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四川的公共卫生管理

从政府公共卫生施政理念、公共卫生制度设计和实际运作等方面来看,战时四川公共卫生事业是一项由政府举办,并自上而下组织起来的,不具有营利和商业性质的社会福利事业.战时四川公共卫生管理是具有较为严格的法律制度和行政规范的政府行政行为.作为时代的产物,战时四川公共卫生事业是中国现代国家医疗卫生制度建立过程中一个极为重要的环节,具有明显的现代性特征.     

我国公共卫生支出问题研究

我国公共卫生支出规模小,导致居民个人和家庭健康负担沉重,“看病贵”问题突出;公共卫生资源向城市、非贫困人群及大病医疗服务倾斜,导致健康公平性差、人口健康产出水平低。文章在分析我国公共卫生支出存在问题的基础上,指出作为卫生领域的主要参与者,政府应该通过扩大公共健康支出规模、调整健康投资方向、加大初级健康投入、对医疗服务提供者进行补偿等方式,减轻居民健康负担、提高公共卫生支出效率、提升民众健康水平。     

美国民众对苏联态度的转变与“杜鲁门主义”的出台

二战结束后 ,美国杜鲁门政府便改变了战时与苏联合作的政策 ,举起反共大旗 ,对苏联进行遏制。然而 ,作为一个实行民选制度的国家 ,在制定如此重大政策时 ,不得不考虑民众的态度和意愿。为此 ,杜鲁门政府利用媒体不断批评、指责苏联 ,极力将苏联刻画为一个“极权主义国家” ,从而迅速转变了苏联在战时给美国民众留下的良好形象 ,为推行“冷战”政策奠定了民众基础。     

二战时期英国紧急医院服务的问题初探

1939年英国实行了紧急医院服务计划,以优先救治战争中的军人和伤员,这项战时政策在为英国做出积极贡献的同时产生了一些问题。它剥夺了部分普通民众合法的求医权利,不平等地加重了部分医护人员的工作负担,并暴露出了医疗服务业内的歧视行为。它的成功运行体现出了战争时期公民权利在国家利益面前的牺牲与妥协,同时引发了民众对于医疗服务发展的理性思考,为战后医疗改革奠定了基础。     

医疗卫生需求与公共卫生支出

公共卫生支出,关系到一个国家居民医疗需求的满足和整体健康水平的提高。中国以往的公共卫生支出明显的表现出总量不足和结构失衡,而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是按照公共财政的原则安排公共卫生支出的规模和调整支出结构。对于纯粹的公共卫生项目,政府必须承担起应有的责任。对于为私人服务的治疗项目,从实现医疗权利公平的角度,政府也应对一些特殊群体提供必要的帮助。     

1832年霍乱与英国政府的应对

1832年霍乱是英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霍乱疫情,霍乱致死率高、发病快,打破阶级界限迅速蔓延,引发英国民众乃至政府普遍的恐惧感。英国中央、地方政府在霍乱爆发前后都采取了应对措施,包括检疫隔离、清洁滋扰等,但霍乱灾难性的后果直接暴露了英国政府传统疾病控制方式的不完备以及公共卫生状况的糟糕程度。然而,英国政府对于1832年霍乱的应对也成为开启政府公共卫生职能的转折点,中央和地方政府在霍乱应对过程中也开始进行初步合作。     

美国约老会在广东的医疗慈善活动

美国约老会在广东德庆、罗定等边远地区创办医院和诊所，收治麻风病人，救助水灾、战时和战后的难民，体现了基督博爱精神和人道主义。通过构建乡村医疗网络、结交地方高层、充分依靠本地教民以及利用灾难救援机会等策略，把医疗慈善服务推送至基层民众，拉紧了地方民众与教会的联系，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乡村医疗传教道路。     

平衡的重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政府对农村医疗力量的整合——以山西运城地区的防疫运动为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中国社会的医疗状况,无论是医疗技术、医药资源还是专业技术人才方面都是相对落后的。然而在这种医疗条件之下,民众似乎并没有改善医疗状况的强烈诉求,恰恰相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政府在防疫运动中试图为民众提供大规模医疗救助的时候,不论是医生层面还是民众层面,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抵触情绪,这与一般认知相左。这种现象的出现,与传统社会中民众的救治需求与社会的医疗供应处于一种平衡状态紧密相关,这种平衡关系使社会医疗力量长期游离于政府的直接控制之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防疫运动,在为医疗现代化提供了契机的同时,也为政府医疗控制力下移提供了机会。在这一运动中,政府基本上打破了原有的由分散的私医、巫医控制下的医疗供求的平衡关系,建立了民众与政府控制下的医疗力量的平衡关系。     

四川大轰炸中的医疗救护(1938-1944)

1938年至1944年四川大轰炸期间,国民政府开展了空袭医疗救护工作.省卫生实验处将成都市作为空袭医疗救护的重点城市,对于成都市以外各市县空袭医疗救护,省卫生实验处的职责主要体现为指导、协助和督促.囿于医护人员和经费缺乏的局限,无论是成都市还是其它各市县,空袭医疗救护工作都开展得非常不够.空袭是一把双刃剑,给战时四川公共卫生事业的发展带来了双面的影响.     

SARS危机对中国政府及其公信力的影响

突如其来的SARS危机 ,不仅给中国的公共卫生安全造成了史无前例的深远影响 ,它带给中国政府的是一次突如其来的冲击和挑战 ,是对政府危机处理能力和公信力的一次严峻考验。1、中国政府公信力已在SARS危机中经受住严峻考验面对全球性公共卫生危机 ,政府的公信力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政府的行为不能违法 ,另一方面是政府行为必须公开、公正和透明。在紧急状态下 ,信息公开应当成为政府工作的行为准则。保持政府与公众之间的信息畅通 ,才能提高政府工作的公开性和透明度 ,才能尊重公众的知情权 ,让民众知悉和了解与他们利益休戚相…     

新冠肺炎疫情对消费者信心冲击的统计测度

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影响社会经济发展,本文基于我国2020年1—7月31个省级数据,以及国家、各省级卫健委发布的新冠肺炎疫情实时数据,通过分析在此次新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中密不可分的五个主体,即民众、政府、医疗、媒体、疫情之间的关系,运用回归模型和结构方程模型,实证分析新冠肺炎疫情与消费者信心指数间的关联关系,并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对提出政策性建议。     

我国公共卫生危机应急体系建设的回顾

进入21世纪,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与自然条件的巨大差异以及地区发展不平衡间的矛盾愈发突出,公共卫生投入占国民生产总值失衡,导致我国公共卫生基础建设落后,公共卫生教育投入不足,突发疾病的预防控制能力薄弱及缺乏完善的医疗社会保障等诸多问题,加之全球极端势力和生物恐怖袭击的频繁发生,我国已逐渐进入突发公共卫生危机的高发期。回顾与总结我国突发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的建设,分析其发展历程及存在的问题与建设成就,有利于在新时期完善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建设,增强应对突发公共卫生危机的能力,全面提升政府的应急管理能力。     

四川省战时乡村服务团与抗战时期四川民众动员

抗战中期,四川省战时乡村服务团成立,成为大后方发动民众广泛参与抗战工作的民众动员组织,在其领导下,广泛开展了宣传鼓动、军事、经济和文化动员以及生活服务等,成为稳定后方、整合力量的重要团体。不过,由于人力财力限制、组织混乱、成立时间过短等因素,战时乡村服务团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缺失。     

农民工医疗保障与服务的缺失及改进路径——基于湘潭市354名农民工的调查

以湖南省湘潭市354名农民工样本作为研究对象,就农民工患病就诊、治疗支出以及医疗保险提供等情况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农民工患病率高,就医费用过高,多选择非正规治疗,应对疾病风险能力低下,医疗保险方案实施效果与政策目标问存在较大差距。这显示出医疗保障制度难以适应农民工的不同生存境况,城市医疗资源过度市场化制约了农民工分享公共医疗资源,农民工公共卫生服务体系政策监管滞后。基于此,提出应建立多层次、开放式农民工医疗保障体系,完善医疗保险制度,应强化政府主导责任,构建农民工医疗安全网,优化医疗服务供给制度等方式促进农民工合法医疗权的实现。     

江苏省核医学科关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意见和建议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暴发已成为全球最具挑战性的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在我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被纳入传染病防治法规定的乙类传染病,采取甲类传染病管理。核医学科作为多个临床科室的“桥梁”,在实验室检查、临床影像检查及核素治疗中扮演重要角色,是科学防控的关键部门。为切实做好疫情防控工作,保证医疗质量和医疗安全,现根据核医学学科特点和性质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流行病学和传播特点,制定江苏省核医学科防控意见和建议。     

近代两广总督与广州的公共卫生事业

广州公共卫生事业的起步,很大程度上缘于西医传教士种痘、治疗麻风病人等医疗活动,但以两广总督为代表的当政者并未将其上升到政府行政职能层面加以推行。穗港鼠疫中,西医防疫的先进性起了很好的示范作用,促使官方的态度发生转变,逐步举办公共卫生事业。然而由于近代广东时局动荡,政府人力和财力有限,对于公共卫生的举办有心无力,不得不借助绅商、民间组织、教会团体和外国领事等各方力量来共同推动这项事业。     

福音与医疗:从山西仁术医院看教会医院与地方社会

美国公理会来太谷传教后,鉴于民众缺医少药局面,开始行医布道,并于1905年正式创办仁术医院,直至1951年才告结束。作为教会医院,仁术医院医疗设备先进,水平高超,逐渐赢得民众信任与地方社会支持。同时,医院开办了戒烟所与护士学校,并在医院中开展布道活动,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医院还积极参与当地的公共卫生事业,组织医生进行防疫工作,宣传卫生知识。不可否认,仁术医院虽然带有传播宗教的功利动机,但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山西医疗事业的现代化,也减轻了民众的身体痛苦。     

东莞市城乡医疗救助政策研究

医疗救助是我国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贫困人群的医疗救助,是新时期实现和谐社会的途径之一。东莞市的医疗救助工作为贫困民众提供了较为完善的医疗保障。东莞市医疗救助分为三类:低保基本医疗救助、困难家庭重大疾病救助、疾病应急救助。当前东莞市医疗救助工作存在两大问题:辖区镇级救助政策制定不完善和流动人口医疗救助工作薄弱。通过建立外来务工人员（新莞人）医疗救助专项基金、取消起付线、提高救助比例和封顶线、加快制度化和诚信体系建设等措施,可以进一步完善东莞市的城乡医疗救助工作。     

"非典"时期京渝两地民众社会心理特征比较研究

采用分层抽样的问卷调查方法,对京渝两地的556名民众进行了"非典"疫情中风险认知及其社会心理行为预测指标的研究.结果表明:(1)"非典"期问,两地民众的社会心理总的趋势上具有一致性,他们在风险事件的认知、影响风险认知的信息因素和社会心理顶警指标几方面总体表现是正常和适度的.调查期间政府的防控措施对稳定民众心理起到了重要作用;(2)"非典"期间,处在不同疫情状态下的两地民众的社会心理也存在一些明显的差异.这些差异主要是因所处的不同疫情环境而引起的,而且也仅是程度上的而非性质上的.本调查结果可为我国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的有效防控和民众心理行为的有效琉导提供对策建议,为未来建立我国民众社会心理行为预警系统提供理论和方法依据.     

民国时期现代医学对乡村疾病的防治与困境——以浙江省血吸虫病防治为例

我国现代医学意义上的血吸虫病发现于1905年,自20世纪二三十年代起,国民政府将浙江作为血吸虫病调查的主要区域之一,并设立防治试验区。在防治过程中,现代医学防治工作却在民众根深蒂固的迷信思想面前,败下阵来,甚至遭到民众的仇视。医学预防措施因与民众生活习俗相异,与民众生产生活相矛盾,民众不予配合。防治工作由卫生人员主导,却难以得到地方行政机构及乡村士绅等有效配合,孤立无援。作为当时社会精英的医疗卫生人员,深入乡下,却与乡村之间有着明显的疏离,现代医学难以实现在地化。一方面,没有完备的公共卫生体系作保障,乡村血吸虫病防治工作困难重重;另一方面,从血吸虫病防治过程又可以管窥出民国时期乡村公共卫生现代化事业建设过程之艰辛及失败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