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性别视角下的女性艾滋病问题

艾滋病是全球关注的重要公共卫生和社会热点问题,同时它也是关乎人口安全的重大问题之一。艾滋病问题严重地威胁到了女性的健康与发展。生理上的易感性是女性易于感染艾滋病的原因之一,但更主要的是社会地位不平等等社会原因,造成了艾滋病对女性更大的危害。在社会性别视角的框架下分析了艾滋病对女性的影响及女性感染艾滋病的社会原因,提出了相应有助于抑制艾滋病在女性中蔓延趋势的措施。     

论女性、性别与休闲问题

在过去的近三十年里,女性、性别与休闲研究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学术界已经开始从女性主义视角来研究女性、性别和休闲,其目的就是要了解这些现象,从而推进男性和女性这两种不同的休闲生活的社会变化。在探讨女性及休闲的不同研究阶段的同时,总结英语国家的研究收获,并就如何从不同文化视角来探讨上述观点提出几点建议。     

构建文化取向的本土女性心理学初探

女性心理学挑战传统心理学的研究视角、研究方法,成为当代心理学发展的重要动力。中国女性心理学的研究中缺乏本土取向,缺乏文化因素,缺乏性别视角,本土女性心理学的研究还没有发展起来。通过分析社会性别与中国文化的关系,透过中国近代性别视角的转换来理解对女性人格建构的社会心理需求。基于上述分析,提出构建本土女性心理学的三个角度：以中国文化为依托,挖掘本土文化资源;将社会性别意识纳入女性心理学的构建中;注重女性的主体性,推动女性性别意识的觉醒。本土女性心理学的构建将使人们更好地认识性别差异、女性心理和两性关系。     

性别平等视域下新时代中国推进共同富裕的理论意蕴和发展指向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性别平等是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向。既有文献概从经济发展或治理维度关注共同富裕的推进,基于性别视角的嵌入研究较少。从理论来看,性别平等和共同富裕共生于历史发展特定阶段,性别平等惠及共同富裕的高质量推动;从实践考量,性别平等和共同富裕亦有互动逻辑,共同富裕有其性别平等图景,需要发挥女性力量和提升性别平等的战略定力。同时,面对当下各种发展不平衡积弊下的性别发展不充分问题、人口新政下的女性隐性发展成本提升、女性发展短板等挑战,共同富裕新策更需要以社会性别为分析视角,从理论建构、发展基础、制度保障、基层治理等方面加以破解。     

社会性别、贫困与全球化

针对近年来全球经济快速发展与女性相对贫困的状况,本文从女性主义经典理论出发,阐述了女性贫困问题的相关研究和理论发展。认为在当今全球化背景下,只有把社会性别视角和全球化视角结合起来,才能更好地理解经济发展带给男性和女性的不同结果,进而发现导致女性贫困的真正原因。      

女性人文贫困的性别盲视及反贫路径——基于社会性别视角

女性人文贫困问题日益受到各国关注。现阶段,我国正在开展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弱势群体脱贫问题是改善民生的重点内容之一。近年来,我国女性贫困化程度有不断增加的趋势,但对贫困的研究却缺少分性别的统计资料。无视性别的统计忽视了女性贫困现象的特殊性,因而也无法揭示我国女性人文贫困的程度。在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背景下,有必要从社会性别视角探讨我国女性人文贫困状况,揭示我国女性人文贫困的特殊现象,提出基于社会性别意识的女性反人文贫困建议,以实现社会性别视角下的脱贫,以性别和谐促进和谐社会建设。     

社会性别视角下夫妻权力影响因素比较研究——以福建省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为例

婚姻中的权力分配不仅反映夫妻间的互动关系和地位分化,而且事关家庭和谐与性别平等。以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福建省的样本数据为分析依据,对家庭中夫权和妻权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性别比较研究,并在社会性别理论的视角下审视男性和女性夫妻权力获取方式之差异的社会文化根源。社会性别角色的塑造对于丈夫和妻子在家庭中的权力获得具有深远的影响,也是造成家庭领域性别不平等的根源所在。     

在“性别回归”背景下反思女性学教育—从徐志摩与陆小曼的婚恋悲剧谈起

在“性别回归”背景下，以徐志摩和陆小曼的婚恋悲剧为个案，反思了当前的女性学教育：不可以按照推崇传统性别文化的标准来建设女性学，而应当从社会性别视角切入使女性自觉地意识到自己的主体地位并更好地发挥自己的主体作用，缩小妇女的社会性别角色与社会发展需求之间的距离，促成人类社会和谐发展。     

滨海新区的和谐发展与女性创业

女性创业对滨海新区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但是，传统社会性别文化仍然影响着女性的创业能力和创业成功率。以天津滨海新区开发开放为契机，从社会性别视角研究女性创业问题，分析了女性创业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与深层文化障碍，最后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提出了促进女性创业和滨海新区建设和谐发展的对策。     

亚洲视野下中国性别不平等态势、后果与治理——“性别与社会可持续发展”国际研讨会综述

"性别与社会可持续发展"国际研讨会期间,来自海内外的专家、学者以及实际工作者就性别不平等态势、社会后果与挑战、公共政策与治理进行了深入的讨论与交流。会议认为:在亚洲部分国家,性别不平等现象普遍存在,女性在生存和发展方面难以获得与男性同等的权利;男孩偏好、医疗技术的发展以及缺乏性别视角的公共政策均会加剧性别失衡,加重婚姻挤压程度,增加被迫失婚男性的数量,进而挑战现有的婚姻家庭形式,对社会稳定形成隐患;性别平等中"性"的多元化讨论正在成为新的关注点,从性别视角关注性与公共健康成为一种趋势。会议促进了国内外相关研究机构的合作,拓展了性别研究的领域与手段,为进一步开展性别失衡治理工作提供了可借鉴的理论与现实依据。     

“儿童作为研究者”对儿童学习品质发展的价值

"儿童作为研究者"打破了过去儿童在研究中处于被动地位的局面,尊重儿童作为社会行为者和参与者的主体地位,提倡以儿童视角研究儿童问题。儿童参与或领导研究能够增加儿童活动参与的广度与深度、促进了幼儿园教育方式的民主化、拓宽了社会文化环境的多元性和开放程度,为儿童学习品质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外部支持。这种新兴的研究取向帮助儿童在好奇心与兴趣、主动性、创造与发明等学习品质上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为儿童学习品质的发展提供了独特契机。     

“内伤”与“外伤”的双重煎熬——再议福克纳笔下的创伤

威廉·福克纳被公认为南方文学的代表者及美国南方文艺复兴的支柱,他独具匠心地勾勒出一个由创伤编织的世界,再现了社会变革的种种阵痛,揭开了人们难以痊愈的创伤。通过突显主人公的性属创伤和种族创伤,揭露内伤与外伤双重煎熬下创伤的升华,不仅更好地刻画了人物,而且形成一种巨大的张力,深深地触及时代的脉搏,在丰富作品文化内涵的同时,亦拓展了作品的现实意义。     

从社会性别视角看唐传奇中的“化兽”与“化人”故事

唐传奇中的"变形"故事,大体可分为"化兽"与"化人"两大类。这些传奇故事又常因不同的社会性别主体而显示出不同的意旨及故事形态。由此可见,由于社会性别意识的影响,这些故事表达了摇摆在自然与文化间不同的价值与情感取向。     

《一个悲伤的女人》的女性主义解读

盖尔·戈德温的短篇小说《一个悲伤的女人》的女主人公因不满于自己贤妻良母的角色,试图逃避丈夫和孩子。然而,由于习惯于这一特定的性别角色,她发现自己已无法胜任其他的角色。她陷入忧郁,最终自杀身亡。然而造成女主人公悲剧的主要原因是父权制度社会。     

“人造美女”社会性别解析

从时下"人造美女"热浪一阵高过一阵的社会现实出发,以社会学的眼光和社会性别文化的视角审视"人造美女"现象,通过文化和市场的分析来挖掘现象背后的深层原因,旨在呼吁先进的社会性别文化,矫正变态的审美文化,还"美"以自然的真相。     

《法国中尉的女人》女主人公萨拉的“最终自由”

约翰·福尔斯是英国当代文坛上最重要的小说家之一,其代表作《法国中尉的女人》一问世,就获得了广大读者和文学评论界的好评,被誉为后现代小说永恒的经典。围绕着作者对作品中女主人公萨拉这一形象的精心塑造,不少评论家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探讨。本文运用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对小说文本进行具体分析,认为女主人公萨拉这一人物形象是对维多利亚时代传统女性形象的彻底颠覆,在萨拉反叛传统、自我放逐的背后,是其自我意识的不断增强和对男女平等、精神自由的不渝追求。     

男性称谓中的社会文化简析 ——从“暖男”“伪娘”等称谓语说起

男性称谓词语是人们对男性从经济、身份以及社会角色等方面所做的一种分类,称谓的不同体现了人们审美情态、价值 观念以及社会文化心态的差异。概而言之,最近流行的一些男性称谓词语主要反映了性别文化的不断延伸、实用主义的历史 传承、娱乐文化的大肆泛滥、社会底层积极奋进的时代精神以及城乡文化对立的社会现实。     

藏族起源"罗刹女与猕猴结合"传说与藏族社会性别角色

通过对藏族起源于“罗刹女与猕猴结合”传说的性别角色分析,可以看出传说对藏族传统文化中社会两性性别角色划分、社会角色获得及藏民族女性社会地位产生了深远影响,并对此进行了相关思考。     

女性主义形象的颠覆——从“纯女性”到“新女性”——解读《黄色墙壁纸》中角色女性

20世纪之前,女人所扮演的角色是由男人分配和限定的,所有的女性行为都被局限在既定的、由男性确定的参数上。《黄色墙壁纸》是美国作家夏洛特.波金斯.吉尔曼最著名的短篇小说。小说大胆地挑战了“崇尚纯女性”的理论,有力地尝试了寻回失去的女性话语权。本文旨在就小说中的文本创新和表现手法的分析,对作品进行女性主义解读。女性的不安定是对男性施加的巨大压力的反抗。她们或者选择死亡,或者选择疯狂来解构男权社会对女性的压迫。她们要颠覆强加在她们身上的思想,正确确定自己的角色和定位,从而以“新女性”的身份建构与男性平等的智性的对话。     

十七年女性文学对传统伦理秩序的消解与继承

十七年女性文学与五四时期和新时期女性文学相比具有特异性和复杂性。女性的社会参与意识和行为使她们获得了普遍的认可,同时也带来了性别意识的萎缩和消解。这种现象体现出新的伦理道德在女性问题上的矛盾性及与历史难以割舍的继承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