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秦汉时期乌江流域的人口流迁与民族交融

秦汉时期,中国西南边陲的乌江流域首次被纳入中央王朝的势力范围.随着中原王朝的疆域延展,大批秦人、汉人等中原族群通过任官、随军、屯田、流放等方式纷纷移居乌江流域地区生产和生活.这不仅打破了当地长期以来的民族封闭,而且强化了中央王朝对乌江流域等西南边疆的政治统治,有效促成了乌江流域地区各民族之间的交流与融合.     

明清时期乌江流域民族关系影响因素研究

明清时期,地处祖国西南地区的乌江流域地区呈现出复杂多元的民族关系,历代封建统治者通过在这一地区施行羁縻制度、土司制度,逐步把乌江流域纳入到统一中国行政管理系统中。在该地区建立形成的贡赋与互市等经济制度和行为、文化教育以及移民等因素不仅促进了当地政治、经济社会的发展,增进了乌江流域各族人民彼此之间以及与中原及经济文化发展水平较高地区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进一步密切了不同地区人们彼此之间相互依赖的关系,也对增强乌江流域各民族的国家认同和作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成员的意识发挥了积极作用。     

论两宋时期乌江流域的民族势力与国家治理

两宋时期,因中央王朝国力弱小,不能对西南边地的乌江流域进行大规模经营,各种民族势力于是乘机做大,形成对一定地域范围具有控制能力的政治团体。同时,鉴于北方边患频繁,赵宋统治者抱定"北有大乱,不暇远略"的方针,对乌江流域地区主要采取驻军置堡、灵活羁縻等惯用性治理传统,外加适时招徕、以夷制夷等阴柔性治理策略。大宋朝廷通过这些治策之间的相互配合,不仅削弱了乌江流域的各种政治力量和消解了当地的民族势力,而且深化了乌江流域的政治统治和维系了边疆一统的政治格局。     

隋唐五代时期乌江流域的人口迁徙与民族交流

纵观漫长的隋唐五代时期,乌江流域的移民依其迁徙原因主要可分为自然移民、政治移民和军事移民,致使上至王公大臣,下至平民百姓和行伍军卒迁入当地,推动了社会经济的发展。随着移民的不断深入,隋唐五代时期乌江流域各族人民的交往逐渐体现在经济开发、政治朝贡和文化渗透之中。由于文化变迁特定规律的作用,隋唐五代时期乌江流域各少数民族仍然保持了相当的独立性,民族文化特色十分鲜明。     

论元朝时期乌江流域的人口入迁与民族交融

元朝时期,中国西南边陲的乌江流域因其优越的自然环境和特殊的地理区位,长期成为无数外来移民入迁定居之地。在元朝政府强制遣送和政策吸纳等综合性行政策略的共同推进之下,大批中原人口通过各种途径陆续移迁到乌江流域地区生产和生活。这不仅强化了中央王朝对乌江流域等西南边疆的政治统治,而且更有效促成了乌江流域地区各民族之间的交流和融合。     

明朝对乌江流域的治理方略与民族政策调整

明朝为促成乌江流域等西南边地的全面统治，总的指导策略是遣亲信率重兵守之，主要通过平疆固土、改置机构、驻军屯垦、筑路通驿等改进性运作模式，极力强化当地的严格控制与治理。至于面对各民族之间社会经济发展极不平衡的客观现实，明朝政府则主要采用的是土官独治、土流参治、改土归流等调整性的民族政策，努力地维系着当地复杂的民族关系。     

乌江流域桐油资源与抗战之关系浅探——以乌江下游之渝东南地区为例

乌江流域桐油资源丰富,包括了四川与贵州两省的乌江流域产区,是我国桐油的主要产区之一。近年来,关于抗战时期的重庆大轰炸、"驼峰航线"、滇缅公路等的研究都已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但是对于曾在抗战中起了同样重要作用的乌江航运、川湘公路以及在抗战中成就中国达成第一笔借款的桐油资源却研究甚少。因此,本文将以抗战时期出版的相关书籍、现存的部分档案资料为基础对乌江流域的桐油资源及其与抗战之间的关系进行简单的探析。通过简单的探析,突出乌江流域桐油资源及与之相关的乌江航运在抗战中的作用以及抗战对此地区的影响。     

乌江流域古代移民与文化多样性述论

乌江流域是汉、土家、苗、彝、侗、回、布依、仡佬、水和白等族聚居的区域,古代自然移民、政治移民和军事移民造成乌江流域文化的多样性,主要表现为以儒释道为主体的汉文化和灿烂丰富的民族文化。乌江流域古代移民与文化多样性有鲜明的特点:一是古代移民的过程即是文化多样性的形成过程,多样化的文化就是古代移民的必然结果;二是政治因素对乌江流域文化多样性的形成有巨大作用;三是汉文化教育是乌江流域多样文化被汉化的重要推动力量。     

明代乌江流域的移民活动及其对民族关系的影响

有明一代,中国西南边陲的乌江流域因人口密度相对较小而成为封建王朝移迁中土人口的目标之选。在明廷带有强制性质的大军留镇、引民屯种等规模性移民活动的带动之下,各种民间自发的商贾、饥民等外来中土移民于是大量陆续进驻此地。他们通过与世居少数民族的不断交流碰撞,共同推动了乌江流域地区的生产技术和经济文化改造,大力促成了各民族之间的融合与互动,并深刻影响了当地民族关系的发展和走向。     

乌江流域土司述略

乌江流域曾有多家族属不同的土司,传承极为悠久,朝廷任授、归顺内附和战功授职是其主要来源.乌江流域众多的土司在发展生产充实国家府库、平定叛乱维护统一和兴办文教开化民众等方面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明代沅水流域的人口变迁

沅水流域的人口在明代发生了巨大变迁。明初,在卫所驻军、移民垦荒等因素作用下,大量外来人口迁入,虽有部分人口外迁,但总人口规模逐渐恢复。明中叶后,河谷平原的土地开发与商品流通的发展,进一步带动了外地人口的迁入,促进了流域人口的继续增长。受地理环境的不同制约,流域内部各地的人口变迁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从而影响了不同地区的社会经济与文化发展。     

清代乌江流域的移民活动及其对民族关系的影响

有清一代,由于内地人口突增,人多地少现象严重,而地处西南边陲的乌江流域则因地广人稀且资源丰富,大量内地汉族移民于是陆续进入该地,或从军,或垦荒,或开矿,或经商,其中大部分人最终定居下来。他们既带来了内地先进的生产技术,又为边境增加了大量的劳动人手。他们不仅为开发乌江流域付出了艰辛的努力,而且对乌江流域地区的民族关系产生了深远影响。     

元代地方立法问题研究

元朝地方立法体现出中国古代地方立法的一般特征和元朝自身的时代特征。在元朝国家治理中,地方核心机构是行省,中央中枢机构是中书省,两者成为地方与中央所有行政、立法和司法工作的中心。元朝地方立法受制于这种国家权力结构。地方上行省成为地方立法的中心,中央中书省成为立法的中心。行省之下设有道、路、府、州、司县等地方五级行政机构,其中道、路成为地方立法中最活跃的主体,承担着地方大量立法,府、州、司县主要是提出立法动议和法律草案。当然,同时拥有本辖区内立法的权力。此外,元朝地方立法中还有军事管理机构——枢密院的行院及相关机构和御史台的派出机构——行台及监察御史等。元朝地方立法主体可以分为机构与官员两类,从立法程序上看,有本级机构制定生效与报请上级立法机构审查裁定后生效两类。元朝地方立法体系体现出元朝立法上中央的统一性与地方的分散性等特点。     

《长江法》的构建与流域管理体制改革

长江流域的水体污染、生态恶化等问题日益严重,迫切需要制定一部《长江法》实施对长江的严格管理和有效保护。长江立法的核心问题在于流域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的改革。我国目前的流域管理体制存在机构设置重叠、多头管理、多龙治水等现状,现有的流域管理机构的性质和权限不足于实现综合统一管理的职能。本文分析了我国现行流域管理体制存在的问题,阐述了改革流域管理体制的客观要求,初步构建其体系,从创设新型的流域管理机构、流域监督机构、流域管理委员会以及明确地方政府职责等方面提出建议,从而为《长江法》的制定奠定理论基础。     

武昌首义与沅澧流域人才群的崛起

辛亥革命前后,沅水和澧水流域涌现出了一个以革命志士为主体的人才群体,我们称之为“沅澧流域人才群”。这个“人才群”在武昌首义中崛起,以宋教仁、蒋翊武为核心,其形成与湖湘文化、会党斗争、学生运动等因素有一定的联系。     

屈原诗学与湖湘文化

在诗学领域,把长江文明引入中华文明发展的总进程中的首功是屈原。屈原丰富、改造、拓展了中华民族精神结构中诗的神经。屈原对江南湖湘间的诗性文明的开拓,可以从三个方面理解:“重华情结”与“求女异行”:追求长江文明与黄河文明的融合梦;“九歌”世界:开拓民间智慧进入文人传统的巨大潜能;南音真传:地域文化对于审美形态的意义。     

乌江的行吟与歌者的悖论——浅谈安元奎散文创作

安元奎作为当代贵州土家族散文代表作家,其创作多次获得省级重要奖项,引起了文学界的广泛关注和深入研究。笔者主要从安氏散文中所体现出的文化语境、文化身份、文化心理等具有悖论性色彩这一内部视角进行探讨、研究,试图挖掘安氏散文更深层次上的文化内涵,为乌江文化的积极构建提供一些建设性意见。     

明清对湟水流域土司的管理方略概述

研究明清政府对湟水流域土官土司的改革方略,对了解明清两代统治西北地区的军政策略具有重要意义。湟水流域土司制度始于元代,明代臻于完善,清代虽然在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中实施了大规模的改土归流,但并未根本动摇湟水流域土司制度的根基,可是清代对土司制度的调整和改革,使河湟地区的土司制度逐渐衰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