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登科总录》与创新的宋代精英数据库

将赋与墓志这两种文体联合考察,既可以据墓志辑考已佚的唐赋文献,又可以发现唐人以赋为墓志的现象. 首先,在新出土的墓志中,直接或间接涉及赋家赋作的有十余方,即梁玙、陈周子、卢招、沈中黄、谢观、杨汉公、张士贵、苗景符、独孤申叔、于汝锡、崔文龟、路谠、张知实等人的墓志. 据此既可了解其赋的数量、风格、传播等情况,又可追溯确认若干赋学批评术语产生的时间. 其次,就唐代墓志本身而言,其创作存在化用先唐赋典的现象,这些赋作典实大略可以分为三类,即悼亡类、闲居类、士不遇类. 再次,唐代墓志又有以赋笔行文的现象,在行文结构和句式结构方面均有这样的表现. 唐代墓志以赋行文的原因主要在于赋与墓志两者功用的契合,也与“诗赋取士”的制度和赋的文体特质有关.     

墓志的起源与墓志文体的成立

中国古代墓志的起源和文体的成立一直是学界关注较多的问题,但迄今为止仍然没有形成一致的意见。要考察墓志的起源,不仅要确定“墓志”一词最早的用例,还要考察墓志的基本功用。循此观点可以确定作为实物的墓志起源于东汉中后期,刻于元嘉元年（151）的《缪宇墓志》可以看作墓志起源的标志。由唐人的记载和缪袭、傅玄等人的创作情况可以看出,符合文体意义上的墓志文在魏晋之际已然出现。南北朝时期,墓志文体得到了较快发展,从内容到形式都出现了许多新变化,行文方式和文体形式渐臻完善并为后世作者所接受与模仿。后世墓志铭创作中的变化主要表现为具体内容的增删,体式方面则难以越出南北朝时期业已固化的墓志文体的范式。     

初唐“四杰”新文体赋之新变综论

从赋文学发展演变的历史看,先后出现了骚体赋、散体赋、骈体赋、诗体赋、律赋、宋文赋等不同的形态。有关文体赋的起源学界向有争议,其实,汉代的散体赋、唐代的新文赋,都可称之为文体赋。但初唐四杰的新文体赋主要是非赋名篇的赋作品,以赋名篇的具有文体赋因子的赋作如《浑天赋》较少。且某种文体的兴盛,归根结底是那个时代的思想文化及由此形成的审美趋向作用的结果,因"四杰"历文风革新之际、诗体新旧代变之时,学风、文风、时风熏染异俗,其文体赋作品在句式、音韵、叙事方式、抒情色调之浓淡等方面,与汉代的文体赋有所差异。同时对文体形式的选择,总是与其所承载的内容密切相关,两代盛世之不同世俗人情、作家个性特点和人性衍变之迹,以相如之《子虚》《上林》、"四杰"中之卢照邻《对蜀父老问》、骆宾王《钓矶应诘文》等新文体赋之流变生新,皆可一一明睹胜览。     

石学论丛

序（叶国良）墓志起源考墓志铭的结构与名目唐代墓志中所见隋唐经籍辑考石学与赋学陆广成墓志考唐代墓志丛考《隋唐五代墓志汇编·洛阳卷》著录订补读《六朝别字记新编》札记《石刻考工录》补遗石刻刻工续补读石随笔石学论丛@程章灿     

论吴锡麒律赋观与创作

吴锡麒推崇唐代律赋的成就,在学习唐人的基础上发展了律赋文体的艺术技巧.在理论上和创作实践中,他都注意将个人才学与律赋严格的音韵、文章结构相融合,从而形成了以工整为代表性的美学特征.这奠定了他在清代律赋史上的地位,同时也是他对于律赋文体发展作出的贡献.     

范仲淹的赋论与赋作新探

历代赋论赋话对范仲淹赋作的评论主要集中在三个层面:一是探讨本事,比如对《灵乌赋》、《荠赋》的评论,即属此类;二是观察用意,比如对《金在熔赋》、《水车赋》、《用天下心为心赋》等的评论,即属此类;三是赏析佳句,比如对《自诚而明谓之性赋》、《天道益谦赋》等的评论,即属此类。范仲淹由于早年于赋体文学用功甚大,因而在其他文体尤其记序文类写作时常常带有赋体笔法,采用了首尾是文,中间是赋的结构方式。这一现象,应该引起跨文类研究学者的高度重视。     

洛阳新出土唐代粟特人康昭墓志考释

康昭墓志是近年洛阳出土的唐代粟特人墓志之一。墓志既未提及康昭的粟特背景,家世渊源也明显攀附卫康叔。从其家族人名、居所、婚姻、丧葬等内容可以看出其家族的汉化程度。康昭佛教信仰至深,而本民族宗教信仰丝毫未见踪迹。该墓志展示了唐代入华粟特人后裔在唐代中后期的社会生活和汉化情况,也凸显了当时洛阳国际大都市的地位,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试论唐代咏史赋的源流与价值

唐代咏史赋的源流与价值可以从两个方面探讨：一　为咏史赋在赋史上的渊源;另一为咏史赋与魏晋史论的渊源关系。咏史赋在形式与创作手法　上是对汉赋的继承,而咏史赋在题材上是史论的延伸。综合这两个方面,唐代咏史赋这一特　殊的文学样式实际上有两个源流;而它的价值主要体现在其形式上,即唐代律赋的价值。     

赋与《尚书》的渊源关系考说

钱钟书称文体有一名多义的情况,早期文体命名是以产生文词的行为动作来命名文体的。由此出发考察,赋的原始义项为缴纳赋税,成为赋的命名原由。赋的对话体,可以从《尚书.皋陶谟》的君臣对话找到前例;赋的"乱曰"、篇末作歌,也可以从《尚书.皋陶谟》的篇末作歌找到前例。上述情况说明,言先于文,文出自言,考察先秦文体,不得不从记言的古史《尚书》始。考察赋,从《尚书》起始,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     

新出土唐代诗人廖有方墓志考论

<廖有方墓志>是最近出土的唐代诗人墓志.这篇墓志提供了廖有方生平事迹的诸多信息,对于研究其名字与籍贯、科举与仕宦、婚姻与家庭、交游与经历等情况,具有重要价值.廖有方是交州人,墓志为了解与研究安南人物在唐代的进身出处、家族迁移等方面,也有较大的启发意义.     

中古墓志铭的文体形态与书写规则

魏晋南北朝至隋唐五代的中古时期，墓志铭在发展演变过程中呈现出完备的文体形态，形成了特定的书写规则。首先，中古墓志铭是由多重载体构成的特殊体制，至少存在文本、书法与实物三重载体。其次，中古墓志铭的文体特征表现为志铭分撰现象更加凸显，墓志与诗体进一步交融，铭文的体式逐渐丰富。再者，唐代墓志铭的书写规则主要有逐步完备的题款、偶尔出现的注文、特殊的平阙格式。最后，墓志铭的集本与石本文字书写方式有所不同，比较集本与石本，更有助于我们把握墓志铭的文体特质。     

新发现唐代席夔墓志的文学研究价值

新近发现的席夔墓志是唐代重要的诗人墓志，不仅可以明确席夔的生卒年、家世、科举、历官等生平信息，对研究其文学成就和交游往还也有重要价值。首先，墓志揭示了席夔的文学家世，祖父席豫为唐代著名文学家，与张说、韩休等人关系密切，为文为官备受推重；表兄李舟是唐代著名散文家、音韵学家，与梁肃、杜甫、岑参、刘长卿皆有交往。其次，从墓志评价及席夔现存文学作品可知其文学创作与科举、仕宦经历息息相关；与其有文学交往者如韩愈、白居易、元稹、刘禹锡、陆畅等皆为中唐文坛的扛鼎人物，呈现出中唐时期特定的文学环境。再者，墓志撰者陈讽是中唐时期代表性诗人，书者裴潾是唐代重要的文学家兼书法家，亦是席夔墓志重要文学价值的体现。     

文学自传与文学家传： 新出土唐代墓志文体的家族因素

新出土文献中,唐代墓志铭数量最多。在墓志铭的诸种特性之中,家族因素是重要的方面,探讨墓志铭的家族因素和传记文学的关系,是新出土唐代墓志研究的重要课题。结合墓志志主与撰者身份进行综合考察,唐代墓志在文体属性与家族属性方面的紧密联系主要表现出三种情况：一是文学家自己撰写的墓志铭,这是特殊类型的自传文章;二是家人或族人撰写的墓志铭,更能体现出家传的特点;三是夫妻之间撰写的特殊墓志铭,具有家族与婚姻的双重特性。     

唐代墓志铭创作的程式化模式及其文学意义

墓志铭作为应用性文体,通常会出现程式化的创作模式,这既是应用文体的特性所决定的,又与一般的应用文体有所不同。墓志铭由志文和铭文两部分组成,志文的程式化主要表现为行文方式的模式化、特殊类型的模板式和具体内容的雷同性;铭文的程式化主要表现为化用经典诗句、抄撮志文成句和袭用固定模板。程式化的创作模式虽然使墓志铭形式单一,结构固定,但却有着重要的文学意义,有必要对其内涵和价值进行恰当的评估：唐代墓志铭中经常出现的人物形象为考察他们形象的经典化和在后世的接受情况提供了全新的素材;其中反复出现的一些套语,则有助于我们对诗歌创作中点化前人成句的创作模式和经典诗句的生成过程有更加直观的认识。     

唐墓志亲属撰文增多及其文学意义

请托他人以征信、以避嫌等观念的深入人心,很大程度上抑制了初唐墓志亲属撰文数量的增加,但在情势所逼、观念转变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亲属撰文不多的局面逐渐被打破,最终成为唐代墓志撰写的一种重要形式。亲属撰文的增多客观上增强了墓志的抒情功能,同时也促进了墓志人物书写的个性化。略述梗概,是史学书写的特点,注重抒情和细节,却是文学表达的特长。在墓志文由史学书写向文学表达的发展过程中,亲属撰文客观上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新出土唐代卢公亮夫妇墓志考疏

千唐志斋博物馆新藏一合形制特殊的卢公亮夫妇墓志,具有重要的文物价值和学术价值.就形制而言,它是一合龟形墓志;就家族而言,是唐代望族家世和望族婚姻的集中体现;就科举而言,涉及唐代影响最大的长庆元年科举案;就文学而言,卢公亮原本是一位诗人,值得进一步钩稽;就撰者而言,志文撰者是唐代著名诗人殷尧藩,铭文撰者是卢公亮的再从弟卢罕,因而这是一篇志铭分撰的墓志,呈现出一种特殊的文章体式.     

从“史笔”到“文笔”

墓碑文是中国古代文人重要的应用类文体之一，自两汉以来不断发展，其稳定而长久的创作实践蕴藏了重要的文学价值，尤其是发展的前期，是厘清其文学化进程的重要阶段。两汉时期，碑在物质意义的基础上确立了文体意义，并在史传的文体渗透下确立了前传后铭的体制结构，呈现出明显的史笔倾向。自建安末曹操禁碑政策重新确立墓碑刊立的官方权威后，碑文渐渐失去了两汉时期的补史功能，门阀制度下的社会文化也迫使墓碑文放弃了实录属性，转向对形式美的追求，并逐渐形成了“文”的自觉。墓碑文于两晋南北朝时期呈现出独立的篇章布局、工整的程式结构与骈俪的语言特征，这一转型揭示了碑文从两汉“史笔”到南北朝“文笔”的文学化进程。     

新出文献与李白研究述论

新出土的墓志中直接和间接涉及李白其人其诗者有二十余方,可以综合利用这些墓志以印证传世石刻和史传文献,探讨李白的生平、交游、婚姻情况,解读李白的诗歌作品,探究李白的影响,还可以从特定层面提供观察李白的材料和阐释其诗歌的方法。首先,可进一步探讨李白在安史之乱中的行踪;其次,探讨李白与古文先驱者李华、韩绅卿、韩云卿的关系,进而考察李白的复古思想与古文运动的联系;再者,通过出土文献印证李白的诗文作品;最后,通过新出墓志对李白影响的记述,可深化对李白及唐代文学史的研究。     

论墓志文体志文和铭文的特点、功用及相互关系————以新出土唐代墓志为中心的考察

墓志铭是用于志墓的一种文体,通常都是由前后两部分组成的,前一部分为志文,古人习惯称为'序',后一部分为铭文,古人一般称作'铭'。这两部分内容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古今学人常各执一词,故其关系需要进一步厘清。实际上,从创作目的看,墓志铭从设立之初,志文旨在记事,铭文旨在颂美;与创作目的相联系,从演变的过程看,就墓志铭的文体特点及实际功用而言,志文和铭文是有所区别的,这也和各自的渊源密切相关。因志文与铭文两者结合共同构成'墓志铭',其相互联系是非常紧密的,主要表现为:铭文是志文的重复或缩写;铭文是对志文的补充;志文和铭文虽各有侧重,但主旨相同;志文和铭文浑然一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