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社会责任、高管激励与企业绩效关系研究 ——基于我国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

以2010—2020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基于高管激励视角,研究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绩效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高管薪酬激励在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中具有显著的正向调节效应,高管股权激励则对此表现出显著的负向调节效应。进一步研究表明,企业社会责任对非国有企业财务绩效的影响要强于其对国有企业的影响。基于此,企业应持续强化责任意识、优化薪酬体系与深化股权监管,以助推企业高质量发展。     

高管激励、竞争战略与企业绩效

为探索高管激励影响企业绩效的路径,引入竞争战略,以2016～2020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验证三者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薪酬激励和股权激励与企业绩效之间均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差异化战略和低成本战略在薪酬激励与企业绩效之间均存在部分中介效应,即薪酬激励能够调动高管积极性,并通过差异化战略和低成本战略的有效实施来提高企业绩效;但高管更愿意选择通过低成本战略来间接提高企业绩效.差异化战略在股权激励与企业绩效之间存在部分中介效应,而低成本战略在股权激励与企业绩效之间的中介效应不显著,表明对高管给予股权激励能够通过差异化战略的有效实施来间接正向影响企业绩效.     

高管激励对高新技术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研究

基于激励理论,利用2013—2021年3000多家高新技术企业13248个有效样本的非平衡面板数据,检验高管薪酬激励、股权激励和晋升激励对高新技术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以企业技术效率作为经营绩效的重要替代指标,研究结论显示：高管薪酬激励对高新技术企业经营绩效具有显著正向影响;高管股权激励对高新技术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存在倒“U”型;高管晋升激励对高新技术企业经营绩效不存在显著影响。     

高管激励对中国企业海外并进型战略的影响研究——基于激励因素及高管任期的实证研究

学术界关于海外并进型战略的研究由来已久,但是缺乏对高管激励与战略机制之间关系的探索。基于委托—代理理论和激励理论,利用中国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2006—2017年数据,从高管激励的视角分别研究了高管股权激励和控制权激励对并进型战略平衡度的影响和作用机制。实证结果表明:高管股权激励与公司海外并进型战略的有机平衡度呈正相关关系,高管控制权激励与公司海外并进型战略的有机平衡度呈“倒U形”关系,高管任期负向调节股权激励及控制权激励与企业海外并进型战略有机平衡度之间的关系。跨国公司应充分利用高管任期和高管激励模式之间的替代效应,形成激励效用最大化的管理层权力体系。上述研究完善了新兴市场国家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及公司治理的相关理论,为中国企业国际化过程中提高并进型战略平衡度和海外绩效提供了新思路。     

高管薪酬激励、股权结构与企业创新

文章基于2011-2018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构建多元回归模型,从公司治理角度研究企业创新决策的影响因素.通过实证分析高管薪酬水平与企业创新之间的关系,探讨股权集中度和股权制衡在二者之间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高管薪酬激励能够促进企业创新,并且股权制衡能有效促进高管薪酬激励与企业创新之间的正相关关系,但股权集中度在高管薪酬水平与企业创新之间起负向调节作用.     

高管薪酬、社会责任和企业绩效相关性研究——来自房地产行业的数据

将我国深沪两市417家A股房地产上市公司2012年至2014年的最新财务数据作为研究样本,利用SPSS17.0软件,通过采用描述性、相关性及多元回归分析方法,对房地产上市公司高管薪酬、社会责任和企业绩效进行了分析。研究得出,房地产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对于高管薪酬和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作用,房地产企业制定合理的高管薪酬激励对于其企业社会责任和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作用。最后,在总结研究结论的基础上,提出对策与建议、不足与展望,以期对理论和实践有所启示。     

在职消费与公司绩效：代理观还是效率观--基于高管激励视角的研究

关于在职消费对公司绩效的影响,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代理观和效率观。从高管激励的视角分析高管薪酬与在职消费以及在职消费与公司绩效之间关系的影响,可以发现,高管货币薪酬激励程度不同,在职消费对公司绩效的影响也不同。当货币薪酬激励不足时,在职消费对公司绩效有正向影响,效率观发挥作用;当货币薪酬激励过度时,所有者约束不足,管理层权力过大,在职消费和超额薪酬都沦为高管侵害股东利益的工具,此时在职消费对公司绩效有负向影响,代理观发挥作用。高管激励实践中必须考虑两种激励方式的相互作用,而不是盲目限制或一味推崇在职消费。     

政治关联、内部治理与企业社会责任 ——基于高端装备制造业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

利用2008—2012年中国高端装备制造业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对政治关联、内部治理与企业社会责任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高端装备制造企业的股权集中度越高,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水平越低;监事会规模越大,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水平越高;政治关联、独立董事和高管薪酬对企业社会责任存在正向影响但不显著。以政治关联作为调节变量进一步考察发现,政治关联能够强化独立董事、监事会规模、高管薪酬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但政治关联对股权集中度的调节效应较弱。     

高管激励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基于2013—2018年41家上市金融机构的实证分析

面对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中的动荡源和风险点显著增多的宏观环境,创新能力的持续提升日益成为企业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关键因素,高管激励制度的完善也必然成为影响企业创新能力的核心关键变量之一。在公司治理研究领域,高管激励与企业创新的关系一直是不同学者和实践层面的热点问题。基于2013—2018年41家上市金融机构相关数据,通过选取高管薪酬和持股比例作为高管激励的衡量指标、引入股权集中度作为调节变量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高管股权激励与企业创新能力呈"U"型关系;在高管持股比例较小的情况下,高管薪酬激励会加剧股权激励对企业创新能力的抑制作用,且股权集中度的调节效应使得高管激励对企业创新能力的抑制作用更显著。该研究结论的政策含义在于优化高管激励机制、发挥高管激励作用对于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和促进企业创新能力提升至关重要。     

高管薪酬激励与企业创新——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创新是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在当前我国由"中国制造"迈向"中国智造"的关键阶段,企业要获取更多的利润,必须依靠创新来强化自身的核心竞争力。高管是企业的关键决策者,对企业创新活动具有重要影响。文章利用2010—2017年中国949家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首先,分别采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和面板负二项回归模型实证检验了高管薪酬激励对企业研发投入和研发产出的影响,研究发现,高管薪酬激励的三种模式,即货币薪酬、股权和在职消费激励均显著促进了企业创新活动。其次,文章还探讨了高管薪酬激励对企业创新活动的异质性影响。一方面,根据企业所有权性质将样本企业划分为国有和非国有企业样本组,研究发现,与国有企业相比,高管薪酬激励显著促进了非国有企业的创新活动。另一方面,根据企业所属行业类别将样本企业划分为高新技术企业与非高新技术企业样本组,研究发现,股权激励模式显著提高了高新技术企业的研发投入和非高新技术企业的研发产出。为检验上述实证结果的可靠性,文章还采用更换企业研发投入和研发产出指标的衡量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显示,高管薪酬激励与企业研发创新的显著正相关关系依然稳健。高管自身风险厌恶程度和个人能力等因素不仅会影响高管薪酬水平,而且还会影响高管对企业创新的决策。文章以"2014年央企薪酬改革"这一政策事件为时间中点,构造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2014年央企薪酬制度改革的外生政策冲击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结果显示,高管薪酬管制政策显著降低了国有企业的研发投入,但对其研发产出的影响并不显著。基于此,文章提出了以下政策建议:一是通过设计显性与隐性激励相结合的高管薪酬激励契约,并在对管理层的考核方案中适当引入非短期会计业绩指标来激发企业高管进行主动创新的积极性。二是通过"两权统一"、长期股权激励等方式完善国有企业高管薪酬激励机制从而鼓励企业的创新行为。三是可适度提高在职消费激励手段在高新技术企业中的应用,并辅以审计监督控制从而避免高管机会主义行为的发生。     

社会建设视野中的社会管理和社会工作

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为目标导向,从社会建设的和谐理念出发创新社会管理体制,必须高度重视发挥社会工作在解决社会问题、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方面的重要作用。学会和掌握用社会工作理念和专业方法管理社会事务的本领,吸引大量的社会工作人才参与社会管理和服务,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有力的社会工作人才保障。     

社会公平与社会保障

社会公平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得以确立和正常运行的基本原则之一。社会保障作为实现社会公平的重要手段 ,它确保机会公平 ,保证起点公平 ,维护过程公平 ,缩小结果的不公平。为充分发挥社会保障的作用 ,有必要从扩大社会保障的覆盖面 ,加大对社会保障的投入力度 ,加快社会保障的立法进程 ,理顺社会保障的管理体制等方面改革和完善我国现行的社会保障体系     

社会转型与社会分层--四论当代中国社会的阶层分化

非身份化是当前中国社会阶层分化的特征之一,非身份化具体表现为户籍身份、编制身份和单位身份的非身份化。户籍身份的非身份化正在经历从外围到核心、从操作层面到制度层面的发展过程;编制身份的非身份化在外延和内涵两个层面同时推进;单位身份的非身份化既根源于或表现为单位自身的变化,又根源于或表现为单位与个人关系的变化。非行政化是当前中国社会阶层分化的又一特征,非行政化是指行政级别在阶层分化中的轴心地位出现了非轴心化的迹象或趋势,导致这一变化的原因是体制内改革和体制外发展。     

社会工作与社会和谐

实现社会和谐,建设美好社会,始终是人类孜孜以求的一种社会理想.社会工作是一个以价值为本的专业,其助人自助,维护人的尊严,坚持社会公平正义的价值内涵,所体现的是一种和谐价值观.社会工作者广泛、深入地推进社会服务,有利于营造人人参与、和谐相处的良好社会关系.社会工作组织在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协调作用,维护了政府与社会的和谐关系.专业社会工作方法具有科学化、人性化、柔性化的特征,有助于避免或化解许多社会矛盾,形成人与人之间、个人与社会之间的一种和谐人际交往关系.     

社会转型与社会分层——再论当代中国社会的阶层分化

社会转型期阶层分化有其自身发展的一般规律 ,即阶层结构类型一般会从金字塔型走向橄榄球型 ,阶层分化依据一般会由无形资产转向有形资产 ,阶层分化过程一般会从分化型分化走向整合型分化。社会转型期中国社会阶层分化也有其一般性与特殊性 ,即当前中国社会阶层分化既遵循其一般规律又有其自身特点     

社会结构与社会和谐

社会和谐是当代中国在从旧式现代性转向新型现代性的过程中凸显出来、迫切需要解决的时 代性课题。当代中国的现代化和体制改革导致了中国社会结构的变革,而社会结构的状况又直接体现了社会 关系的状况,构成社会稳定、社会和谐与社会发展的基础。社会结构与社会和谐具有密切的关系,一方面,构 建合理的社会结构可以促进和谐社会的建立,社会和谐源于社会结构,特别是社会阶层结构的协调和整合;另 一方面,社会更加和谐目标的实现,又会进一步促进合理的社会结构的形成,二者良性循环。     

社会发展与结构转换———马克思的研究视角

在马克思的视野里,社会发展理论与社会结构理论是紧密连在一起的。社会发展的深刻阐释,正是得益于社会结构的科学分析。马克思研究东西方社会发展,特别注重其结构性考察。正是通过对东西方社会结构及其原因的比较分析,马克思不仅深化了对社会发展的原有认识,而且形成了对东西方社会发展差异的深刻理解和把握。由于社会结构是由人的活动关系造成的,因而要加快社会发展,就必须在人的活动关系和活动方式上实现新的调整与转换。首先是经济形式的合理选择,即推进市场经济的发展,同时处理好两个结构性问题:一是商业化与市场化,二是商品经济结构的常态与病态。其次是交往形式的持续扩大,即增强社会结构的开放程度,合理应对全球化。     

社会公正与社会和谐

实现社会公正,建设和谐社会,是人类孜孜以求的生活理想,也是今天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设定的发展目标。从一定意义上说,社会公正的缺失,将直接影响着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进程。本文从社会公正缺失入手,结合当前我国建设和谐社会中存在的问题,列举相应的措施,论述如何坚持社会公正,构建和谐社会。     

从社会分层到社会冲突--基于我国阶层现状的分析

该文借助于经典社会学理论,对我国的社会分层结构、社会资源的阶层分布以及社会流动进行了重新解读,认为缺乏中间阶层优势、社会资源分布的不合理,以及社会流动调节机制的弱化,成为社会冲突产生的主要原因。     

社会知觉:从社会治理迈向社会自理的关键

本文从费孝通的《社会自理开篇》谈起,认为社会知觉可以协调社会与个人之间的关系,是社会治理迈向社会自理的关键。重点从知觉社会学的角度阐释了作为人心中的一点"灵明"——社会知觉的概念,并把它分为关于"我之所以为我"、关于"我与他者的联系与区别"、关于"何谓社会和社会何在"、关于"社会何以可能"等五类知觉。同时认为,社会治理困局中遇到的社会知觉偏差主要包括自我偏误、人际区隔、刻板印象、归因谬误、认同偏差、群氓效应和知觉从众、自理失灵。最后,建构了一个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再到社会自理,从市民社会到公民社会再到知觉社会的理想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