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资本异质性、融资约束与农户家庭多维贫困

采用2014年CFPS微观调查数据和Logit模型实证研究了社会资本异质性、融资约束对农户家庭多维贫困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农村地区农户多维贫困发生率相对较高,融资约束依然存在,融资约束显著抑制了农户家庭多维贫困缓解。不同类型社会资本对农户融资约束与多维贫困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家庭总体社会网络规模、邻里信任、政治关联性组织参与显著降低了家庭融资约束和多维贫困概率;干部信任显著降低了家庭融资约束概率,而亲戚交往显著增加了农户融资约束概率。社会资本与融资约束交互影响农户多维贫困,但存在差异。家庭社会网络总体规模、政治关联性组织参与两类优质社会资本介入显著抑制了融资约束的致贫效应,而亲戚交往联络进一步强化了融资约束的致贫效应。     

生计资本如何影响农户亲环境行为? ——基于价值认知的中介效应

基于818份茶农调研数据,以土壤深耕技术和有机肥施用技术为例,运用Sobel和Bootstrap检验法深入探讨生计资本对农户不同亲环境行为的影响机理以及价值认知的中介效应机制.结果表明:(1)农户对不同亲环境技术的采纳程度存在较大差异,对土壤深耕技术的采纳程度远高于有机肥施用技术.(2)生计资本是显著影响农户土壤深耕技术和有机肥施用技术的重要基础条件.具体来看,土壤深耕技术与人力资本显著正相关,与自然资本显著负相关,而有机肥施用技术与社会资本、金融资本显著正相关.(3)经济效益认知、社会效益认知及生态效益认知在生计资本影响农户土壤深耕行为中发挥着显著的部分中介作用,且中介效应由高到低依次为社会效益认知、经济效益认知和生态效益认知.在生计资本影响农户有机肥施用行为过程中经济效益认知、社会效益认知具有显著中介效应,然而生态效益认知的中介效应不显著.基于此,建议多渠道增强农户生计资本积累,加大亲环境技术宣传、培训和推广力度,提高农户价值认知水平,以促进农业绿色生产水平的提升.     

贫困脆弱性视角下产业扶贫对农户相对贫困的影响

产业扶贫作为我国扶贫工作中一项重大政策,客观评价其对农村家庭未来相对贫困的影响效果,对推进乡村振兴的实施具有重要意义。以自我发展能力、家庭经济状况和社会资本三个维度构建风险响应能力,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法和Bootstrap中介变量模型法对参与产业扶贫是否抑制农户相对贫困及其作用机理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农户通过参与产业扶贫可以显著降低农户相对贫困的程度,家庭经济状况和自我发展能力在产业扶贫降低相对贫困程度影响中发挥了显著中介效应,而社会资本并未在其中发挥显著中介效应。     

首轮退耕还林补贴到期对农户多维相对贫困的影响

基于甘肃、宁夏和湖南三地首轮退耕农户的调研数据,采用A F双界限方法测度退耕农户多维相对贫困发生率,在此基础上借助精确断点回归设计,实证检验退耕还林补贴到期对农户多维相对贫困的影响。结果表明:第一,补贴到期农户各维度及其多维相对贫困发生率均高于未到期农户;第二,补贴到期对相对收入、充分就业、生活水平、主观感知维度及多维相对贫困的局部平均处理效应均显著为正;第三,异质性分析发现,补贴到期对老年和低收入农户多维相对贫困的正向影响效应相对更强。鉴于此,从制定相关保障措施、建立防止返贫的动态监测和帮扶机制以及完善退耕还林后续政策等方面提出相应政策建议。     

农民可持续生计与村民自治

利用CSS2017全国微观调查数据,基于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遵循“能力—意愿—行为”作用链条探讨农民可持续生计对村民自治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显示：整体而言,我国村民自治的农民参与度严重不足;人力资本、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对村民自治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其中金融资本影响效应最大,人力资本影响效应次之,社会资本影响效应最小,而自然资本和物质资本对村民自治的影响并不显著;人力资本层面的受教育程度、政治知识和能力贡献较大,金融资本层面的影响效应存在不确定性,社会资本层面的社会网络具有较大的显著正效应,而社会信任显著性正效应较小;政治兴趣和政治信任在人力资本、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对村民自治影响中存在不同程度的部分中介效应或遮掩效应,而政治兴趣中介效应量较大。因此,需要从参与整体现况、参与能力制约和参与心理意愿的维度提高村民自治中农民的参与水平。     

外出务工经历对农户稻虾共养技术采纳规模的影响研究 ——基于生计资本的中介效应

以安徽、湖南和湖北三省688户稻虾共养技术采纳的农户为研究对象,构建"外出务工经历-生计资本-采纳规模"的理论分析框架,采用中介效应逐步回归法实证分析外出务工经历对农户稻虾共养技术采纳规模的作用机理.结果表明:(1)户主外出务工经历、其他家庭成员外出务工经历显著正向影响农户稻虾共养技术采纳规模.(2)家庭成员外出务工比例与稻虾共养技术采纳规模之间存在"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关系.(3)生计资本变量中,各维度的中介作用存在显著差异,其中,人力资本的中介作用负向显著,社会资本的中介作用正向显著,经济资本的中介作用不显著.基于此,建议引导已返乡务农农户采纳生态农业技术,加大力度出台乡村振兴规划,避免高层次人才流失,鼓励有返乡意愿的回流劳动力再农化,以进一步推广生态农业技术.     

外出务工经历对农户稻虾共养技术采纳规模的影响研究 ——基于生计资本的中介效应

以安徽、湖南和湖北三省688户稻虾共养技术采纳的农户为研究对象,构建"外出务工经历-生计资本-采纳规模"的理论分析框架,采用中介效应逐步回归法实证分析外出务工经历对农户稻虾共养技术采纳规模的作用机理.结果表明:(1)户主外出务工经历、其他家庭成员外出务工经历显著正向影响农户稻虾共养技术采纳规模.(2)家庭成员外出务工比例与稻虾共养技术采纳规模之间存在"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关系.(3)生计资本变量中,各维度的中介作用存在显著差异,其中,人力资本的中介作用负向显著,社会资本的中介作用正向显著,经济资本的中介作用不显著.基于此,建议引导已返乡务农农户采纳生态农业技术,加大力度出台乡村振兴规划,避免高层次人才流失,鼓励有返乡意愿的回流劳动力再农化,以进一步推广生态农业技术.     

生计资本与农户收入:来自新疆深度贫困地区的经验证据

生计资本是农户维持生计的基础和实现全面发展的保障。该文基于2015—2017年新疆深度贫困地区农户调查数据,运用面板分位数回归和夏普利值分解等方法,分析生计资本对农户收入的影响,并得到以下研究结论:(1)生计资本能够显著提高农户家庭的总收入水平,其中社会资本和自然资本的增收作用更为显著;(2)自然资本、物质资本、金融资本与心理资本拉大了农户家庭总收入差距,而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能够缩小农户间的收入差距;(3)自然资本、金融资本和心理资本是提升农户农业收入的主要影响因素,社会资本、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更有助于增加农户非农收入;(4)自然资本、物质资本和社会资本是造成农户收入差距的主要微观基础,相比之下心理资本虽然不是造成收入差距的主要影响因素,但其对收入水平差异的影响呈现逐年增强趋势。     

可持续生计框架下内生动力对农户家庭收入的影响

精神贫困是当前外部性扶贫模式难以解决的内生性困境,也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主要制约因素。根据六盘山区等6大集中连片贫困地区的942户农户调研数据,重点考察了贫困成因的精神与经济二元属性,并将内生动力量化后纳入可持续生计框架,通过分位数回归模型分析不同收入水平下内生动力及生计资本对农户家庭收入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1)内生动力的培育能有效提高贫困农户的家庭收入,增收效应约为1.916%。(2)在不同分位数下的各项生计资本对农户的增收效应差异明显,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及社会资本均呈现出边际效应递减特征,而金融资本则呈现出边际效应递增特征。(3)对于贫困农户而言,内生动力与物质资本、金融资本及社会资本存在显著的替代效应;对于高收入农户而言,内生动力与自然资本、物质资本及金融资本存在显著的互补效应。     

基于农户视角的人力资本投入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

为抑制城乡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我国明确指出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在此背景下，中国农户人力资本投入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及作用机理尚不明确。因此，文章选用固定效应、随机效应等方法，采取来源于2013—2019年的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将农户人力资本投入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在全国层面上，农户人力资本投入对城乡收入差距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其中农户健康人力资本以及教育人力资本的增加，对平抑城乡收入差距具有显著效果；在区域层面上，东部地区农户人力资本投入的增长效应十分显著，具体而言，教育人力资本及迁移人力资本极大地缩小了东部地区的城乡收入差距，验证了人力资本投入受经济发展水平及政策导向方面的增量作用。基于以上结论，本文提出三点政策建议：(1)增加农户人力资本投入，尤其是教育人力资本、健康人力资本以及迁移人力资本；(2)更加重视中、西部地区农户人力资本投入，实现各项人力资本同时发力；(3)重视偏远农村地区卫生医疗保健服务，提高农民受教育水平，培育职业农民，建立完善的劳动力就业市场机制等。     

节水生产行为、非农就业与农户收入溢出

将劳动力要素配置纳入分析框架是厘清粮食节水生产行为收入溢出机制的关键。基于河北、山东、河南540个粮食种植户调查数据,运用工具变量分位数、中介效应和门槛回归模型分析农户节水生产行为的收入溢出机制及异质性。研究表明：节水生产行为能够显著提升农户收入,且农业增收效应大于要素替代效应;节水生产行为的农业增收效应随农业收入水平提升而递增,即“马太效应”,其非农增收效应随非农收入水平提升而递减,即“重心转变效应”;本地非农就业在节水生产行为增收效应中发挥中介作用,外出务工部分遮掩了节水生产行为的收入提升效果;节水生产行为的增收效应随本地非农就业比例增加而上升,随外出务工比例提高而下降。因此,建议完善粮食节水生产的政策扶持与市场机制,引导非农劳动力合理有序就业,强化农村人力资本积累,进而推动农户持续增收。     

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对农户消费不平等的影响

利用CFPS2016数据,基于家庭生命周期视角探究了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对消费不平等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农户消费不平等总体上较为严重,且不同家庭生命周期内消费呈现出异质性特征;提高农户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能有效降低消费不平等,且人力资本对消费不平等的影响随生命周期变化而减弱,而亲缘型社会资本农户消费不平等的影响呈“驼峰状”,组织型社会资本则仅对抚养型家庭和空巢型家庭存在影响;考虑不同消费结构之后,同对照组相比,抚养型家庭的消费不平等偏低,而起步型家庭和空巢型家庭的消费不平等偏高,且家庭生命周期消费效应在农户发展型消费不平等中产生的作用最明显;中介检验结果表明,人力资本禀赋通过影响农户非农就业来降低消费不平等,组织型和亲缘型社会资本禀赋则通过缓解农户融资约束和提高家庭收入地位来缓解农户消费不平等。     

金融资本和人力资本视角下农户收入差距的微观因素

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 2012-2018年四期的微观调查数据,采用面板分位数回归和bootstrap技术,从金融资本和人力资本视角,分析西部地区农户收入增长和收入差距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1)金融资本和人力资本对西部地区农户收入增长产生正向影响。在不同分位点上,健康人力资本比教育人力资本的促进作用更大,特别是对于收入处于0.50分位及以下的农户影响作用更强;金融资本中的储蓄资本比农户借贷行为对收入增长的影响显著。(2)人力资本与金融资本相比,人力资本是影响西部地区农户收入差距的关键因素。劳动力受教育年限和健康水平的分位差异系数显著为负,有利于缩小农户内部收入差距。因此,中低收入组农户需要提升健康水平和教育水平,通过普惠金融发展增加储蓄资本。     

易地扶贫搬迁农户生计恢复策略选择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陕西安康的农户调查

易地扶贫搬迁的效果如何,关键取决于搬迁农户选择了什么样的生计恢复策略。基于在陕西省安康市所进行的移民搬迁和农户生计专项调查所获得的数据,采用二项Logistic回归模型和多项式Logistic回归模型,研究了易地扶贫搬迁农户生计恢复策略选择的影响因素。结果发现金融资本和人力资本对农业为主型生计恢复策略的选择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效应;自然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对非农为主型生计恢复策略选择具有显著的影响效应,其中自然资本有着负向的影响效应;自然资本、金融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对搬迁农户选择多样型的生计策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自然资本、金融资本和人力资本对搬迁农户生计恢复策略由农业为主型向非农为主型转化有显著的影响;金融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对搬迁农户生计恢复策略由农业为主型向生计多样型转化有显著的影响。     

新疆南疆地区农户人力资本积累、非农就业对收入增长的影响研究

提升农户人力资本水平,对于劳动力实现稳定就业以及构筑农户收入增长的长效机制具有重要意义。该文基于2009—2017年国家统计局新疆调查总队农村住户调查数据,采用混合面板分位数回归和中介效应检验等方法,对新疆南疆地区农户人力资本积累、非农就业对收入增长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教育、培训、健康和迁移等所形成的人力资本积累变量对家庭增收具有促进作用;非农就业有助于农户收入增长,且对中低收入组的增收效应更大,起到了缩小收入差距的作用;同时,验证了非农就业在人力资本积累影响家庭收入增长中的中介作用。该文进一步研究发现,人力资本的增收效应在第二、三产业更为显著,尤其是交通运输、邮政、居民服务等行业。这为进一步拓宽农户增收渠道、巩固脱贫成果提供了借鉴。     

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与流动人口收入的关系——基于chips2008的经验数据

随着中国经济转型和制度变迁,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劳动人口跨区域流动成为当今社会的一个重要社会现象。探究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联合作用与流动人口收入关系对于改善流动人口现状具有重要意义。利用chips2008的数据,可以研究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交互作用对流动人口收入的影响。通过回归模型建立和分析,得出如下结论:第一,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对流动人口收入的作用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第二,对于流动人口收入的影响程度而言,人力资本比社会资本的影响效果更强;第三,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联合作用机制会对流动人口收入产生替代效应。     

社会资本异质性与农村家庭多维贫困

基于甘肃、陕西省农户调查资料,实证分析社会资本总量及其结构对农户多维贫困影响。研究发现,社会资本总量对农户多维贫困具有显著缓解影响。在社会资本的4个维度中,社会信任、社会规范能够显著缓解农户多维贫困状态,而社会声望、社会网络则会显著加剧农户多维贫困状态,反映出社会资本不同构成对农户多维贫困状态的影响具有方向不一致性。此外,户主年龄越大、户主为汉族、户主家庭中男性劳动力更充裕、户主所在村是扶贫移民村的贫困户,其多维贫困缓解更显著;而户主家庭人口规模较大、户主从事农业生产时间较长、户主所在村庄自然灾害越严重,则不利于其多维贫困缓解。     

社会资本与农村地区留守老人多维贫困:测度、分解及影响 ——基于陕西省南部农村的调研

在城乡二元体制及农村劳动力转移等因素的影响下,我国农村地区留守老人逐渐增多,农村留守老人多维贫困问题日益突出.基于陕西省南部331份调研数据,利用A-F多维贫困测度模型测度农村留守老人在收入、健康、医疗、抵御风险能力、居住条件、生活状况、心理状况七个维度上的多维贫困状况,并借助Probit和Tobit模型分析社会资本及其各构成要素对农村留守老人多维贫困的影响.结果表明:1)单维贫困发生率最高的四个指标分别是生活燃料、患病被照料、疾病、卫生间,被剥夺比例均在60％以上;2)农村留守老人二维及三维贫困状况较突出,四维及四维以上贫困发生率较低.健康、生活状况、居住条件、抵御风险能力是农村留守老人贫困发生率较高的四个维度,也是导致农村留守老人陷入多维贫困的主要因素;3)社会资本对农村留守老人多维贫困有着显著的负向影响,社会网络与社会关系在农村留守老人多维贫困脱贫减贫中的作用最显著,社会声望仅对农村留守老人多维贫困减贫有一定正向作用,社会参与则对农村留守老人多维贫困无显著影响.这说明,此后在解决和防范农村留守老人多维贫困上,应多关注非收入层面并重视社会资本的减贫作用.     

数字技术、信贷可获得性与农户多维贫困

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4—2018年三期数据,运用条件混合回归,从信贷可获得性视角考察数字技术对农户多维贫困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技术能减缓农户多维贫困,采纳数字技术农户的贫困降低了23%,缓解信贷约束是数字技术减贫的重要机制,且突出表现在正规信贷部门。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技术减贫存在“精英俘获”现象,减贫红利没有被全体农户公平共享。基于贫困维度分解发现,虽然数字技术能减缓绝对收入、生活条件、医疗、教育维度的贫困,但经由信贷可获得性的减贫效应仅体现在绝对收入维度,农户信贷需求仍以满足消费性信贷为主。因此,在激发“互联网+”金融赋能乡村振兴的同时,要考虑数字红利公平共享和农户多元信贷需求等问题。     

贫困地区农户生计资本对大病风险冲击的影响研究——基于结构和水平的双重视角

农户的生计资本是其抵御大病风险的重要依赖.首先通过纳入心理资本维度对可持续生计理论进行拓展,利用桂、鄂、赣三省(自治区)农户微观调研数据,对农户生计资本进行量化.然后,基于生计资本的结构和水平双重视角,运用Heckman两阶段模型探讨农户生计资本对大病风险冲击的影响.研究发现:①农户生计资本具有结构和水平不均衡现象,各类资本测量值的大小顺序为心理资本>社会资本>人力资本>金融资本>物质资本>自然资本,心理资本最丰裕,自然资本最缺乏;结构上,53.46%的农户属于弱资本型,分维度资本结构中心理资本占优型和社会资本占优型农户较多,分别占样本总数的39.62%和32.52%.②农户生计资本的分维度水平对农户家庭是否遭受大病风险冲击有着显著的影响.其中,物质资本、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对农户是否遭受大病风险冲击有着显著的负向影响.③对遭受大病风险冲击的农户而言,无论是生计资本的结构还是水平均在减弱大病风险冲击的严重程度方面有着显著作用.水平上,资本总量和分维度水平均对大病风险冲击的严重程度有显著负向影响;结构上,人力资本占优型和金融资本占优型农户抵御风险的能力较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