑法定原则在西方曾遭遇来自不同学派的强烈挑战。我国新刑法实施迄今，人们一改罪刑法定原则确立之初的狂热，转为对该原则信念上的动摇，于是，立足于我国国情作出理性判断与选择是关系到我国刑事法治进程的重大课题。     

环境法形式理性的困境

随着福利国家兴起和社会多元化发展,现代法律在全球范围内呈现出反形式化倾向。一方面,中国法治发展在客观上深受现代法律反形式化趋势的影响;另一方面,中国法治发展现阶段所表现出来的个性特征也在冲击着法律的形式理性。作为现代法律代表的环境法,同时作为当代中国最具活力法律代表的中国环境法,在上述背景之下不可避免地陷入到法律形式理性的困境之中。具体表现为现代环境法律都必然面对的法律目的超实证化、立法碎片化、司法权自由扩张、行政权自我编程,以及中国本土法治资源所形成的形式法治传统缺失、实质合理性的偏好、政策与法律的抵牾。     

论法律与和谐

法律本身就是一种和谐,法律对构建和谐社会具有特殊的功能,它为民主法治提供理论支撑和制度设计,为公平正义提供评价尺度和实现形式,为安定有序提供行为模式与法律保障。因此,必须要树立人本法律观,促进和谐社会的构建。     

市民社会的法治意义

市民社会是与政治国家相对应的社会生活领域。独立的市民社会是法治形成的必要社会条件。西方中世纪后期市民社会运动为近代法治确立奠定了基础。市场经济作为市民社会的经济形式促进法律的形式合理性发展,并孕育社会普遍的法治理念。市民社会权利以各种形式制约国家权力。     

国家与社会双向互动的法治道路

政府推进型法治道路和社会演进型法治道路各有其合理性和局限。独立的市民社会是国家权力的制约力量,因而是实现法治的重要条件。根据马克思主义法学关于国家和社会在法律发展中地位和作用的理论,我国法治化道路应当是国家和社会双向互动的发展模式。国家应当通过法律制度的变革积极促进市民社会的发育、成长。     

"以德治国"方略的成因问题探析--法律视角之反思

"以德治国"方略的提出,在法律视角上分析,既有其现实原因,又有其历史原因;从现实角度看,德治的产生是由于普遍存在的法律万能倾向及其法治的弊端;从历史角度看,德治的成因则在于法律虚无主义的传统以及传统德治的合理性,这些都为现代德治的产生创造了条件.孕育于传统德治的现代德治方略,并不等同于传统德治,它与现代法治并行不悖.     

逻辑对法治原则性命题的意义

法理学应该研究法治的一些原则性命题如何实现.这些原则性命题包括法律解释的合法性、客观性、合理性、正确性和正当性等.逻辑规则是法律方法的支撑点,在法律方法中居于基础地位,相信通过认真地对待逻辑(包括形式逻辑和非形式逻辑)方法,可以使法律解释结果逐渐接近法治.在法律影响人们思维的因素中,逻辑规则起着保证法律的固有意义不被丢失的作用.法治所需要的合法性形式、客观性追求、合理性反思、正确性答案和正当性程序等命题的实现,都离不开逻辑规则的运用.能动司法不是脱离逻辑推理而自如地解释法律,严格遵循逻辑规则才是通向法治的思维指南.     

现代性批判与中国的法律发展

现代性已成为当今思想话语的中心。社会批判理论接受韦伯的合理性理论作为分析现代性问题的框架 ,从社会批判和理性重建两个维度构筑了现代性的病理学 ,现代法制自然也在它的视域之内。面对现代性的危机和全球化的挑战 ,当今世界的法律发展呈现出社会性功能化、私法基础化和法律全球化的趋势。中国的法律发展应遵循法制发展的一般规律。了解我国法律发展的进程和历史境地 ,吸纳法律发展的最新理论 ,以利益衡平为价值取向 ,确立可持续发展观 ,实现由刑法时代向民法和宪政时代的转变 ,使法治走向日常生活。     

从实践理性到理性实践： 比较、比较法与法治实践

从个体人生和人类活动同为经历与试错过程这一人类学观察入手,可推导出比较法对于人类法治的独特价值和意义。就法律而言,不同族群的法律制度、组织、行为和观念等必然主要依赖并体现各自族群的经历与试错;比较法可以从他者的经历与试错中吸取经验教训,克服自身的局限,因而有助于促进人类活动从实践理性到理性实践的发展进程,与美国实践主义等主流哲学思潮不谋而合。而在比较法学领域,部门比较法最能体现从实践理性到理性实践这一重要特征,亟须得到构建和加强,从而实质性地推动法治的建立。我国法治实践也同样呈现出从实践理性到理性实践的发展趋势,而中国法治实践学派的兴起与使命正是推动法治中国实践的理性化。     

法律理性化悖论的现代性批判——一个正当性论证的视角

作为面向现代性的韦伯法律理性化的理论所包含的悖论,乃是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二律背反,以形式理性化为特征的法律现代性体现了现代法律正当性论证的一元现代性学术诉求.尽管形式理性化的法律现代性具有一定的普适性价值,但是要破除法律理性化中的悖论就必须引入多元现代性论证的视角,立足于不同文化中的理性结构,为多元现代性法律制度的正当性建构提供可能.     

论法律方法的法治立场——基于新形式法治理论的视角

法律方法对于法治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尤其是在司法过程中,法律方法的适用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个案正义的实现。虽然对于法律方法的适用都要站在维护法治的立场上,但是由于不同的立场对于何谓法治有着不同的理解,例如司法克制主义推崇形式法治的立场,而司法能动主义则坚持实质法治的立场。因此基于不同的法治立场对于法律方法的适用可能会对法治的实现在实质上有着不同的作用,甚至有害的作用。基于新形式法治理论,我国现阶段法律方法的适用应该坚持统合司法克制主义与司法能动主义关照之下的法治立场,因为这两种立场本身都是为了维护法治这个目的和立场的,没有必要非此即彼,但是在实际的过程中,必须有一个限度,而这个限度则是由形式法治的立场所决定的。这种法治立场并不是一种泛泛而谈的纯粹理论性的研究,而是一种面向司法过程的法治立场,是我们运用法律方法的原则问题。法律方法的法治立场的确立,有利于我们在司法操作的层面更好地实现法治,这与政治或是国家意义上的法治立场是不同的,是一种面向司法实践的法治立场。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公平正义观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马克思主义法律学说与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法治实践有机结合的产物,是法治建设与时代精神相互融合的成果,它科学地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一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而对其公平正义观的研究正是对这一理念进行深入研究的必经之途。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公平正义观包含几个方面的内容：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价值追求;平等、自由、合法、合理是公平正义的内在品质;制度正义是公平正义的基石与保障;程序正当是实现公平正义的方式与载体。     

法治悖论的哲学反思———以马克思早期悖论观为视角

在当代中国社会的法治建设进程中,法治悖论困扰着关于法治的理论认识与现实运行.本文运用马克思早期著作《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表述的悖论观,展开对法治悖论的哲学反思.首先将法治悖论划分为形式逻辑层面的法治悖论与认识论层面的法治悖论,进一步分析法治悖论产生的逻辑学原因与认识论原因,以及法治悖论的逻辑学原因与认识论原因之间的内在联系,特别指出法治悖论在认识论上的启示意义,最后提出对待当代中国法治悖论的应有态度与解决之道,即应当从人的自由本质之价值元点设定出发,坚持形式法治与实质法治的辩证统一,通过法治的社会实践活动不断化解法治悖论,促进社会的发展进步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法律评价活动与法治文化的关联性

法律评价活动与法治文化的相互关系是法治中国化研究的重要内容。法治中国化理论需要区分中西方法治文化的不同理念和作用机制,并在法律评价活动中藉此指导中国的法治实践。当下众多具有典型意义的司法案件揭示出,法治时代的法律评价活动必须反映法治文化的要求。法治文化是体现法治逻辑的法律文化。法治文化是人们对法治建设现状的批判性反思,在司法实践中通过文化力的作用回应人们在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各项权利的诉求。法治文化是在法律评价活动的过程中形成和发展的。法律评价活动是法治文化的现实载体。中国传统文化有助于形成法治中国化理论并指导中国的法治实践,这是法律评价活动回归到中国特色法治文化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