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代之际的遗民园林雅集与文学书写——以水绘园与稊园为中心

水绘园和稊园的设计都出于对现实中王朝兴替带来的痛苦的规避,但又各具特色,分别代表了明末清初与清末民初遗民园林的两种典型。易代之际的遗民园林雅集是“诗可以群”的文化传统与文人雅集的文化记忆之承续,“园隐”则是园林雅集文学书写的一大主题,是易代之际文人面临复杂的政治环境和生存困境后作出的安全选择。遗民园林对易代之际文化传承起到重要作用,象征着“精神桃源”。易代之际的遗民借助现实的文化空间,将非常态的人生境遇、改朝换代的沧桑之感揉进纵情逸乐的极致享受中,勾连起对往事的追忆与挽留,代表着一种重返故国、回归故园的人生渴望。园林的封闭性与自足性隔绝了永失故园的沉痛悲苦,代替故园成为一处超越现实的精神存在,存放鼎革之际的文化记忆,寄托着遗民们对现实世界与个人处境的迫厄之感与避世之愿。     

明遗民对陶渊明的接受

在明清易代之际,陶渊明首先是被作为晋宋易代之际的"遗民"接受的.陶渊明不与新朝合作的行为等,得到遗民几乎不约而同的赞赏和效仿,他们效仿陶渊明甲子纪年,桃源避秦,隐逸力田,在诗歌创作上和陶学陶.陶渊明成为支撑特殊时期民族感情、道德情操和超越情怀的历史基石之一.     

明遗民画家的“遗”与“逸”之辨析

明遗民画家处于明清两朝易代之际,由于对政治抱疏离态度,多数人追求隐逸的生活。但他们的"隐逸"建立在"遗民"的政治身份之上,被动"遗"世的命运和主动"逸"世的选择产生出态度、行为以及作画风格的两极化状态。首先,明遗民画家在对"遗民"语义的厘定中,与"逸民"身份划清界限,是对易代之际节义的强调;而明清画坛标榜"逸气",明遗民画家的创新能力又使"逸品"得到了新的诠释。其次,明遗民画家在隐逸生活中的穷愁、欲有所为的反机以及谋生手段的多样奇特表现出与历代文人迥然不同的"逸"世特征,"遗"与"逸"在此又发生碰撞。最后,明遗民画家绘画中"技巧的仿古"与"目的的遣兴",形成狂放与隐忍风格的两极发挥,这和"遗"与"逸"共同在他们身上的结合有很大关系。     

从慷慨悲戚、忠孝两全到渴望超越——元少数民族遗民士人心态转变探究

元少数民族遗民士人作为元遗民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创作在遗民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易代前后,他们的心态发生了很大变化。概言之,其心态主要经历了由慷慨悲戚到忠孝两全的变化历程。入明后,他们的遗民心态中还呈现出无根迷茫与渴望超越等方面。元少数民族遗民士人心态的这种转变,集中体现在王翰、伯颜子中与丁鹤年等人身上。这种转变的发生,与元朝的政权性质以及民族文化的碰撞与融合密切相关。       

陈子龙和明清之际"庄骚"合称

"庄骚"合称是古代文学作品中常见的现象.明以前,多着眼于艺术文章之同,而其后,始多言其思想感情之同.明清之际,陈子龙等士人把超脱此世的情怀与忠国之情、怨世之心相结合,赋予庄骚合称新的时代内涵,也体现了易代之际士人的特定情感心态.     

时代变化与士人贞节观念关系探析--以明中期至明末清初的归有光和归庄为个案

归有光是明中期的大散文家,他的贞节观一方面继承了传统程朱理学观念,又有不同于传统的比较开明的一面,这与当时的王学思潮、节烈风气、个人经历和性格关系密切.归庄是归有光的曾孙,明末清初的遗民诗人,他不但坚持传统贞节观念,而且对女子贞节的要求更加苛刻,这与当时的忠烈语境、为激励士人的目的、贞节风气、个人经历和性格有关.分析和比较他们的贞节观念,可以窥见明中期的阳明心学影响下和明清易代之际苛求忠烈的社会思潮影响下的社会变化对士人贞节观念的影响.     

论汉末魏初人物评价标准的新变——以荐举文为中心

汉末魏初,荐举文书中的人物评价标准经过西汉对士人忠与谋的重视,东汉对士人自身秉性的认可而发展成为对士人清名的推崇。"清"成为汉魏易代之际士林人物品评的核心关键词。这种集中体现其时士人理想人格之"清"在承袭士人清白品性的传统意义之外,更增添了士人在乱世中激浊、厉俗的新内涵。汉末魏初士人思想的更新是"清"评形成的基础,而统治者对德高望重且清虚自守的士人的需求与召唤又加速了"清"评的形成。     

论宋元之际江西遗民词人群之组成及群体关系

宋祥兴二年 ,陆秀夫负宋幼帝赵曰丙 蹈海而亡 ,赵宋 32 0年的皇脉断绝 ,同时也揭开了大批宋文人遗民生涯的序幕。身为遗民 ,“立功”一途受阻 ,他们更自觉地担当起“立德”、“立言”之任 ,在文字著述中寄寓他们的亡国哀痛和存续传统的苦心。而“诗词末技 ,存江山以不朽” ,于是宋元之际乱离易代的环境 ,既磨砺了一代封建士人的节操 ,又成就了一期遗民文学。宋遗民词即以其深刻的悲剧意蕴和文化内涵成为词在宋代发展的一个光耀而悲壮的终结。在宋末元初的遗民词坛 ,江西遗民词人虽没有如江西诗派成员一样的自觉的流派认同意识及共同尊奉的创作宗旨和词坛盟主 ,但他们因地缘关系、政治倾向、创作风格等方面的相近或相同 ,彼此间不仅有着密切的社会交往 ,同时也有着频繁的诗、词、文的酬赠活动 ,构成了一个以文天祥为轴心的相对独立的地域词人群体。     

论吴梅村词作中的“贰臣”意识

＂贰臣＂既是一种身份,也是一种心态,还可以指从＂遗民＂转而为＂贰臣＂并在时间上再也无法回转的精神历程。生当明清易代之际,吴梅村既没有守住遗民的气节,又没有丧尽知识分子的优秀品格,时代的乱离造成了他不幸的身世,同时也促成了其在易代之际较有代表性的＂贰臣＂心态。此种心态投射到创作中,他的许多作品也因之具有了鲜明的＂贰臣＂意识。学界对梅村的诗歌作品论述颇多,对其词则关注不够,这其中固然与梅村自身诗词创作数量的多寡有关,然梅村词亦被清初众多学者公推为清初词坛＂冠冕＂。其在词作中追怀故国、忧嗟身世、向往林泉无不是其＂贰臣＂意识的表露。     

从"故国"到"新朝"——明清之际桐城士人的地方自觉与国家认知

明清易代之际,国家形象在桐城士人中经历了裂变与重建.明末桐城社会战事频仍,桐城士庶在时局动荡中,结成了"地方共同体",表现出了强烈的地方保护意识.而国家在维护地方社会秩序的过程中,由于权力的腐败,未能起到保护地方社会的作用,反而在战略战术、军饷等问题上,与地方社会产生了利益纠葛,从而更强化了桐城士人的内聚力,最终使有明一代的国家形象不断在士人中被弱化、瓦解.当明清易代完成后,清廷并没有强制消弭士人的这种地方自觉,而是通过制度性的建构使之逐渐植入了"新朝"的权威,"新朝"的国家形象也在这一过程中得以重建.桐城士人在从"故国"到"新朝"的历史进程中,折射了古代地方士人与中央王朝变革互动的一个思想史面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