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兄弟之盟”下后金与朝鲜贸易初探

天聪元年(1627),后金与朝鲜订立“兄弟之盟”,在以后十年中,双方一直保持盟邦关系。由于地位不平等,这种盟邦关系便具有特殊性。特殊的关系带来了特殊的贸易往来,因而出现了一方主动、一方被动的贸易特点。尽管交易活动出发点不同,但这种贸易对促进双方社会进步,尤其是对后金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     

万历壬辰战争和谈中的朝日交涉——以朝鲜义僧惟政与加藤清正的接触为中心

万历壬辰战争的"和议"活动中,朝鲜派遣义僧惟政与日方将领加藤清正进行了接触。虽然朝鲜意欲离间日本内部关系的战术计划未能得以实现,但通过双方的数次交涉,朝鲜更为详细地了解到日本的谈判条件,对日方的无理要求进行了驳斥与拒绝,这也成为朝鲜在和谈中表达自身诉求、维护切身利益的一个重要场域。加藤清正所提出的议和条件,绝非"一己之见",而是丰臣秀吉意志的反映,展现出丰臣秀吉意欲"胁控"朝鲜的意图所在。而陷于内部争斗的议和诸方,由于缺乏理性有效的战略沟通,对加藤清正提出的"交邻"建议,没能给予更多的关注。于是,各方诉求的难以调和,也就注定了和谈必然破裂的结局。不过,朝鲜与日本的这次外交接触,在一定程度上为后来双方"邻交"关系的恢复埋下了伏笔。     

辽西对峙时期的明清议和

明清战争,自一六二二年后金兵占广宁又撤回辽河以东,到一六四四年清兵入关为其辽西对峙时期。在此期间,双方激烈地进行军事较斗的同时,也曾多次进行议和。对这个时期双方议和的研究,有助于我们对明清战争的性质、双方在对峙时期的战略及战争胜负原因的探讨。(一)辽西对峙时期,明清之间多次议和。每次议和的原因各有不同,但主要是因为:一、这个时期,明清双方在军事上势均力敌,都需要一个缓冲时间来重新调整军事部署,以便造成一个有利于自己,不利于对方的形势,打破僵持,击败对方。明清战争爆发后,明朝一败于抚顺,二败于萨尔浒,三败于辽沈,四败于广宁。后经孙承宗四年     

明与后金对辽沈地区的争夺述评——兼论毛文龙与毛家军

本文通过对明与后金争夺辽沈地区的历史考察,论述了明皮岛守将毛文龙和他领导的毛家军之形成和发展变化,及其与督师袁崇焕对辽沈战局的作用.作者认为,毛文龙最后被杀的原因,并不在于他与后金的议和活动,而主要是袁崇焕之欲统一事权和明末激烈党争的结果;袁崇焕本人也是明末党争的一个牺牲品.     

试论后金（清）与朝鲜开设互市边贸的社会效果

在皇太极后金政权时期以及清朝初年，因地利之便，女真（满洲）人与邻境的朝鲜王朝于图们江地区开设了会宁、庆源边境贸易。互市边贸的开展，对后金（清）地区经济的发展以及东北边防的巩固，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对朝鲜而言，互市边贸则推动了朝鲜货币经济和商品经济的发展，直接促进了朝鲜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与成长。因而，后金（清）与朝鲜之间的互市边贸，具有良好的社会效果。     

从十七世纪初朝鲜内外局势看光海君的“两端外交”

十七世纪初叶，朝鲜内外交困，国内经济残破，人民流离失所，政局混乱，外部有新兴的后金以其强大的军事势力对朝鲜虎视眈眈，日本办“阴图启疆，为患不已”．特别是后金与明资恶，使朝鲜进退维谷，一方面要维特对明的“事大”关系，另一方面又必须正视后金的威胁，因而国王光海君采取了既不背明，又不与后金相冲突的“两端外资”政策。此为朝鲜采取的不得已之举，对迟缓后金对朝鲜的军事行动起到了一定作用、是富于战略眼光的明智之举．     

萨尔浒战役前后之后金与明朝、朝鲜关系探析

建州女真首领努尔哈赤建立后金政权后,同腐朽、没落的明朝展开了争夺天下的对峙斗争;但因担心明朝与朝鲜的联合,于是积极拉拢朝鲜。明帝国衰落,急需得到朝鲜的军事支持,夹攻后金。朝鲜光海君既要听命于宗主国明皇朝,又不得不顾忌强盛的后金政权的威胁,故只好在明与后金之间左右周旋,明哲保身。如此一来,在1619年萨尔浒战役前后的东北亚政治舞台上,就出现了富有特色的三角关系态势,这对彼时中朝传统政治秩序的演进产生了重大影响。     

抗倭援朝战争中的明日和谈内幕

目前,国内史学界对四百年前日本丰臣秀吉两次发动对朝鲜的侵略(明朝称“万历朝鲜役”,朝鲜称“壬辰丁酉倭乱”,日本称“文禄庆长之役”)已有过一些研究。但对此次战争中明、日间议和活动的介绍和探讨却很少,而且由于议和活动本身的错综复杂和文献记载的差异,使人们对议和决裂的原因及真相或不甚清楚,或看法不一。本文试图根据一些新的史料揭开这一不解之谜,以就教于专家和同行们。     

后金朝鲜“丁卯之役”原因浅析

天聪元年丁卯之役原因大致有五:政治上皇太极初登汗位,后金政局不稳,需借机提高汗权,转移国内各种矛盾。经济上物力匮乏,惟有以武力掠夺加以解决。军事上,后金处于明、朝、蒙三面合围状态,明虽败犹强,欲入关图帝业,必先清除南进之后忧,而朝鲜国力较弱,且有叛将为先导,故有先犯朝鲜之举,并以此提高后金业已低落的士气;明将毛文龙入据朝鲜椴岛,借朝鲜援助时时袭扰后金,亦为后金入关之后忧。皇太极欲图朝鲜已久,主客观形势都促使他决定“先抢江东,次犯山海关”。     

试论后金与喀尔喀蒙古的关系——以努尔哈赤对恩格德尔的争取为中心

在明朝与后金两大势力对峙形势下,喀尔喀蒙古由于处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并凭借自身强大的军事实力,成为双方争取的焦点。作为喀尔喀蒙古巴约特部台吉,思格德尔很早就与后金建立了联系,是喀尔喀蒙古与后金交往的使者,努尔哈赤通过他的往来奔走有效地协调后金与喀尔喀蒙古的纠纷 ,达到增进双方关系的目的。由于思格德尔与后金的特殊关系,吸引了喀尔喀蒙古众台吉与塔布囊归附后金,对后金分化喀尔喀蒙古,孤立察哈尔起到重大作用。     

毛文龙的抗金斗争对朝鲜政治社会的影响

毛文龙在辽东地区开展抗金斗争期间,举旗招募辽民,扩充武装队伍,不断袭扰后金属地,离间朝鲜与后金的关系,与明朝形成"犄角之势",使后金政权"不能无东顾之虞",为延缓后金军的西进,立下悍马功劳,"其功亦不浅"。但是,随着军事势力的不断扩大,日益变得骄横跋扈,其行为不仅影响了明朝政府的军事战略,而且对朝鲜的政治、经济、国防等诸多方面带来了不利影响,损害了朝鲜政府和人民的利益,成为朝鲜之"深患"。其影响,概括起来有以下几方面:一是监督朝鲜,迫使朝鲜政府改变保持中立的"两端"外交政策;二是直接干预朝鲜内政,勒索军需物资,侵掠乡闾,扰乱朝鲜的社会经济秩序;三是专制朝鲜政府,欺瞒"天朝",为其歌功颂德;四是引燃战火,殃及朝鲜,致使朝鲜政府丧权辱国,朝鲜人民遭受战争的灾难。     

从女真千户到朝鲜王朝的开国功臣——青海李氏家族始祖李之兰评介

青海李氏家族始祖李之兰祖籍中国南宋,为南宋抗金将领岳飞之子岳霆后裔。其先祖为躲避灾祸而投奔金朝,融入女真族,后迁居朝鲜半岛东北部青海地面(今朝鲜咸镜南道青海郡)。高丽末期,李之兰率领所部女真族人归附高丽王朝,后跟随李成桂南征北战,抗击倭寇,平定内乱,安抚女真,稳定边疆,为朝鲜王朝的建立和巩固政权立下汗马功劳,为朝鲜民族的发展做出卓越贡献。而李之兰之后裔,历经朝鲜王朝五百多年的发展历程,逐渐接受朝鲜民族的文化习俗,最终融入朝鲜民族,成为朝鲜民族的一员。     

《满文老档》中有关蒙古降人的记载--以努尔哈赤对蒙古的政策为中心

明末清初之际,东北地区自然灾害频发,持续的干旱与严寒造成蒙古牲畜大量死亡,这导致大量蒙古降人投奔后金。努尔哈赤对蒙古降人实行“善养来者”的安置政策,通过联姻、设旗、盟誓等方式成功地招抚和安置了蒙古人众,这不仅对后金分化喀尔喀蒙古,孤立察哈尔起到重大作用,而且为皇太极征服蒙古奠定了坚实基础。     

论后金政权的汉族政策

后金政权的汉族政策具体是指以努尔哈赤和皇太极为首的后金统治阶级为调整满汉民族关系,处理满汉民族问题,针对汉族而采取的相关策略、措施、规定等的总称。后金政权汉族政策的形成既有客观环境的催生,又有后金政权领袖人物的主观意志使然。     

正郭与弹祢——《抱朴子外篇》汉末名士评议

对于两晋士人交相称誉的郭泰、祢衡两位汉末人物 ,葛洪在《抱朴子外篇》中表述了他的不同看法 :郭泰是既怕仕途凶险又不能忍受潜居苦闷的假隐士 ,祢衡则是言行偏至的狂悖之人。他们在人格上属于同一类型 ,都是以外表眩世而心希荣利的人物 ,魏晋以来任情唯欲的士风皆为郭、祢之辈的流风遗韵。葛洪对汉末名士的评价一方面基于他对东汉历史的独特认识 ,另一方面则是借评骘汉末名士以重铸士人气节 ,表达他的理想人格     

阮元在中朝关系史上的若干事迹考述

清代大学者阮元与金正喜、柳得恭和朴齐家等朝鲜著名学者均有交往,堪称清代对朝鲜学术界影响最大的中国学者之一。朴齐家、金正喜、李尚迪三代朝鲜学人,都深受阮元的影响,在经世致用之学或考据学方面留下了许多重要著述,并对阮元的学术成就和思想在朝鲜的流播以及发扬光大作出了重要贡献。     

唐代婚姻类型浅析

唐代的婚姻方式主要承袭前代的包办婚姻,其主要类型有承袭前代的门第婚、财婚、和亲,也有反映本时代特点的才婚、皇室与藩镇、藩镇之间的政治婚姻。五代以后,门第婚、和亲、公主出嫁藩镇及藩镇联姻逐渐消亡,只有婚姻论财这一陋习一直延续不衰,而且有愈演愈烈之势。     

韩国《近思录附注》学术价值探究

韩国朝鲜时代金平默所辑《近思录附注》,链接朱学著述及历代朱子学家的注释札记,接续韩国性理学传道谱系,是中韩性理学交流与联系的重要文本,其所搜集的注释、校勘迄至目前最为全面.该书对叶采的卷目结构、文本集解提出了较多的质疑,充分展现了韩国朱子学的“自主”特征.由于退溪与栗谷对《太极图说解》中“理”与“气”的意见分歧,这一差异反映在师门传述上,由此构成了性理学的演进脉络.《近思录附注》所构筑的“传心要诀”,是《近思录》传播发展的成熟境界,代表了韩国性理学史的理论构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