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行含义的衍变兼论歌行之体格——唐歌行诗体论之三

本文对南宋以来歌行含义的衍变作了举要式的介绍,从中可见历代诗家学者对歌行这一诗体的认识存在严重分歧,这是歌行体裁至今难以界定的症结所在。文章依托前人之见并立足歌行创作实际,对歌行的体格特征作了初步界定,以期推进对歌行体制及其创作的深入研究。     

论岑参歌行体送别诗之新创

岑参是我国盛唐时期著名的边塞诗人,他携笔从戎十余年,创作了大量边塞题材的送别诗。他擅长用歌行体写送别,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和模式。在内容上,他的歌行体送别诗多描写西域的奇丽风光,表现西域民俗风情和汉蕃交往并描写边塞战争的场面。在形式上,表现为"景物+送"式、"乐器+送"式和"边战+送"式。他的歌行体送别诗不仅在内容上完全出新,而且在形式上也作了大胆的尝试,在表现手法上有了质的变化。     

歌行体之范围及选材与命意

“歌行”有广、狭二义。广义之歌行泛指唐以前以“歌行”或“歌”、“行”命题的乐府诗,故可连称乐府歌行。狭义之歌行又称七言歌行,特指唐代及以后文人按照乐府诗的风格创作的,具有和传统乐府相似的诗题,但又不用乐府古题的七言或兼有七言句的杂言古体诗,它是由古乐府发展而来的一种诗体。“选材豪劲,命意深远”是歌行体在题材及思想内容方面的特征。忧国忧民是歌行体经常表现的主题。对宇宙人生的理性思考是歌行体的另一主题。     

歌行的基本含义及其由来——唐歌行诗体论之一

明确歌行的含义是辨明歌行诗体的前提.历来所称之歌行有两个基本义项:一为部分乐府诗命题所用称谓,一指一种诗歌体裁.前者出现于汉世,其由来与音乐有关;后者得名于中唐,乃乐府诗创作流变和七言诗发展的结果.白居易、元稹、李绅等人最早提出这一诗体新概念,而正式将歌行体用于诗歌分类的是北宋初李方等人所编《文苑英华》.     

许学夷明诗辨体批评述考

关于明代诗歌的价值,明清以来有诸多纷争。许学夷对明诗总体成就的认识及对明代诸名家诗的辨体批评实践,对于我们更为客观地评价明诗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许学夷认为,明诗总体成就虽无法与前代相比,但这并非等于明人没有创作出直追唐人的好诗。明诗成就最高的两种体裁是歌行与七律。明初高启、杨士奇等人擅长五言古诗,明中后期诗人无法企及;歌行体各个时期均有大家,以李梦阳、高启成就为最高;七律在明中后期较为纯熟,何景明为明朝七律第一,至嘉靖诸子虽气象宏大而实少变化,日益趋于雷同。     

七言歌行的演变与"梅村体"

本文以对“梅村体”的艺术分析为切入点 ,以七言古诗的声律特征为核心 ,对七言古诗的演变进程探本溯源 ,梳理出七言歌行中“齐梁体”和“盛唐体”两种不同体式在各阶段的衍进轨迹。在这一背景下 ,文章分析了“梅村体”产生的原因及其在七言歌行体发展过程中的特殊地位     

杜甫歌行体诗的艺术境界

杜甫不仅对各种诗体的体类特征有准确把握,也对各种诗体的艺术各有突破,其歌行体诗歌形成了自己的独特艺术境界:一是以散句抒情,或感慨万千,或任意挥洒,充分将叙事、议论、抒情的功能融汇到一起,形成了"以气概盛"的情感力量;二是在结体方式上自由抒写,开合任情,牢笼诸象,起伏跌宕,潇洒自然,形成了开合自由的结体特点;三是无论写人或写物,总是尽可能从更多的角度去关注,形成了类似于"楚辞"的全面周到的关注视角;四是潇洒俊逸的审美特质。其歌行长篇,亦诗亦史,着力于全篇的回旋往复,标志着我国歌行艺术的高度。     

论刘禹锡的民风民俗诗

刘禹锡遭贬谪后写下的许多反映巴蜀荆楚一带民事民俗的诗，这些创作从形式、创作方法和艺术品味追求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歌行体的，它受“以俟采诗者”的创作目的的影响，创作时比较拘泥于现实，因而作品在诗歌意境上缺少一点灵空高妙的韵致；另一类是律绝体，它是为传唱、表演而写的，在创作上不拘于现实，按照意境的审美理想来结撰意象，故而作品富有清雅、婉丽、悠远艺术品位，使诗歌产生了言语不尽、回味无穷的艺术魅力。     

论陆游的歌行类乐府

歌行类乐府作为宋代成就卓著的一类乐府诗,在文学史上有着重要地位。陆游的歌行类乐府数量居宋人之首,且题材广泛、诗风多变、立意深远,既有鲜明的个性特征,又兼具唐人风神。他的乐府歌行句式错落有致,音韵和谐悦美,善于通过独特的意象表现反映时代精神的政治隐喻、寄托微茫,于沿用、借用乐府旧题之同时赋予其新义,并在各个时期呈现出不尽相同的主题意蕴和艺术风格,是一位名副其实的歌行类乐府创作大家。     

虞山诗派后期领袖冯班与清初齐梁体歌行的再兴

永明以后出现的讲究声律,涉及边塞闺怨、情爱女色等内容的七言歌行充分浸润了齐梁诗学精神,是典型的齐梁旧体,这一体裁在初唐、晚唐等齐梁诗风炽煽的时代都曾复现.清初,冯班接替钱谦益成为虞山诗派的新盟主,在虞山一邑掀起一股复齐梁之古的潮流.冯班对齐梁诗风在诗歌史上的消长历程有较透彻的认识,其创作除了包含风格华艳的近体诗,也括入了齐梁体歌行这一典型的齐梁旧体.在具体的诗学径路上,以冯班为首的虞山诗人采用一种以后溯先的方法,即从温、李等晚唐齐梁体诗人入手,兼学李贺,进而上溯齐梁,创造出一系列刻意求奇、声调婉媚、有词无情的歌行作品,体现出鲜明的晚唐齐梁风格.     

万汇竟流 一趣同归——对中国诗学理论发展史的一点看法

中国诗歌理论发展史上存在着许多分歧 ,彼此互相攻诘 ,相持不下。如何评价不同观点和理论流派之间的斗争 ,是研究我国诗歌理论发展史时不能回避的问题。本文联系诗歌艺术的创作过程 ,认为中国古代的诗歌理论都可归入“教人作诗的理论”和“教人作什么诗的理论” ,进而指出相互分歧的理论事实上并不矛盾 ,而是相辅相成的 ;同时 ,本文还对中国古代诗歌理论的理论体系的构成 ,发表看法 ,力求能更好地说明问题     

论打油诗最重要的文体特征平民性

平民不仅可以是没有受到多少教育的普通百姓,也可以是过着现实世俗生活的并非贵族的文人。平民文学是比通俗文学雅一些,比贵族文学俗一些的文学。打油诗是汉语诗歌中长期流行的特殊文体,是中国正统诗歌的俗化形式和非正统诗歌的雅化形式,平民性是其最重要的文体特征。平民性主要分为写什么和怎么写两个方面,它采用雅俗共赏的语言和文体,直接关注现实世俗生活,抒写平民性情感,揭示平民的生存境遇。打油诗不是大众的通俗诗歌,也不是贵族的高雅诗歌,而是平民的诗歌。打油诗体是汉语诗歌中正统诗体和民间诗体必要的补充形式,是汉语诗歌中最常见的讽刺幽默诗体,诗体具有稳定性,不随时代的改变而改变。它不但受到喜欢附庸风雅的普通百姓喜爱,还受到生活在民间崇尚世俗生活的文人的格外青睐。     

先锋性在于对当下生命的担当——论赵思运的先锋诗歌

赵思运的诗歌常常以日常化、生活化的细节提示人们看到生存背后的疼痛,在他平淡、怪谲的叙事背后是一个痛苦尖叫的灵魂。他把诗歌拉回到当代人的生活现象与实际存在中来,并且与“人的生命”建立起了紧密的联系。这种诗歌追求的是一种高级的生命状态,代表了人挣扎和升华的一种内在的生命冲动,其中蕴涵的精神的深度和心灵的力量才是真正的先锋性的精神品质。这种诗歌可能最终会在现实世界里产生长期的精神效果。     

从文化视角看诗歌意象的传译

诗歌是一国语言的精华,是一种文化的结晶。诗歌翻译是不同民族间深层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诗即意象,译诗即译意象。本文试图从文化视角,通过移植和改写两种方式来对诗歌意象成功传译的例子进行剖析,意在说明怎样更好地传达原诗的文化意象,最大限度地减少诗歌翻译中的文化走失。     

古诗今译:另一种"新诗"

“五四”时期的古诗今译活动是一个饶有意味的话题。它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和“新诗”写作紧密联系在一起。古诗今译是对“新诗”写作的有益探测和锻炼,而古诗今译所生产的文本,也是一种“新诗”,一种被更新的诗。就整体而言,古诗今译最重要的意义,是为早期新诗的合法性提供了一种姿态性的支持。     

戴维·赫伯特·劳伦斯的诗歌艺术

戴维·赫伯特·劳伦斯是二十世纪英国诗坛上一位具有浓郁现代特色的杰出诗人,他的诗歌创作如同他的小说创作成就一样伟大。返朴归真,摈弃矫揉造作的格律,返回质朴清新的形式和自然率真的语汇是劳伦斯诗歌的一个重要特色。他使用日常自然口语的词汇、句法和节奏写诗,诗行却具有日常口语所没有的那种音乐感和抒情性。他以社会批判和心理学探索相结合的方式深刻地揭露了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对自然和人性以及对人的价值的摧残。探索和研究了D.H.劳伦斯的诗歌创作风格,并通过几首作品的具体分析论证了劳伦斯的诗歌艺术具有品质率真、意象鲜明、感悟深邃的特点,该特点确保了劳伦斯诗作在现代诗歌史上的一席之位。     

相思意如何——《诗经》爱情诗中的单恋诗浅析

《诗经》中的爱情诗内容丰富,单恋诗歌也是其中的一个侧面。《诗经》对于单恋中男女的情感状态描绘得细腻传神。相似的单恋情态中,对于人物细微的心理状态的不同也有入木三分的刻画,从而使每一篇作品都呈现出各自不同的风格特质。     

神韵说的生命意识

神韵说体现了人的生命意识。具体表现为 :1 它把诗歌看作一种生命形式 ;2 它要求诗歌表现人格精神 ;3 它重视审美创造活动中的主体价值     

论郭沫若的城市意识与城市诗(下)

描写现代都会生活和物质文明的城市诗 ,是 2 0世纪新诗发展中现代性趋向的一个重要方面。郭沫若的《女神》及稍后的其他诗歌创作 ,在这方面的实践 ,可视为中国现代城市诗先驱性的探索和尝试。在这一系列诗作中 ,他由重视情感的表现 ,到重视感觉发掘 ,特别是重视新的感觉和经验的开掘 ,重视用“近代人的脑筋”对新的感觉与经验的发现与捕捉 ,从而实现了诗歌美学上的突进。其“雏形”期城市诗的价值在于 ,它不仅提供了新的感觉与现代性审美转变的信息 ,同时也为我们展示了新诗实现自身现代化的一个重要途径     

论《四库全书总目》的"元祐"批评观

无论是评人论学,还是品诗论文,<四库全书总目>素有简明扼要、持论公允之称.但对于宋代诗歌批评,喜用"元祐"做褒义评价.这种积极评价与文学史上的宋诗批评无直接联系,而是四库馆臣从政治偏向上做出的正向判断.这是由于元祐党人在北宋末年遭到残酷打击后,南宋以来"最爱元祐"的政治倾向影响所至.这对晚清同光体诗人标榜"元祐"为诗歌鼎盛的"三元"之一,无疑具有重要的导向意义.其实,"元祐"并不具备宋诗鼎盛的代表意义,今人沿袭这种说法,是值得重新思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