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礼”与“聘礼”

茶曾是中国传统婚礼中重要的聘礼,谓为“茶礼”。本文考察了宋元明清乃至近现代我国众多民族和广大地域普遍存在的茶礼习俗;认为茶礼的形成、盛行与延续,与周代以来婚姻聘礼融入的人们对婚姻的美好期望和求吉心态相一致,这是茶礼风行的最根本原因;指出聘礼虽导致了婚姻论财陋习的出现,但不能忽视聘礼的社会意义而将“聘娶婚”等同于“买卖婚”     

论婚姻合意

结婚必须是男女双方的合意,合意指双方当事人达成的,有身份行为的效力意思(婚意),即以确立夫妻关系为目的的真实意思表示一致。合意是婚姻合法有效的要件之一,而且是重要的核心要件。合法有效的婚姻均是建立在男女双方确立夫妻关系的意思表示一致的基础之上的。与此相反,不符合婚姻法定要件的婚姻即违法婚姻的一个重要事由是婚姻无合意。无合意婚姻即意思表示有瑕疵的婚姻,我国婚姻法对于无合意婚姻仅对其中的胁迫婚规定了可撤销,对其余没有规定,因而,应借鉴其他国家的立法将虚假婚或虚伪婚、错误婚、欺骗婚也列入无效婚姻和可撤销婚姻之中,使我国的婚姻法更加完善。只有这样,才能维护合法婚姻的严肃性,遏制违法婚姻。     

清代童养婚盛行之法社会学探因

清代盛行的童养婚是一种别具特色的婚俗文化,也是一种社会生活方式。娶小媳妇是无奈也是一种明智,折射出了先人的理性和睿智。童养婚深深根植于传统社会,它是论财的婚姻观和社会男女比例严重失衡的产物,在为中下阶层提供便捷、低成本婚嫁的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减轻了溺婴现象,从而得到官方的认可。童养婚的盛行也源于古人对婚姻和女性本身的深刻认识:婚姻的最大意义是传后;女子本不属于娘家人。     

传统中国聘财制度的法文化解读——以《唐律疏议》为中心

"聘财"无论是作为一种民间风俗,还是一种法律制度,在中国历史上都可谓源远流长。唐时聘财入律,这是聘财成为一种法律制度可供追溯的最早文本记载。时至今日,不论南北,每及嫁娶,"彩礼"依然是无法回避的话题。从古至今,在民间"彩礼"的交付都是婚姻成立的必经程序,而"彩礼"的多寡、具体的数目直接关乎婚姻男女双方家庭的颜面、婚后夫妻间的关系乃至婚后家族能否相处融洽。传统聘财的程序意义远大于其财产意义。因此,中国传统婚姻的性质亦不能以买卖婚一言以蔽之。     

唐宋商人婚姻变迁探析

唐代商人的通婚阶层主要有艺妓、商人、手工业者、农民和官僚,而宋代商人不仅可以联姻于士人、高官,有的商人之女还可以入宫为皇妃,乃至正位中宫。这主要是宋代商人经济实力的提高、入宋后阶级关系的变化和财婚风气日盛的结果,此外还与科举制度的发展有关。唐宋商人婚姻变迁的背后蕴涵了深刻的社会变革。     

澧水流域土家婚姻礼俗趣谈

澧水流域土家婚姻形态经历由血缘婚、对偶婚进入单偶婚的发展过程。土家地区仍有收继婚、姑表婚、招郎婚等原始婚姻形态残余。土家婚姻礼仪包括“求亲”、“定亲”、“择期”、“结婚”、“回门”五大程序。     

论中国早期的婚姻形态

近年来 ,中国古代婚姻史研究者依然遵循着摩尔根假定的婚姻家庭关系的进化模式 ,认为中国婚姻形态也必定经历了“乱婚”及“血缘婚”阶段 ,硬造中国古代的婚姻史体系。事实上 ,婚姻形态是具体的多样的 ,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早期两性结合方式 ,“乱婚”和“血缘婚”并不是人类婚姻史上一个普遍存在的阶段。因而 ,中国婚姻史有必要重新构建自己的体系     

品诗论史:婚姻篇--中国古代诗歌的文化解读

婚姻是诗歌的重要题材,通过对中国古代诗歌的解读可以发现中国婚姻史上存在四种基本形态无偶婚、寻偶婚、配偶婚和择偶婚,这四种形态各有其流变和特征.     

蒙古族婚姻形态的宗法性初探

宗法制度作为一种社会制度 ,对蒙古族婚姻形态产生了很大影响。但是当今学术界尚无从宗法角度对此进行研究的文章。蒙古族进入阶级社会后 ,受到宗法思想的影响 ,形成了收继婚、抢婚制、世代婚、等级婚、入赘婚、买卖婚、抱斧婚等名目繁多的宗法性婚姻形态。在蒙古族历史上 ,宗法性婚姻缔结必须遵循的原则有父母主婚的原则、服从神权的原则和族外婚原则。蒙古族宗法性婚姻形态形成的原因 ,是由生活环境和历史传统、宗教和其他民族影响所造成的     

土家族婚姻习俗的嬗变

:土家族的婚姻经历过“群婚→血缘婚→‘骨种’婚→非血缘婚”几个阶段 ,“骨种”婚的形成有其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与地理人文环境 ,围绕“骨种”婚形成了一系列婚姻习俗。土家族婚姻习俗的变革有两大力量在推动 :一是自然选择法则 ;二是社会力量推动。新的婚姻习俗的形成有赖于法制的不断健全和完善 ,有赖于经济社会的开放和发展 ,有赖于观念习俗的变革 ,也有赖于社会文明层次的不断提高     

从诗歌创作看唐代和亲

唐代历史上曾发生过多次民族和亲事件。唐代诗人不仅在诗歌创作中对汉代的昭君出塞进行了历史咏叹,同时也对当朝的公主和亲事件作了现实关注。唐人的诗歌不同程度地表现了他们对和亲政策或反对或赞同的态度,探其原因与诗人个人经历、朝廷政策以及唐边疆稳定与否密切相关。     

中越边境跨国婚姻的流变及其思考

中越边境山水相连,语言相通,文化相似,两国边民的跨国婚姻自古以来就存在。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睦邻友好政策的进一步实施,这种以地缘、血缘、语缘、神缘、族源、业缘、产缘、趣缘、志缘等为基础的跨国婚姻日益增多。目前,中越跨国婚姻还存在着办理结婚登记手续难、申请加入国籍难、加入户籍难等问题。这些问题给我国的入境管理、社会治安、计划生育工作的开展带来诸多不利,也影响到当事人的家庭建设。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采取一系列措施,尤其要在法制方面进行一系列的完善。     

Interethnic Marriage: Bringing in the Context through Multilevel Modelling

This article deals with the underlying causes of interethnic marriages of Turks and Moroccans living in Belgium. Predictions derived from assimilation theory (micro-perspective) and from the macro-structural perspective are combined in a single empirical model through multilevel modelling. It is found that both individual and higher-level determinants independently influence the propensity for being interethnically married. Higher odds are generally found for the second generation and at higher levels of age at marriage and educational attainment. Interethnic marriage is further promoted by a small size of the ethnic group, by low ethnic heterogeneity and by low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ethnic and the socio-economic dimension. Interethnic marriages are generally more prevalent in districts where the common language is French and where the majority of immigrants originate from urban regions in the country of origin.     

新疆族际婚姻的调查与分析

新疆族际婚姻数量较少，但经历了一个逐渐增多的过程。新疆各地、各民族均有族际婚姻发生，同时明显存在数量多少及难易程度的差别。研究表明，在多民族共居的社会，如果社会平稳发展，各民族社会政治地位平等，民族关系和谐，民族间文化差异的大小是影响族际通婚规模的一个最主要的因素。     

正郭与弹祢——《抱朴子外篇》汉末名士评议

对于两晋士人交相称誉的郭泰、祢衡两位汉末人物 ,葛洪在《抱朴子外篇》中表述了他的不同看法 :郭泰是既怕仕途凶险又不能忍受潜居苦闷的假隐士 ,祢衡则是言行偏至的狂悖之人。他们在人格上属于同一类型 ,都是以外表眩世而心希荣利的人物 ,魏晋以来任情唯欲的士风皆为郭、祢之辈的流风遗韵。葛洪对汉末名士的评价一方面基于他对东汉历史的独特认识 ,另一方面则是借评骘汉末名士以重铸士人气节 ,表达他的理想人格     

宋人拒绝和亲之原因分析

“和亲”在古代中国民族关系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对中华文明的演进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宋代,无论是对历史上的和亲持肯定或否定的态度,文人士大夫对现实的和亲多持否定态度,即为坚决拒绝和亲。宋人反对和亲政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与宋人强烈的民族偏见、文化上的优越感、高度发达的社会经济和“守内虚外”的既定国策是分不开的。     

人类学视野中的"无国籍女人"——以广西大新县A村为例

A村是位于中国广西边境地区大新县的一个村庄。该村村民主要是壮族,和越南邻村边民属于同一个民族。自从20世纪80年代末中越关系改善以来,该村与越南邻村边民之间的跨国婚姻越来越多。特别是自1994年该村附近旅游开发以来,A村的经济条件有所改善,吸引了更多的越南妇女嫁入该村。然而,这种必将越来越普遍的跨国婚姻,由于种种原因,难以有正常的婚姻登记,导致这群越南妇女难以取得中国国籍、户籍,最后导致这群嫁入中国、在中国生活并生儿育女的越南妇女成为“无国籍女人”,最终导致她们产生了社会身份认同的危机,这使她们无法认同自己是中国人。     

论胡仔对宋代金紫胡氏家学家风的传承与超越

作为宋代金紫胡氏家族文化的集大成者,胡仔的学识品性继承和发展了胡氏的家学家风,既呈现出甘贫守静、敬祖崇德和博学好文的特征,又表现出与家族成员同中有异的学术兴趣,反映了家族文化在代际传承中演变轨迹.他对北宋诗歌发展史的思考与探索超越了家风家学,对后代诗话和诗歌评点影响至深.     

汉代的父子关系考述

汉代家庭实行的是父家长制,父有教育惩罚子女、掌管家产、卖子、决定子女的婚姻等权力,但同时也有抚育子女、维持家庭生存的义务。子无权力可言,只有赡养父母、尊敬父母、安葬父母、祭祀父母等义务。汉代家庭中父子的不平等,主要是受到了当时伦理规范和法律制度的影响。汉代的父子关系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     

清末民初华北乡村中的“好汉”群体——以山西忻州为例

清末到民国年间,华北乡村中的＂好汉＂群体成员主要包括＂精英型＂、好赖型与＂无赖型＂,总体特征是凭借＂强力＂在乡村社会占有一席之地。他们或因有一定的文化休养,热心于公益事业,在乡民心目中树立了良好的形象,赢得乡民的信赖;或因其身怀绝技,但从不欺压普通百姓,属于＂红道＂＂黑道＂的两路人,被乡民称为＂好赖人＂;或因其横行乡里,对民众利益构成严重的威胁,为民众所不齿。他们的行为对乡村社会产生着不同寻常的影响,＂精英型＂抑制＂劣绅＂不法行为的同时,还能最大限度地动员村民参与村政建设;＂好赖型＂既有维护乡民正常生产生活秩序的积极作用,也因其不良嗜好,对乡村社会的稳定产生负面影响;＂无赖型＂是乡村社会的破坏力量,一旦攫取了乡村权力,就成为一种典型的＂横暴＂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