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华滋华斯诗学的逻各斯中心主义

将华滋华斯的诗学置于西方文化的大背景中来进行考察,可深入分析其所表现出来的逻各斯中心主义传统。深受１８世纪最大的逻各斯中心主义代表卢梭的影响,华滋华斯坚持言语优于写作,相信有个终极所指（自然）,并在其文学实践中始终追求这一终极所指。同时,我们还探讨了华滋华斯的逻各斯中心主义与其社会观的联系,以及华滋华斯作为一个逻各斯中心主义者所陷入的两难处境。     

华滋华斯诗自论(英文)

华滋华斯在他的《抒情歌谣集》的诗篇里,采用大众化的语言描写一般的生活内容。当时某些批评家对他诗歌中的民情俗语予以非难。华滋华斯不仅是一个伟大的诗人,也是一个伟大的诗评家。他写了《抒情歌谣集》序言,为他诗歌的主题和语言辩护,并告诉读者应该如何评价他的诗歌,从而提出了诗歌创作的一些最基本的原则。这些原则对当今的诗歌创作仍有指导意义。     

华滋华斯诗歌的生态主义解读

作为18世纪与19世纪之交最重要的英国浪漫主义诗人之一,威廉·华滋华斯对工业革命的后果及弊端进行了深刻的思考,其作品充溢着对天、地、人和谐的歌颂与向往,体现着生态主义的理想.对华滋华斯来说,大自然就是天堂,是人类安顿身心的居所,而工业化的城市则是堕落的深渊.华滋华斯诗歌中所渗透的生态主义理念促使人们对自身的生存处境进行反思,而回归大自然则是华滋华斯所指出的人类摆脱工业文明困境的唯一出路.     

18世纪英国诗与我国唐诗、宋词相似性漫议

本文介绍英国１８世纪桂冠诗人华滋华斯的《失去的爱》与我国唐代诗人崔护的《唐诗记事》、陆游的七言绝句《城南小陌又逢春》和朱淑贞的《生查子．元夜》的对比研究,从中找出跨越不同文化的共同的构思规律。     

布莱克与华滋华斯的诗歌《伦敦》

威廉·布莱克和威廉·华滋华斯,都是英国著名的浪漫派诗人。他们都以伦敦的社会状况为题材写出了同名《伦敦》的诗篇,然而风格迥异,各具千秋,可又都表达了他们对当时社会的不满和对劳动人民的深刻同情。     

诠释学与华滋华斯的“化身”诗学

华滋华斯认为语言是思想的"化身",这一主张与诠释学思想有相同之处。"化身"作为一种观念体现在他的整个诗学体系中。他的世界有灵论的自然观是"化身"思想的基础;诗歌的情感自然流溢说是"化身"思想的表现形式;诗人的想象则成为"化身"的条件。如果在诠释学的语境中研究华滋华斯的诗学思想,就会发现他的思想及诗歌作品不仅是对18世纪新古典主义文学的理性精神及文学形式的反拨,而且对20世纪诠释哲学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华滋华斯和柯尔立治关于诗歌创作原则的论争

十九世纪英国浪漫主义运动中的一件大事是1798年出版的《抒情歌谣集》.这部集子写作的起因由柯尔立治在他的《文学生涯》第十四章中作了详尽的记述,在柯尔立治和华滋华斯作邻居的第一年当中,这两位湖畔诗人过从甚密,他们的话题经常转到诗的两个基本点上,也就是两种不同的诗歌创作原则.第一种是选择一些超自然的景象和行动作为题材,赋予令人信以为真的真实性和内在的连贯性,从而显得十分自然真实.换句话说,把超自然的表现描写得很自然,令人信以为真.第二种是选择日常生活中的事情和情节,并在它们上面加上一种想象的光彩,使日常的东西显得不平常,从而激起人们近乎超自然的感情.两位诗人商定:柯尔立治用第一种方式写诗,华滋华斯以第二种方式创作.在英国诗人中,他们是按照预定计划进行诗歌创作的创始人.     

文学语言的变异及其“陌生化”

文学语言的研究,直接影响文学及其理论的发展方向。譬如,粱·沈约的“四声八病”说,就影响制约着自六朝至中唐的诗歌的发展;五·四语言革命,造就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崭新风貌;但丁与华滋华斯对土语与口语的青睐,导致了与贵族文学相抗衡的大众文学,西方现当代形形色色的文学语言观念,也产生了诸多流派的现代主义文学。因此,文学语言的研究对于我们就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再别康桥》：华滋渥斯神韵的再现

英国湖畔派诗人华滋渥斯对徐志摩的代表作《再别康桥》一诗创作的影响 ,在于三个方面 :审美视境、语言风格、艺术形式     

晚清英美对《大清律例》的认识与研究

西方社会关注《大清律例》始自马戛尔尼使团访华。小斯当东更是将之于1810年翻译成英文。随后在近百年中,英美人士对《大清律例》的认识和研究不断深化,这不但促进了英美人士了解中国法律制度,而且也为其攫取在华利益提供了方便。与西方在华利益和西方社会思潮变化相一致,英美人士在不同时期对《大清律例》的关注点不同,其认识和评价也是各异。     

唐人题咏山水画的文化管窥

唐代诗人的山水诗不仅取材于大自然,也取材于画家笔下的山水,因此产生了不少题咏山水画的作品。透过这些诗作可以看出:唐代山水画是士人们畅游自然最经济的精神替代品;山水画的愉悦功能趋于强化,画家多是泛画山水,泛景创作特征明显;诗人们以畅情畅性为品赏山水画的审美标准。唐人对山水画的题咏,从诗歌发展史意义上看,是对诗歌表现领域的又一次拓展。从绘画史意义上说,又为我们揭示了唐代山水画繁荣的文化原因。     

论宋代题山水画诗“画中有我”的自寓性

宋代诗人在观赏山水画图时，常常会表现出强烈的画中有我的意境参与意识，产生如入画境的出位之思和欲入画境之想望。如果说前者还只是暂时置身其间的艺术幻觉，后者则由艺术的审美活动，深入到人生的理想追求。宋代诗人在题山水画诗中表现出来的这种画中有我的自寓性，是宋代特定文化环境中的士人心态所致，亦与当时山水画创作的实际情形密切相关。从审美主体而言，眼观画图、神游山水，是宋代士人身居庙堂之中而获得山林野逸之趣的重要途径，是他们化解仕隐矛盾的一剂良方。就审美客体来说，是宋代山水画“可行”、“可望”、“可居”、“可游”之景及其强烈的艺术感染力，直接导引出诗人自寓其中的感受。     

“无声诗”与“无形画”的现象直观

"无声诗"指的是画,而"无形画"说的却是诗,这种换位言说不仅是以诗意入画和以画法入诗的文艺现象之反映,也与于"无声"、"无形"处见精神的哲学思想和审美观照方式有一种本质的内在联系。如果说"听之以气"的"静观"决定了画家追求画中有诗而以山水画为正宗的审美取向,色即空的般若"空观"对诗中有画的山水诗的兴盛有决定性影响,那么"诗画本一律"的审美观念的形成,则建立在六根互用的通感和视听圆融的"通观"之上,涉及视觉与听觉的沟通、色法与心法的集合,以及虚实相生的审美原理。"静观"、"空观"和"通观",是中国诗画创作现象直观的三种审美方式。     

打破时空界限与抒胸怀创意境——论中国古代山水诗画的两大特征

中国古代山水诗画用文字描写和笔墨造型的方式抒情写意,打破时空界限,直指人的精神世界,达到了人与自然的高度和谐,创造了独特的意境世界,成为世界艺术史上不朽的亮点.打破时空界限是中国古代山水诗画的形式特征,而抒胸怀创意境则是其本质特征.     

中国古代山水诗审美意象的流变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山水诗意象,从公宴聚会的华丽,到香草意象的寄托、寺庙山水的义理,到真正山水的清新描写,昭示着山水诗意象从美颂比兴到自然审美的发展。唐代寺庙道观成为山水诗的审美所在,梅竹和亭意象的固化,是宋代山水诗意象的代表。题山水画是唐宋山水诗中经常出现的意象,表现了诗画合一的审美。元明清时期有大量名家名品山水画题诗出现,进一步发展了梅、竹松、鹤等高洁意象,特别是诗人别号、文集体现的山水诗意象非常普遍。这一时期呈现出前代少有的边远、异域山水意象,表现出时人开放、广袤的情怀。     

论明中叶吴中诗画同体的发展及影响

随着文人画的发展,画上留款题诗——诗画同体,作为绘画文人化、文学化的一种表现,自然也盛行起来。明中叶吴中画家的诗画同体形式处于一种历史发展、新变的阶段,而且他们诗画的表现形态因此也受到影响,如诗画综合表现力的增强,诗画“尚意”性等。     

唐代题画诗对题画诗体例的开创之功

中国诗与画的融合在唐代取得了具有标志性意义的进展,唐代题画诗集中反映出了这种进步。它开创和奠定了题画诗的基本体例,使题画诗作为一种特殊的诗歌品类得以成立。唐代题画诗的开创之功主要表现在:它拓宽了题画诗的诗体范围,各体齐备,改变了前代仅局限于以四言和五言诗的画赞、咏画诗题咏的局面,尤其是以律诗评画,对诗与画的结合有重要的意义;在题画方式方面,出现了自画自题和画上题诗的题画方式,并基本完成了评画赏画手法上的探索;从题画诗人来看,唐代的杜甫、白居易和刘商为后人树立了三种不同意义的典范。唐代题画诗对题画诗本身的发展和中国文人画的形成都具有深远的影响。     

论唐代山水题画诗的时空艺术

唐代题画诗审美时空的层次构成具有多重性,它融合了客观物理时空和中国画时空的特性,成为一种特殊的诗歌审美时空。在唐代山水题画诗中,诗人对画面时间二度审美,将画面凝固性的时间转化为永恒性和超越性的时间,给画面时间赋予了生命意识内涵。唐代山水题画诗中的空间则具有广远性和包容性的审美特点。广远性的特点显示出中国诗与画在空间意识上的相通,包容性则不但体现了诗人对绘画空间的二度审美,而且折射出诗人主体对外在空间驾驭、掌握乃至与其融合的理想。唐代山水题画诗隐逸的诗旨和诗中所表现出来的迷茫心态,体现了中国画时空的不确定性所造成的审美心理效应。     

倪瓒诗与画的乖违

元人倪瓒在山水画领域,与其在诗歌领域取得的成就存在巨大反差。其诗、画颇存乖忤之处:诗多因袭,画重革新;诗爱“春”色,画喜“秋”景;诗色浓重,画意简净;诗之意象庞杂,画之意象单纯。二者诸多的忤悖,有助于我们认识更为丰满、完整的倪瓒形象。     

清道咸时期中朝文人交往方式探析——以李尚迪为中心

清代中朝文人交往的方式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留京期间,中朝文人宴游唱和,以画纪事,写真留影;第二,临别之际,两国文人常以画图题赠,表达相思怀念之情;第三,在分别后,中朝文人通过互赠和互寄书籍、器物、诗作等方式,表达问候,以慰相思。由此可见,清代以来中朝之间日益紧密的文化交流,增进了两国人民的了解和友谊,成为中外文化交流史中的佳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