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唐新文体赋与汉代散体赋的差异

历来对文赋的肇始是有争议的，无论是汉代的散体赋，还是唐始的新文赋，实际都可称为文体赋。但从句式、音韵、叙事方式、抒情色调之浓淡等方面看，二代所表现的赋风又是有所差异的。仅以司马相如《子虚》、《上林》、“四杰”中卢照邻《对蜀父老问》、骆宾王《钓矾应诘文》等篇来看，即可窥蠡两代盛世之不同世俗人情和作家个性之特点。     

赋韵考论

赋是有韵之文.赋有不同体式:诗体赋、骚体赋、散体赋、骈赋、律赋.其用韵方式有同有异,律赋严格限韵,其他不限韵.赋韵源于诗歌,早期赋都用<诗经><楚辞>的韵系和韵式.汉代散体大赋和宋代文赋用韵最宽松自由,韵位疏密和韵部转换皆无定式,行文中有很多无韵的散句,加之古今音韵变化,有些韵脚今人已经不觉得是押韵,因此,除了专门研究古代音韵的学者,普通读者会觉得散体赋韵若有若无.骈赋和律赋用韵整饬,通常偶句押韵,不断换韵,可称为骈排转换韵式.这种韵式对赋的文体结构、内容之铺陈罗列、诵读的感觉都有重要意义.每个时代的赋韵,使用的是当时的音韵系统,在汉赋中,甚至有少数赋韵还带有作家的方言因素.     

赋体溯源与先秦赋述论(上)

论及先秦赋,有的将《楚辞》中包括《天问》《九歌》在内的全部作品皆划入其中。论及赋的源头,有的认为来自行人辞令,而大部分是据"赋者,古诗之流也"及"赋者,铺采文,体物写志"的概念空泛加以推论。本文认为应根据已定型的汉赋的几种体式,分别探讨其源头。实际上骚赋、文赋、诗体赋和俗赋在战国之末都已形成。屈原在西周末年以来诵诗的基础上,吸收楚民歌的特征创造了骚赋和诗体赋。作为赋的主体的文赋,过去学者们或以为出于诸子,或以为出于行人之官,实际上其文本来自议对和行人辞令,但由应用文字而转变为文学的一种形式,同瞍矇的赋诵活动有关。是瞍矇选择有意义的议对和辞令,整齐其语言,使之更便于赋诵,从而促成了赋这种文学体裁的产生。除文献记载之外,先秦时较早的赋体作品中常以师旷为主要人物,也说明这一点。俗赋的题材则取自寓言和传说故事,它的形成同以表演、说笑愉悦人主和贵族的俳优有关。战国时淳于髡所编《晏子春秋》中有不少近于俗赋的作品,有的甚至传至汉代以后,在唐代俗赋作品中也得到反映,便是证明。瞍矇和俳优是先秦时代的专业文艺工作者,他们对赋的形成作出了贡献。     

赋体溯源与先秦赋述论(下)

论及先秦赋,有的将《楚辞》中包括《天问》《九歌》在内的全部作品皆划入其中。论及赋的源头,有的认为来自行人辞令,而大部分是据"赋者,古诗之流也"及"赋者,铺采文,体物写志"的概念空泛加以推论。本文认为应根据已定型的汉赋的几种体式,分别探讨其源头。实际上骚赋、文赋、诗体赋和俗赋在战国之末都已形成。屈原在西周末年以来诵诗的基础上,吸收楚民歌的特征创造了骚赋和诗体赋。作为赋的主体的文赋,过去学者们或以为出于诸子,或以为出于行人之官,实际上其文本来自议对和行人辞令,但由应用文字而转变为文学的一种形式,同瞍矇的赋诵活动有关。是瞍矇选择有意义的议对和辞令,整齐其语言,使之更便于赋诵,从而促成了赋这种文学体裁的产生。除文献记载之外,先秦时较早的赋体作品中常以师旷为主要人物,也说明这一点。俗赋的题材则取自寓言和传说故事,它的形成同以表演、说笑愉悦人主和贵族的俳优有关。战国时淳于髡所编《晏子春秋》中有不少近于俗赋的作品,有的甚至传至汉代以后,在唐代俗赋作品中也得到反映,便是证明。瞍矇和俳优是先秦时代的专业文艺工作者,他们对赋的形成做出了贡献。     

《太玄赋》作者考辨

一般认为《太玄赋》是扬雄的作品。但在四大赋之后,扬雄已停止了赋的写作;《太玄赋》与扬雄思想不合,与《法言》、《太玄》文风、主旨不同;《太玄赋》不避汉讳而且论及骑马游仙,与汉代现实不合。《太玄赋》不是扬雄的作品。其作者有可能是杨泉。     

敦煌俗赋的类型与体制特征

敦煌俗赋可分为故事俗赋、论辩俗赋、歌谣体俗赋三种类型。早期文人赋开头有一段故事引子,就是从民间故事俗赋发展而来的。对问体的文人赋则是继承了早期民间争奇斗胜的形式,以争辩的方式安排布局。敦煌歌诀体俗赋,是汉代民间歌谣体俗赋的延续,其文体为赋而非诗。文人的诗体赋是汉代赋体分化的结果:不是赋向诗靠拢,而是诗从赋中分化出来。敦煌写卷中还有为数不少的不以赋名篇的作品,像"词文"类,究其体制归属,仍当为俗赋。通俗文学文体的差别主要是由其传播方式或表演形式决定的。敦煌俗赋同文人赋的区别,更多反映了中国文学源同流变的区别。     

汉王朝的兴衰与汉赋的发展及转变

赋在汉代的兴盛同帝王的喜好及大汉帝国的空前强盛有关。赋的铺排特征适宜于表现巨丽的场景和宏大的气势。汉赋有文赋、骚赋、诗体赋和俗赋,但以文赋为主体,在汉代为散体的形式。文赋中的骋辞大赋主要以京苑、游猎为题材;俗赋流传于民间,有一定的情节;骚赋多抒发个人情感;诗体赋以咏物为主。由于社会的变化及作家经历的差异,不同时期的赋总有一种成为主要体式,内容也由初期阶段的歌功颂德到注重作家的个人感受,最后到直接揭露与批判社会现实。但即使在汉王朝最鼎盛的时期,也有反映社会矛盾之作。整个汉代二百二十多年中。赋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有发展、开拓和变化,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对后代的辞赋、诗歌和散文,以至小说、戏曲,都有一定的影响。     

论先秦赋与散文的成就

先秦赋体文学中,骚体赋与汉代之作形同神异;诗体赋与汉赋大体相近,名称则异;散体赋是先秦及汉以后的主体。先秦时期的辞令或书信、上书作为独立的散文本已存在,并非汉代以后才从诸子和历史散文中独立出来。先秦散文注重抒情说理,特色鲜明,风格迥异,其艺术成就对后来的散文乃至小说都有极大的影响。     

论宋代文赋

文赋是兴起于唐而成熟于宋的新兴赋体,它具有不同于其他赋体的特点,专尚于理而略于辞,有散文之风。文赋作品主要出现在北宋古文运动兴起以后,但两宋存世文赋不足百篇,元明清三代作文赋者更少,因为多数赋家并不认可这种赋体。     

《老子》文体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对于《老子》的文体性质问题,学术界主要有"散文"、"诗体"、"赋体"三种看法。《老子》"散文"说是西学思潮影响下的产物,与《老子》文体生成演变的文化背景并不完全吻合。《老子》"诗化"色彩极为浓厚,部分章节具有"赋体"特征,《老子》与先秦诗、赋的关系值得进一步研究。     

论赋的文体特征的无规范性以及唐赋形式的两极分化

赋是介于诗与文中间的一种文体,但对于“什么是赋”这个问题却无法给出确定的答案。赋的文体特征本来就不规范。故判断一篇作品是否是赋还是应当以题目为标准,以赋名篇者即是赋,否则即不视为赋。正因为赋的文体特征不规范,唐代赋的创作出现了两极分化的现象,即:一是增加限制,强化规则;一是弱化规则,进一步模糊与其他文体之界限。前者以律赋为代表,后者则导致赋的散文化与非文学化。     

楚辞类作品与《庄子》

屈原的辞作与道家《庄子》关系较深,其《离骚》、《天问》及《招魂》、《渔父》、《远游》等作品,从思想、观念到艺术,都程度不同地受到过《庄子》的影响。作为楚辞变体的宋玉赋,既有浓重的骚影,又以《庄子》为嚆矢,其《风赋》、《神女赋》等作品,都与《庄子》中的相关描写存在明显的渊源和继承关系。作为楚辞余响的汉代骚体赋,既模拟楚辞,又与《庄子》关系密切,贾谊的《吊屈原赋》、《鵩鸟赋》,班固的《幽通赋》,都不同程度地接受了《庄子》的思想,并袭用、模拟其文辞。     

解释学视野下的赋体原始

赋体原始的解读,众说纷纭,或源于《诗》,或源于《骚》,孰是孰非,未有定论。解决这一问题的途径是要查考“赋”之本义,探究赋文的发展脉络。“赋”的造字应属形声兼会意,原指与戎事相关的军需财物。由于其敛取方式需要实物的铺展陈列,于是有了“赋者,铺也”的思维概念。随着时代发展,这一思维模式逐渐横移至法令、言辞、音乐等相关领域,产生了“敷布其义”“铺陈其言”“不歌而诵”等不同的“赋”义解读,也生成了铺陈直言的修辞手法。战国后期,以荀况《赋篇》为契机,修辞之“赋”演变升格为文体之“赋”。其后,在众多文化元素的影响催化下,以“铺陈”为本色的赋文不断发展演进,陆续生发出骚体赋、散体赋、骈赋等不同的赋体文类,完备了赋的文体概念。     

汉代骚体赋的发展演变

汉代骚体赋继承了原始骚体的抒情功能,主要是苦闷、幽愤等压抑之情的抒发,但与汉代散体赋一样,汉代骚体赋在发展演变的过程中也受到了散文式思维方式的影响,一些骚体赋又表现出与散文中说理散文、描写散文或叙事散文相类似的某些功能。这种趋势促进了汉赋中骚体赋与散体赋表现功能的互渗与互补,使汉代骚体赋出现了多元化的表现方式,以致出现了骚散相兼体赋。     

汉代答难体赋作中“战国情结”的内涵及变化——兼谈汉代答难体赋的意义

由东方朔《答客难》开创的汉代答难体赋,历经扬雄《解嘲》和《解难》、班固《答宾戏》、崔《达旨》、张衡《应间》、崔《答讥》、蔡邕《释诲》等人的创作,在汉代抒情言志赋中自成一体,而"战国情结"则是其中贯穿始终的结构和内容主线。但是随着社会时代的嬗变和赋家个人际遇的沉浮,赋作中对战国时代的观照方式与价值评价也渐趋不同,这正反映出有汉400年间士人体认现实之方式、个人理想之追求等多方面的变化轨迹。因此,答难体赋也以其独特的风貌成为抒写"士不遇"主题之汉代抒情言志赋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关于《封禅文》、《剧秦美新》和《典引》的一点思考

司马相如、扬雄和班固是汉代散体大赋最富盛名的作者,他们还于不同时期创作了同属“符命”文体的《封禅文》、《剧秦美新》和《典引》。但囿于各自不同的时代背景、性情际遇和文学主张,所以这三篇“符命”文章的写作情况和思想意识也各有不同。《封禅文》是司马相如在寂寞闲居中向汉武帝表达的忠心,《剧秦关新》是扬雄在“王莽新政”热潮的冲击下既惑又惧的违心之作,《典引》是班固欲纠前者之谬以颂汉功汉德的典正纯美。总体而言,《封禅文》。《剧秦美新》和《典引》与作者各自散体大赋所采用的讽谏方式相仿佛,因此都可视为汉代士人在制度和规范下创作心态的读本之一。     

丽末鲜初科举试赋变律为古述论

高丽朝科举呈现出由重诗赋而渐重经学、经世的演进特征,随着科举救弊之呼声兴起,文坛反骈文、律赋,尚古文、古赋之文风渐盛,其背后有宋代科制与文风的影响.高丽末期接受兼顾词章、经学的元朝科制,罢考诗赋代以策问和古赋,开启了朝鲜半岛科举考古赋的先河.朝鲜朝建国之后,古赋正式成为科举文体,并历时500余年,使得元代科制在域外长期延续.朝鲜朝初期针对科举考赋问题,发生过经义与诗赋、古赋与律赋、实用与否的多次争论,反映了时人对古赋文体及科举考赋问题的不同认识.     

论袁瑞良先生的赋体散文

赋，介于诗歌和散文之间，兼具诗歌和散文之特点，是中国古典文学中源渊久远的重要文体。刘勰在其文学批评巨著《文心雕龙》里说：“铺才逦文，体物写志”是赋之特征。刘勰又说“然赋也者，受命于诗人，拓宇于楚辞也。”《诗经》是赋的远源，《楚辞》是赋的近源。象杜牧的《阿房宫赋》、苏轼的《赤壁赋》都是中国古代文赋的佳作。     

汉代颂体风貌以及颂与赋的关系

颂,本于《诗》而属于成韵之文,汉代是其发展转变的时期。汉颂在表现对象及题材内容上较先秦颂体自由宽和得多,既具祭祀神明、沟通"德性"的本体用途,又具维护汉庭统治的德化、政教功能。而且,汉颂逐渐从先秦紧密的诗、颂亲缘关系中挣脱出来,并呈显描容、叙事与述意兼具的文体特征。它与汉赋不是同体异用的关系,两者之所以出现赋颂互淆的"似赋"、"类赋"现象,除了政治文化及学术思潮等外部原因外,还与二者内在的文体矛盾相关。它们在汉代由原本诗性走向散文化的近乎合拍的衍化趋势,造成了两者界限的一度模糊。     

简评《汉魏六朝赋学批评研究》

正赋是一代之文学,也是中国古代文学中的一种独特体式。与诗、文相比,其研究相对冷落。文学史著作中除司马相如、班固、张衡等大家的赋作外,对其他赋家少有提及,关于赋体文学的专著也相对较少。关于赋体文学通史,较早的有铃木虎雄《赋史大要》(1942)、马积高《赋史》(1987)、郭维森、许洁《中国辞赋发展史》(1996)等,采取赋文体史的编著方法,但在赋体创作的复杂性等方面研究得并不充分;此外,龚克昌《汉赋研究》(1984)、姜书阁《汉赋通义》(1989)等著作则从汉赋入手,基本完成了汉代赋学体系的构建。在各类赋作研究中,赋学批评研究起步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