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金融的内生性及其风险防范研究——一个文献综述

近年来,民间金融作为我国金融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以其强大的经济适应性和生命力,在中小企业和农户的融资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由于民间金融体系的内在复杂性,容易引发各种金融风险,对区域经济产生消极影响。本文对民间金融的界定、内生性及风险等国内外研究成果进行了梳理,以期为民间金融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提供借鉴。     

宏观金融工程研究

在后危机时代,世界经济逐步回暖,许多国家开始着力重构经济和金融体系,实现金融向实体经济的回归。在金融体系逐步开放的条件下,我国金融体系面临的风险加大,同时需要发挥金融体系的资源配置功能,由此加强宏观金融风险管理,并运用金融推动实体经济的发展仍然是当前经济面临的重大问题。对于这个问题,我们的回答仍然是宏观金融工程。宏观金融工程是通过金融工具与手段的创新设计与重新组合、金融结构的调整和金融制度的变革来解决宏观金融风险和经济发展问题。     

把握“脱虚向实”力度——房地产与实体经济的风险传染机制研究

本文建立GARCH-in-Mean模型,首次将增长速度和风险强度同时纳入分析框架,考察了“房改”20年来房地产与实体经济之间的风险传染效应,并探究了其中的金融传导机制,发现：（1）房地产投资增长能促进实体经济的增长;（2）但房地产投资风险增加会通过放大金融风险来抑制实体经济发展,而实体经济风险增加会同时提高金融增长速度和放大金融风险使资金流向房地产;（3）短期,实体经济的增长更能带动房地产投资的增长,而房地产投资风险会更显著地提高实体经济风险;（4）长期,两部门之间的风险溢出效应占主要地位,且溢出效应随房地产政策调整而成周期性变化。本文认为房地产投资的风险对实体经济发展具有很强的抑制作用,而实体经济的风险则会促进金融和房地产泡沫。在引导资金“脱虚向实”时若盲目追求速度力度反而会抑制实体经济的发展,增大整体风险。      

金融创新的风险及其控制策略分析

金融创新在促进金融发展时若使用不当,会加大金融风险,因为创新促使商业银行改变经营策略,金融体系改变其构成,以及金融风险的隐蔽性更强。金融创新风险对金融业的带来了巨大的冲击,要控制金融创新带来的风险必须进行制度创新,进一步完善金融监管体系。金融机构在进行金融创新的同时,要提升风险识别与管理能力,特别要注重防范创新过程中新的风险,保证金融稳定,提高中国金融业的国际竞争力。     

金融风险、剩余博弈与多层次资本市场监管

日益膨胀的金融风险泡沫危及我国的实体经济体系,主动刺破泡沫、释放风险还是完善机制、分散风险成为我国生死攸关的金融决策.文章论证我国金融体系形成的内在逻辑及其监管的利益博弈,提出多层次资本市场的监管实质在于获取最大的金融剩余,从而为多层次的资本市场监管体系的设计提供理论依据,认为构建一个有效的分层次监管体系的目的是提高融资效率与风险分散效率,并就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分级监管制度提出设计方案.     

系统性金融风险调查：英国经验及启示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离不开金融稳定,如何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一直是金融领域研究的热点。在对系统性金融风险进行跟踪调查方面,英国的做法比较科学,积累了较多经验。论文在介绍英国系统性风险调查的基础上,分析其问卷设计与数据应用,并提出对我国开展系统性风险防范的启示。     

民间借贷供求均衡分析及其风险管理

金融市场为实体经济的前进提供"润滑剂"和"原动力"的作用,实体经济的发展依赖于金融市场的稳定。从我国当前经济形势出发,分析我国民间借贷市场的形成原因、潜在风险以及对实体经济所产生的影响。从民间借贷资金供求均衡和资本市场风险收益关系着手,试图寻找影响民间借贷风险的各个因素,控制这些影响因素使民间借贷市场的供求均衡水平发生移动,从而有效控制民间借贷的规模总量和风险水平。     

我国系统性金融风险：防范思路与政策框架

[提要]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之后,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已经成了各国的共识。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将防范金融风险,维护金融安全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但如何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确保金融安全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笔者在梳理现有文献的基础上,提出需要从存量和增量两个方面、金融部门和非金融部门两个维度分别发力,着力解决好金融体系如何回归本源、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以及整个社会如何去杠杆的问题;监管层要转变理念,加强协同,构建有力的监管框架和运作机制,并强化监管问责;最后,还要加强对公众的教育,强化公众的风险防范意识,提升公众的金融知识水平。     

试析民间金融风险与应对策略

作为一种自发式的融资方式,民间金融在规范化、公开化过程中,其风险灾害可能对社会的稳定、金融体系的安全以及国家宏观经济的调控产生负面影响;民间金融发展中的主要风险及权重排序依次为内在制度风险、借贷利率风险、借贷“条件风险”和国家“政策风险”,必须按照风险管理的要求,采用风险回避、降低、转移、留存等不同策略来加强风险应对。以促进民间金融的可持续发展。     

去杠杆政策如何影响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率？——基于海南自贸港的经验证据

作为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和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研究去杠杆政策如何影响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率具有重要意义。基于2011—2020年海南自贸港18市县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率测算结果,采用断点回归设计（RDD）方法,评估去杠杆政策对海南自贸港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率的影响,并运用中介效应模型讨论了其影响机制。研究发现：（1）去杠杆政策实施后,海南自贸港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率存在“阵痛期”,去杠杆政策对效率具有显著调整效应,存在一个最优杠杆以促进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率的提升;（2）在控制金融与经济体系内其他影响因素后,杠杆率对效率的提升具有促进作用,表明合理阈值内的“优杠杆”呈积极作用;（3）进一步中介机制检验表明,金融体系结构与金融业规模作为金融供给端的两种重要机制,前者能够通过增加高质量的金融资源供给提高效率,而金融业规模则囿于规模有限性与资本来源渠道受限的风险叠加,导致在去杠杆政策实施后对效率的提升呈负向作用。基于以上结论,进一步从创新自贸港金融发展方式、金融工具创新、杠杆优化等方面提出相关对策建议。     

关于我国非正式金融存在的思考

我国非正式金融的产生有其深刻的时代背景,非国有经济的发展,会不断内生出对非正式金融制度的需求,因此,运用制度经济学原理分析我国非正式金融存在的原因及对经济的负面影响,探讨非正式金融的发展空间,将有助于政府对非正式金融的引导和扶持策略做出理性选择。     

我国农村非正规金融问题研究

该文在合理界定农村非正规金融内涵的基础上,通过分析金融制度缺陷和非正规金融的相对优势,提出我国发展农村非正规金融的科学合理性,并从现实发展角度进一步提出要确认农村非正规金融的法律地位,因地制宜地适度发展农村非正规金融,有效缓解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紧张对立气氛,规范农村非正规金融的发展,由此有力地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     

从风险社会走向和谐社会--以江苏省为例

我国目前正步入风险社会。要构建和谐社会，就必须对风险进行治理。以江苏省为例，通过近几年来江苏省内相关数据的分析和对比，分析其存在的种种风险和危机，提出构建和谐社会应协调社会群体利益关系，建立风险分担机制，培养人民的风险意识以及建立完备的风险管理系统。     

社会网络对民间金融风险的作用——基于社会网络结构的理论与实证分析

社会网络对民间金融风险的影响已被广泛认可,但是,究竟什么样的网络结构有抑制风险的作用,什么样的网络结构有扩增风险的作用？以资金互助会为例,将互助会涉及的社会网络按结构特征分为单个会的会内网络和多个会的会间网络,研究可知：（1）越紧密的会内网络结构以及越大的网络规模越有利于民间金融风险的控制。（2）跨会网络具有抑制和扩增风险两种作用,它是协同监督和惩罚机制生效的基础,因而对风险具有控制作用,但这种作用只在中介成员为会首时才显著;同时,它也构成了风险传播的通道,导致资金被分散到多个会中,因而提升了系统性风险。     

数字普惠金融如何影响实体经济的发展——基于系统G MM模型和中介效应检验的分析

基于中国2011-2017年省级面板数据,运用系统GMM估计方法和中介效应模型,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同时检验传统金融发展、消费和科技创新在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实体经济过程中的传导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于实体经济的发展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传统金融发展、消费水平以及科技创新具有一定的传导作用,但表现为遮掩效应。促进实体经济发展的关键在于提高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水平,同时还应推动传统金融转型、刺激消费,推动科技创新,形成一条可持续的实体经济发展道路。     

房地产金融流动性风险中的银企博弈研究

近年来随着房地产金融的逐渐展开,金融机构的流动性风险也在逐年增大,并且其逐渐演化为影响金融机构的各种风险的综合性结果。银行与房地产企业的博弈过程影响着银行机构的流动性,其博弈结果影响着银行机构的流动性风险水平。文章通过建立银行与房地产开发商之间的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分析了银行与房地产企业之间的博弈过程,阐释了银行与房地产企业在不同条件下的选择模式,并提出对策,以防范化解银行机构的流动性风险,从而保障房地产金融业的健康发展。     

基于地区数据的四川省普惠金融发展测度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发展普惠金融对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意义重大,四川省为此推出了普惠金融发展规划（2016—2020年）。在此背景下,测度四川省普惠金融发展水平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从金融服务的可得性、使用度、深化度、互联网金融四个维度构建普惠金融发展测度指标体系,并用变异系数法进行赋权,计算得出四川省各地市的普惠金融指数。研究发现：虽然四川省各地市普惠金融指数呈现出整体上升趋势,但是各地市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很不平衡。在四川省普惠金融发展过程中,可以通过差异化普惠金融政策、加强数字普惠金融建设、营造普惠金融文化环境等措施,积极缩小各地市的差距,推进各地区普惠金融平衡发展。     

农村非正规金融的私人治理：一个理论模型

与具有官方背景的农村正规金融机构相比,中国农村非正规金融之所以具有较高的制度效率,关键在于其独特的私人治理机制,这有效地解决了金融市场中的逆向选择问题与道德风险问题。从制度经济学的视角对农村非正规金融的私人治理机理进行理论剖析有助于揭开农村非正规金融的生存逻辑之谜。研究发现,信息传递与村庄信任机制、动态及关联博弈过程、灵活担保方式、强道德约束等因素为农村非正规金融的有效运作提供了稳定的制度构件,但外部经济条件的转变会对农村非正规金融治理机制带来不利冲击。     

长三角地区的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论“克鲁格曼质疑”现象的存在性

首先描述了长三角地区1998—2007年的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状况,认为长三角地区存在资金依存度偏高的现实特征,基本符合“克鲁格曼质疑”模式;但通过新古典增长模型的各要素分析,发现同时存在于长三角地区的“正规金融”体系与“非正规金融”体系在难以满足经济增长需要的时候,会出现“基层突破-局部试点-中央确认”的演进模式,“非正规金融”逐步纳入“正规金融”体系,制度变革支持经济增长,“克鲁格曼质疑”在长三角地区并不成立。     

长江三角洲金融合作实践探讨

目前,长江三角洲金融业实现了一定程度的融合,但是一体化深度不够、范围不广、体系不强。具体体现在货币市场一体化进程范围有限、资本市场运作层次不高、监管体制和信息系统建设均存在问题,其原因主要是"银政壁垒"和城市之间的利益分配问题。通过吸取其他区域合作尤其是欧洲区域金融合作的经验,以及分析长江三角洲区域金融发展的特色和目标,文章提出了长三角金融合作的途径:要从市场、观念、制度和机制诸方面进行创新,突破金融资源分割格局,建立统一金融市场;进一步明确分工,确立共赢的思维;建立共同遵守的区域公约和法规以及充分发挥民间组织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