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库全书总目》的文学史观和文体观——以集部大小序为中心

《四库全书总目》是中国古代最系统的一部文化史、学术史,其中《集部》则是一部叙录体的中国文学批评史,而其大小序则是中国文学批评史提纲。《集部总序》讲《四库全书》集部分为五类的原因,认为集部的别出,是汉代文词自觉的结果,文词的自觉是文学自觉的重要标志。《楚辞类序》对《楚辞》别出一类的原因从传统和形式上作了分析,但未能像《隋志》那样从思想内容上阐述其独特的风格和别列的原因。《总集序》讲总集的源头和分类,它提出的《诗经》是集部之祖的观点,是对经学传统观的挑战。《诗文评序》把诗文评著作分成五类,并对各类的特点进行了简要分析;对“诗文评”在目录学中的地位嬗变作了说明,大体理清了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发展脉络。     

《老子》的作者及其成书时代

<老子>非一人一时一地写成,而是经过后学多次补充、加工、阐释、整理而成.<老子>最初由老聃口述大义,其后学整理成最早的传本,老莱子和太史儋是<老子>在流传过程中的整理和再次加工阐释者.<老子>初稿成于春秋末期,最后写定在战国末年或汉初.李耳是汉代人对老聃的另一种称谓.     

狐嗥狼顾怖杀人老幼家家血相视——敦煌本《秦将赋》简析

本文首先对敦煌本《秦将赋》的创作时间进行了考证,然后对其描写手法、结构等进行了分析,认为敦煌特有的地域文化和宗教文化,以及佛教典籍对地狱世界残酷的描写对该赋产生了重要影响。     

师旷与小说《师旷》

师旷是春秋时代晋国的主乐太师,同时也兼有瞽矇的身份,即以歌谣的形式向王侯贵族陈述王室的历史.<汉书·艺文志>小说家著录"师旷六篇",虽不是师旷所作,但它们传自先秦,皆以师旷为题材.<汉志>"师旷六篇"皆散佚,但我们仍可从相关史料中辑出与其相类者六篇.这六篇作品可分为两类:第一类在体制上由客主双方展开论辩,论辩的过程并不推进故事情节的发展,只是展示双方的才智;辩词语言通俗并且押韵.大量的歌谣韵语夹杂在散文之中,说明它们是以声音传播为主要形式的大众文艺.这类可称为杂赋体小说.第二类的特点是以散文的形式层层递进,进行叙事,可称为散体小说.这些早期的小说作品,体制上保存着讲诵的技艺特征.这对探讨小说的起源和流传,具有重要的意义.     

我国自嘲杂赋的源头

西汉东方朔的《答客难》,被认为是最早的文人以自嘲方式写的诙谐杂赋,而《答客难》的源头是宋玉《对楚王问》。本文认为,《对楚王问》没有愤世嫉俗之情,没有诙谐解嘲之意,与《答客难》风格迥异。而《荀子》的《为说者曰》以嘲讽的口吻表明孔子之时与荀子之时政治环境的不同,感情异常激动,愤世嫉俗之情溢于言外,形式上是以四言韵语为主的赋体,是自我解嘲这一体文章的直接源头。     

敦煌俗赋的类型与体制特征

敦煌俗赋可分为故事俗赋、论辩俗赋、歌谣体俗赋三种类型。早期文人赋开头有一段故事引子,就是从民间故事俗赋发展而来的。对问体的文人赋则是继承了早期民间争奇斗胜的形式,以争辩的方式安排布局。敦煌歌诀体俗赋,是汉代民间歌谣体俗赋的延续,其文体为赋而非诗。文人的诗体赋是汉代赋体分化的结果:不是赋向诗靠拢,而是诗从赋中分化出来。敦煌写卷中还有为数不少的不以赋名篇的作品,像"词文"类,究其体制归属,仍当为俗赋。通俗文学文体的差别主要是由其传播方式或表演形式决定的。敦煌俗赋同文人赋的区别,更多反映了中国文学源同流变的区别。     

《汉书&#183;艺文志》“杂中贤失意赋”考略

<汉书·艺文志>"杂赋"中的中贤失意赋,是不得志或下层知识分子自我嘲谑、抒发愤懑之情的赋作,其特点是语言接近口语化,风格诙谐,现在还可以在相关史料中找出类似的作品.     

先秦文学研究的新创获——读《先秦文学编年史》

由赵逵夫先生主编,赵逵夫、贾海生、韩高年、裴登峰等共同撰写的《先秦文学编年史》,2010年3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了。这是赵先生等人10年辛勤劳动的结果。全书130多万字。书前有傅璇琮、李学勤先生的序言,对本书的学术价值作了高度概括和充分肯定。     

淳于髡及其论辩体杂赋

战国中期,齐国的淳于髡长于论辩,善于调侃,在宫廷中成功地运用民间论辩讲诵伎艺,在滑稽诙谐的氛围中进行讽谏,留下了类似于对问体杂赋的作品。这些作品主要见于《史记.滑稽列传》和由淳于髡编辑而成的《晏子春秋》。故事性、论辩性和行文通俗、大致押韵,表明了这些作品的口诵性质。     

边疆舆地赋研究的新创获——读《〈西藏赋〉校注》

池万兴教授的新著《〈西藏赋〉校注》由齐鲁书社出版了，这是赋学研究的一份最新创获，可喜可贺。清代边疆舆地赋的创作，乾隆御制《盛京赋》道夫先路，接着又相继涌现出大批作品，如纪昀《乌鲁木齐赋》、吴兆骞《长白山赋》、王必昌等同名《台湾赋》、高拱乾等同名《澎湖赋》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