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司马相如《荆轲赞》看西汉赞文的体式特征

先秦古赞具有辅助、说明之意,多为阐明事理而作,行文散体.西汉司马相如的<荆轲赞>揭示了赞文的新变,开创了以人物作为赞文对象的风气,概述人物的事迹而寓褒贬之论,文体为四言韵文,奠定了后世一种以人物为对象、主要表称扬的文体.     

贾谊《吊屈原赋》臆说

《吊屈原赋》最早著录于《史记》、《汉书》贾谊本传。后昭明太子箫统合《史》《汉》叙说一节为序,以《吊屈原文》作题收入《文选》“吊文”类。宋朱熹则易名为《吊屈原赋》,再收入其《楚辞集注》“楚辞后语”中。据本传,该赋是“谊既以适去,意不自得,及渡湘水,为赋以吊屈原”的“自喻”之作。因而,《吊屈原赋》向以继承并发扬屈原精神而公认为是汉代赋作的各篇。但笔者在仔细研读了该赋之后,觉得过去对它的肯定实有不当。今不揣谫陋,略述咫见谀闻,为臆说者四,以就正于海内明哲。     

中国古典文学的尊体与破体

中国古典文学的文体大体上可以分为文学性的、非文学性的和两可性的三大类。文学类指诗歌、小说、戏剧以及辞赋、赠序、杂记、哀祭、楹联等非文学类文体包括诏令、奏议、公牍、祈祷等应用文体,两可性文体指书启、序跋、论说、箴铭、颂赞、传状、碑志等类。从文学、非文学角度划分文体类别是可能的,但不是绝对的。任何非文学文体都含有不少文学名篇,任何文学类文体也非篇篇都是文学作品。实际上任何文体都是两可的,都可能有文学作品和非文学作品。决定其是否属于文学,是作品本身,而不是文体。正体与变体是在文学发展过程中自然而然出现的,而破体则是为求变求新而有意为之。研究中国古典文学,应从中国古典文学的客观实际出发,不能照搬西方文学和现当代文学的定义。如果只有诗歌、戏剧、小说和散文才算文学,恐怕会得出中国古代无文学,有也少得可怜的结论。     

《宋代登科总录》与创新的宋代精英数据库

将赋与墓志这两种文体联合考察,既可以据墓志辑考已佚的唐赋文献,又可以发现唐人以赋为墓志的现象. 首先,在新出土的墓志中,直接或间接涉及赋家赋作的有十余方,即梁玙、陈周子、卢招、沈中黄、谢观、杨汉公、张士贵、苗景符、独孤申叔、于汝锡、崔文龟、路谠、张知实等人的墓志. 据此既可了解其赋的数量、风格、传播等情况,又可追溯确认若干赋学批评术语产生的时间. 其次,就唐代墓志本身而言,其创作存在化用先唐赋典的现象,这些赋作典实大略可以分为三类,即悼亡类、闲居类、士不遇类. 再次,唐代墓志又有以赋笔行文的现象,在行文结构和句式结构方面均有这样的表现. 唐代墓志以赋行文的原因主要在于赋与墓志两者功用的契合,也与“诗赋取士”的制度和赋的文体特质有关.     

赋与唐代墓志

将赋与墓志这两种文体联合考察,既可以据墓志辑考已佚的唐赋文献,又可以发现唐人以赋为墓志的现象. 首先,在新出土的墓志中,直接或间接涉及赋家赋作的有十余方,即梁玙、陈周子、卢招、沈中黄、谢观、杨汉公、张士贵、苗景符、独孤申叔、于汝锡、崔文龟、路谠、张知实等人的墓志. 据此既可了解其赋的数量、风格、传播等情况,又可追溯确认若干赋学批评术语产生的时间. 其次,就唐代墓志本身而言,其创作存在化用先唐赋典的现象,这些赋作典实大略可以分为三类,即悼亡类、闲居类、士不遇类. 再次,唐代墓志又有以赋笔行文的现象,在行文结构和句式结构方面均有这样的表现. 唐代墓志以赋行文的原因主要在于赋与墓志两者功用的契合,也与“诗赋取士”的制度和赋的文体特质有关.     

论"上梁文"与辞赋之关系

敦煌写本<上梁文>的发现,引起学者的关注.历来有关"上梁文"文体渊源、性质的看法,莫衷一是.结合"上梁文"作为一种新兴文体的产生来看,它离不开唐代"以赋取士"时代大背景.无论是敦煌写本的上梁文,还是宋代上梁文,都体现出与辞赋的千丝万缕联系.上梁文作为辞赋发展的一种变体,它从唐代敦煌民间走向宋代的士大夫案头创作,正折射出辞赋由民间走向文人化的发展进程.     

魏晋挽歌与士人心态

挽歌是一种哀祭文体,其传统源远流长。魏晋时期,社会动荡,政治黑暗,人命危浅,文人开始大量创作挽歌。这些挽歌是士人对于生与死思考的艺术反映,由于他们的出身、地位、文化传统、人生观不同,其心态也表现了多元性。     

悼祭文的文体源流和文体形态

悼祭文是祭文中的一类,特指悼祭死者的文章,与同属哀祭文体的哀辞、诔文、吊文等有所不同.其文体形成于汉魏之间,经过六朝的发展,大盛于唐宋.早期悼祭文形式自由,韵语与散语皆可用.晋、南北朝时期的悼祭文以四言韵文为主,讲究音律,句式骈俪,有一定的格式规范.唐宋时期作品和文类大为丰富,除传统的四言韵文外,还有骚体、赋体、骈体、散体等.元、明、清三朝承继唐、宋,诸体均有发展,其中散体悼祭文的创作最为出色.     

三种类型通报写作探讨

通报有三种类型,并非现在一般认为的两种,三种类型的通报在内容构成、行文口吻、文体格式上都有较大区别。     

移文流变考述——兼及《北山移文》在唐宋时期的文学接受

移文,又称"移"或"移书",是我国古代重要的应用文体,主要用于通告晓谕、劝诫责让。春秋战国,移文往往依附于"书"而称"遗书"。刘歆《移让太常博士书》被称为"文移之首",具有重要的文体学意义。此时的移文与檄文多混淆和交融,导致"移檄"并称。两汉移文在行文方向、行文对象、文体功能诸方面呈现出多元化和模糊化的特征。魏晋时期,移文开始摆脱对其他文体的依附而独立成体,语言渐趋骈俪化。移文至六朝而体制完备、程式规范,行文关系单一、清晰,进入创作典范时期。自唐至清,"移"作为平行文种被列入国家法定的正式行政公文,其现实功用和程式化增强,文学性减弱。《北山移文》作为历代公认的文章经典,得益于其文本固有的新奇造语、虚拟化的拟人手法、抒情变形的表现方式。唐宋文人对它的接受主要在于精工的文学技巧和以戏谑方式嘲讽假隐的批评精神,前者作为范文被诗文家摘用和仿效,后者作为文化符号被文人士大夫凝化为"北山移"情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