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规制下无公害农产品生产者的道德风险行为分析——基于江苏省农户的调查

控制无公害农产品的质量安全必须从生产源头抓起。利用实证研究的方法,以江苏省331个无公害农产品生产者的调查数据为依据,对生产者道德风险行为进行计量经济分析,研究结果表明:部分无公害农产品生产者没有按照无公害生产标准进行生产,存在道德风险行为;生产者的性别、家庭结构、种植面积、无公害农产品收入比重以及质量安全控制培训、农业合作组织、商品化程度、对食品安全的担心、对监管和违反标准生产处罚的了解程度是影响无公害农产品生产者道德风险行为的主要因素。     

粮食政策市场化改革与浙江农作物生产反应:价格、风险和定购

基于诺罗夫局部调整模型,采用1991-2002年浙江省10个地市的"时序--截面"数据,就粮食政策改革进程中浙江早稻、晚稻、大麦、小麦、棉花和油菜籽等六种农作物生产对产品价格、经营风险和粮食收购定额等因素的反应程度予以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粮食政策改革进程中农业生产者表现出相当的经济理性,产品价格对作物生产具有明显的正面效应,生产者行为对经营风险呈现显著的厌恶性反应.不断减少粮食定购尤其是2001年取消定购已对浙江粮食生产产生了负面影响,但有助于棉花和油菜籽种植规模的扩大.此外,产品比价的变化也明显地影响作物种植关系,早稻与晚稻呈现较强的互促关系,油菜籽价格的提高将会减少大麦及小麦面积,棉花生产对稻谷价格提高呈反向变化.     

论添加耗材的法律性质和法律规则

传统民法对添加耗材的法律性质的解释有明显局限,造成该行为在知识产权法中如何认定一直存在争议,从而导致生产者滥用知识产权损害消费者权益。根据法经济学原理,以生产者书面的意思表示为规则划分该行为的法律性质,是交易成本较低的法律规则,应据此确定添加耗材的法律性质,区别对待生产和修理两种行为,从而规范市场秩序,保护消费者权益。     

大国开放条件下转基因棉花研发福利效应研究

采用大国开放条件下农业研发经济剩余模型对1996-2008年间转基因棉花研发福利效应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因技术进步所产生的＂农业踏车效应＂朝不利于农民福利的方向发展,包括我国棉农在内的各国棉花生产者都因种植转基因棉花而在经济利益上遭受显著损失;消费者是新技术的最大获益者,并且随着转基因棉花采用率的提高其将获益更大,而研发者也因知识产权保护获得可观的技术使用费;对一国整体而言,以中国和印度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是新技术的最大获益者。     

内地棉花目标价格补贴政策与棉农生产决策行为——基于安徽省微观数据的经验

聚焦内地棉花目标价格补贴政策对棉农生产决策行为的影响,基于安徽省棉农问卷调查所得微观数据对该问题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内地棉花目标价格补贴政策对棉农生产决策行为具有正向的影响,有助于棉农分配更多的土地用于棉花的种植,棉花目标价格补贴政策在激励棉农种植方面的政策效应较为显著。     

偏好、替代性与技术进步——对可持续发展实现途径的思考

可持续发展的本质是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矛盾统一.要实现可持续的发展,无论是生产者还是消费者都必须改变自己对自然环境的态度和行为.消费者通过改变自己的偏好,选择对环境影响较小的物质产品和服务来降低对物质资本的使用和废物的排放;生产者通过技术进步,清洁生产和循环物质等方式减轻对环境的影响.制度激励在改变消费者的偏好及生产者的生产方式方面起着重要作用.     

食品安全事件后消费者购买行为的演化博弈

运用演化博弈理论分析了食品安全事件发生后消费者购买行为的演变趋势,研究结果表明:当国产食品在事件前就处于竞争劣势时,事件后消费者会逐渐倾向于购买进口食品直至进口食品完全占领国内市场;当国产食品在事件后还具备竞争优势时,无论生产者是否解决潜在的质量安全问题,消费者都会倾向于购买国产食品,但监管者加强监管力度会增进消费者福利、减少生产者福利;当事件前后国产食品由竞争优势转为竞争劣势时,如果监管力度较弱,消费者会逐渐倾向于购买进口食品,如果监管力度较强,则取决于事件前的消费者群体的购买行为和生产者群体的质量投入行为.     

互联网重塑生产者和消费者互动行为分析

文章分析了互联网在信息传播、人际关系、网络影响力等方面的作用和影响,指出群体网上行为让一些原本固定的模式或事项发生根本的改变,也必然对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行为产生重大作用,在信息对称、消费者专家化、生产消费者化、产销合一等方面改变生产者和消费者的传统关系。同时,网络人际群体行为的目的性,促使消费者联盟的出现,促使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关系更加直接。这对于生产者未来创新有重要意义。     

软件市场盗版行为的经济分析

以软件业的产业特性为基础 ,采用市场均衡理论的分析方法分析了软件盗版行为产生的根源及其对软件行业发展的影响。在此基础上 ,提出了符合中国实际情况、兼顾消费者和生产者利益的打击盗版行为的政策建议。     

谈中级微观经济学的消费者行为理论

微观经济学从微观层面研究消费者行为和生产者行为.消费者行为理论就是研究理性消费者如何做出最优选择,是古典经济学中最基础的部分.20世纪70年代以来,行为经济学借鉴了一些心理学的研究成果,对消费这行为理论进行了更符合现实的阐述.文章主要研究消费者行为理论的发展过程以及发展前沿,得出一些微观经济学理论研究中的启示.     

北方棉区的区域布局与可持续发展研究

分析了我国近 2 0年来棉花供求波动与北方棉区原棉丰欠的关系 ,阐述了北方棉区对稳定我国棉花市场的重要作用 ,指出北方棉区过于集中 ,且稳定性较差 ,不利于可持续发展。提出分散北方棉区即发展陕、甘、宁、蒙、晋特早熟棉区的思路。通过初步的试验、示范论证了北方棉区西移的可能性与可行性     

中国棉花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影响因素的区域性差异分析

在我国高库存背景下存在有效需求不足及耕地资源匮乏的双重矛盾,试图从全要素生产率的视角探讨中国棉花综合生产能力提高的路径。通过DEA Malmquist模型对中国2001-2014年棉花全要素生产率变化及差异进行分析,并利用动态面板LS方法估计TFP的主要影响因素。结果表明：中国棉花全要素生产率在下降,技术进步是构成棉花TFP提高的主要因素,新疆棉花具有较大发展潜力。在各影响因素中,棉花播种面积占比和受灾水平对棉花TFP的影响最显著;各地区棉花TFP的影响因素及影响程度存在一定差异,尤其是机械投入要素,在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均表现出显著的负效应,而在西北内陆具有显著的正效应。     

新疆棉花良种补贴效果调查研究

新疆作为我国优质棉生产基地,以占全国1/3的种植面积生产出占全国近一半的棉花。自2007年我国实施棉花良种补贴以来,新疆良种补贴的实施效果究竟如何,该文在对自治区农业厅、种子研发企业和农户调研的基础上,分别从宏观层面、企业层面和农户层面,对棉花良种补贴的实施效果进行了探讨。整体来看,良种补贴对提高棉花单产,改善棉花品质,推进我国棉花优势区域布局效果显著。     

我国转基因抗虫棉推广与生产优势区域变化实证分析

结合我国推广种植转基因棉花的情况,运用概率优势原理,测算了我国13个主要产棉省（区）及全国平均的棉花生产成本、净收益、总产量的一级概率优势FSD值,发现甘肃、江西棉花生产优势最为显著,新疆、安徽棉花产量和净收益都具有优势,山东、江苏两省棉花生产成本及净收益优势显著,验证了转基因棉花种植区与棉花生产优势地区相一致的假设。     

外资并购对我国棉花产业安全的影响分析

本文首先就外资并购对产业安全的影响方式与途径进行了理论分析,其次从外资进入对国内中小棉花企业造成挤出效应,外资进入削弱我国棉花产业控制力和棉价话语权以及外资通过对棉花期货和现货交易的控制影响我国棉花生产三方面分析了外资并购对我国棉花产业安全的影响。最后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中国棉花补贴方式的最优选择——基于主成分回归的实证分析

运用主成分回归方法研究了中国棉花的最优补贴方式。分析表明,从经济刺激效应的角度上看,中国棉花最优的补贴方式应是农药补贴,而并非种子补贴。其原因在于中国棉花产区虫害发生频繁,灾害严重。因而农药是保证棉花生产的最主要的因素。除了农药补贴外,实施种子补贴、化肥补贴、机械补贴和灌溉补贴对中国棉花生产也具有正面的影响作用。为此,政府应设立专项研发资金,鼓励科研院所与企业研发、生产高效环保农药。同时,应进行棉花品种优化改良,提高棉花防虫抗病能力。并加大对棉花产区害虫综合防治预报工作,建立棉花害虫监测与预警机制。在国家财力允许的情况下,政府应同时对种子、化肥、农药、机械和灌溉实施组合补贴。     

清至民国甘肃陇右地区植棉兴废过程考

清代至民国时期,甘肃陇右地区的黄河沿岸和天水—陇南地区曾经是重要棉花产区,但这两大产棉地区产棉规模日渐缩小,最终废弃。该文通过对这两个棉花产区棉花作物种植从兴起到废弃过程的诸多因素考察,指出这两大棉花产区放弃种植的原因是当地生态条件和经济效益不利于发挥植棉优势之故。但具体来讲,棉花作物在黄河沿岸棉区被废弃是由于不同作物在同一地区传播的竞争过程中棉花不占经济利益的优势而被淘汰。     

明清时期乡村手工业的商品生产规模分析

明清时期是原始工业化逐渐兴起的时期,在这一时期乡村手工业的商品生产规模明显扩大,其主要表现是乡村家庭棉纺织业的快速扩张,包括为乡村家庭工业提供原料的棉花种植量和棉花产量、棉布的产量及其远程交易的商品量、从事乡村棉纺织业的人数都有大幅增加。这表明明清时期的中国与西欧的原始工业化一样,存在着许多地区农村家庭手工业生产的重大发展,这些历史积淀为后来的乡村工业腾飞奠定了原始的基础。     

华北沦陷区棉花的生产与流通

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为确保其军需民用资源,供应其本国、伪满及在华纺织业所需原料,特别重视华北的棉花生产与运销,大力推行植棉政策。不仅设立了专门的棉产指导奖励机构——华北棉产改进会,采取种种措施,力图增加棉花生产,而且注意调整棉花政策,以吸引农民种棉。但是,日军的入侵,日伪的暴政,严重破坏了华北农村的农业生产力;日商控制棉花市场,压低棉价,使农民种棉无利可图,纷纷弃棉种粮。因此,华北沦陷区的棉花生产锐减,远没恢复到七七事变前的水平。由于日伪对棉花实施输出许可制,由日军控制下的华北棉花协会统制华北棉花的流通,使七七事变前建立起来的棉花市场流通体系遭受严重破坏:天津和济南等终点市场失去多省份棉花来源,棉花交易中心的地位几乎丧失;上市棉花运输手段的变化,使得除山西省外的华北沦陷区出现了一些新的棉花集散中心;许多中国棉花商沦为日本洋行的附庸,一些经济机能丧失,而纷纷破产。棉花的商品化受到严重阻碍,华北农村经济濒临破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