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厨川白村对周作人文学观的影响

日本文艺理论家厨川白村对周作人的文学观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灵肉一致”的理想人性、个人与人类的统一及“苦闷的象征”等文学总体观念上,周作人受到厨川白村的启发,但也有他自己独特的思考。     

生命的文学:郭沫若与厨川白村

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说指向对生命冲动、个性舒展和个体存在的意义与价值的强烈关注,他以生命哲学为基点建立的"生命的文学"观在郭沫若这里得到了强烈的回应。但郭沫若与厨川白村对于"生命的文学"的具体内涵的理解并不完全相同,吸收运用弗洛伊德学说方面也表现出一定的差异。郭沫若早期文学观的形成既与厨川白村的文艺思想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更多的则是与五四启蒙思潮的共振。     

面对无产阶级文学的“苦闷”——再论鲁迅与厨川白村

经鲁迅的译介,日本近代文艺批评家厨川白村在中国赢得了近百年的读者。然而遗憾的是,直至今日,我们似乎并没能真正理解这位文艺批评家的精神实质———甚至鲁迅眼中的厨川白村形象都值得再商榷。如何才能还原出一个真实、完整、立体的厨川白村形象,并以此为基础去重新审视中国近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厨川白村阅读的虚与实,已成不可再拖待之急务。尤其对鲁迅接受厨川白村的全过程及内涵,须予以全新的论证。     

厨川白村《近代的恋爱观》对田汉改编《白蛇传》之影响分析

日本著名文学评论家厨川白村之名作《近代的恋爱观》对民国时期中国知识分子影响巨大,尤以田汉为甚。从田汉后期对《白蛇传》之改编,不难看出《近代的恋爱观》对其影响之深远。其一,受"恋爱至上"论影响,许、白二人的爱情被推向至高,从"佛教宿缘"转变成为"自由恋爱";其二,着力突出了许、白在面临危险时所表现出的牺牲精神,因应了厨川白村恋爱观中的"自我牺牲";其三,赋予了白蛇全新的"人格",达到了厨川白村恋爱观中的"灵肉一致"。     

从审美取向看厨川白村文艺观的价值认同

厨川白村的文艺观在中国颇受推崇但在日本却遭致冷落,反差如此之大乃文化语境相异的文学的不同审美取向所致。厨川白村的文艺观既悖逆日本文学传统,也背离大正文坛趋同的审美取向,从而注定它在日本不可能获得响应和引起共鸣。     

《野草》与厨川白村

鲁迅的散文诗集《野草》写于一九二四年九月至一九二六年四月,这期间,鲁迅翻译了日本文艺评论家厨川白村的理论著作《苦闷的象征》和《出了象牙之塔》,鲁迅的《野草》深深地受到了厨川白村这两部著作的影响。     

鲁迅前期美学思想与厨川白村

一鲁迅前期美学思想发展的进程中,有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那就是他对近代日本文艺理论家厨川白村有过浓厚的兴趣。一九二四年二月四日,厨川白村的文艺美学论著《苦闷的象征》在日本出版。四月八日,鲁迅从北京东亚公司买到这本书,九月二十二日开始翻译,到十月十日,不用二十天就译完了,同年十二月出版。一九二五年一月下旬又开始译厨川另一本文艺论著《出了象牙之塔》,     

田汉早期文艺思想初探

本质:苦闷的象征与许多作家不同的是,田汉对艺术理论问题的思考显然先于他的创作。因为,当他违悖恩舅的意愿弃政从艺,立志做中国的易卜生时,这一痛苦而重大的抉择实际上便使他不得不估衡和确证自己终生事业之价值。这一抉择首先所面临的问题是艺术究竟是什么。对这一问题的思考,日本近代文学大师厨川白村等给了田汉以重大影响。留学日本期间,田汉曾与厨川氏与松浦一等有过较多的交往,从他们的著作中接受了文艺的本质是苦闷的象征的阐释。     

论日本戏剧对田汉的影响

田汉的戏剧创作、戏剧理论和所从事的戏剧运动,都有日本戏剧及文艺思潮的重要影响。田汉的戏剧形式得益于秋田雨雀、菊池宽等剧作家。田汉所推崇的"新浪漫主义"戏剧理论则源于厨川白村,表现了"灵的极致"与"人类之爱"。田汉所从事的戏剧运动,则受到了坪内逍遥领导的文艺协会的影响。     

厨川白村·鲁迅·《野草》

鲁迅之所以在文学理论与创作方面深受日本文艺理论家厨川白村的影响，是因为两人在许多方面具有共通性：一、文学观的大致认同。两人都认为文学是苦闷的产物、是象征的呈现，对社会具有改造作用。二、开放性的理论框架。两人在吸收改造柏格森及弗洛伊德的理论上具有一致性。三、两人人格上的共通     

鲁迅"文学的自觉"说辨

鲁迅对魏晋南北朝文学的精湛研究,开创了中古文学研究的新格局,具有堪称典范的意义,但并不意味着其研究中的所有观点都是不容置疑的.他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提出建安"文学的自觉"说,很有可能借鉴了日本汉学家铃木虎雄的观点.在当时特殊的环境下,他讲演中提到的一些关于魏晋文学的见解,并未经过严格的学术论证.对于其中的几处疑点,值得我们再商榷.     

鲁迅的“战士真我”及其译作《出了象牙之塔》

鲁迅翻译的《出了象牙之塔》深刻地影响了1925年前后鲁迅超越生存虚无、回归“战士真我”的重大生命抉择。鲁迅翻译《出了象牙之塔》不仅在时间上与他创作《野草》,“决战虚无”的时间1925年基本同步,而且,在肯定积极的虚无体认以及真正生命价值创造的哲学意味上,在推崇“批判——反抗”现实的“战士”生命方式上,《出了象牙之塔》都与《野草》有着内在的联系。     

论鲁迅等"喝茶"思想及其茶文化意蕴

在中国命运多舛的20世纪30年代,经历过五四时期的文人思想和文风出现了差异.周作人和林语堂的文风格调受不求进取、自我陶醉的人生观影响,一如他们的喝茶观及有关"喝茶"的散文小品.鲁迅则不然,他洞悉传统文化弊端,并以改良人生的文学和社会责任感为己任,对林语堂等人"秋思"般的"清福"和"苦茶"等不以为然.鲁迅的《喝茶》发轫于生活与时事,但论述时则突见机锋,对不合时宜的"清福"和"寄沉痛于幽闲"等进行了针砭时弊的评说.这三位文人所论"喝茶"的不同,反映了茶文化的广泛包容性,体现了三位文人在茶文化的民族性和思想性追求上的差异;以喝茶为题,还体现了鲁迅"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文学批评手法.     

论鲁迅翻译中的"信而不顺"

鲁迅的翻译思想主要是围绕“信”和“顺”的问题展开的。他“宁信而不顺”的硬译观在我国文坛上曾经引发过极大的争议,其译文也因为生涩难懂而遭到攻击。通过对鲁迅翻译思想中的“信”与“不顺”展开具体分析,可知鲁迅“信而不顺”的翻译背后隐藏的翻译语言观和文化观。鲁迅开放的文化观在世界一体化走向的今天更具有巨大的现实意义。     

别求新声于异邦--鲁迅与拜伦、雪莱关系初探

青年鲁迅之所以热情评介以拜伦、雪莱为代表的摩罗诗派,是因为他推崇该诗派的抗争精神,并欲借此精神唤醒麻木的国民,冲破被传统诗教束缚的中国文坛,"别求新声于异邦".这种抗争精神也深深地影响了鲁迅的思想和创作.     

梁启超的《和文汉读法》及其对清末民初思想界的影响

作为一代启蒙思想家,梁启超身处近代中国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其“求新知于域外”的主要途径是利用“和文汉读法”大量阅读日文论著和译著,以了解、吸收和译介近代欧美及日本的思想观念,并写下了《和文汉读法》一书. 该书不仅总结了以往中国人学习、研究日语的经验和成果,对此后日语教科书的编写及发展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而且启发并带动了大批留日学生和青年学子以梁启超为榜样,通过翻译日文书来导入、传播近代西方及日本的新知识、新思想和新观念,积极开展启蒙宣传活动,从而对清末民初思想界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力.     

"三言"在日本

"三言"是中国古代短篇白话小说中的重要作品,在中国文学史上有重要影响。东传日本以后,对日本文学也产生了重要影响,特别是日本前期读本小说以改编"三言"为主,日本学术界的"三言"研究也取得了重要成果,值得借鉴。     

从《翰苑集》看陆贽的为文之道

陆贽的《翰苑集》,名动一时,彪炳千古。然历代论者所重都在其政治思想,对作品的文学思想却少有问津。《翰苑集》中百余篇奏议无不直接或间接传递着一代文宗陆贽的文章创作理论,即＂诚言＂、＂写诚无隐＂和＂言切＂。这些思想及其实践对当时及此后的中国文章写作产生着深远的影响。     

试论日本古代“文学”的范畴意识

古代日本从中国直接引进中国的“文学”概念,意指儒教、经学与文章之学。直到近世以后,才把“文”、“学”分离;幕府时期,本居宣长主张“和歌”和“物语”的独立,彻底与儒、佛的道德说教分道扬镳,标志着日本古代“文学”范畴意识的真正觉醒。     

于平易间书幽婉之义--解读陈凯歌新作《和你在一起》

一向以探索片独领风骚的陈凯歌走出象牙塔,在全球化语境中延展自己的电影风格并重新定位。其新作《和你在一起》力求“质而文,直而婉”,于平易淡泊间独书幽婉深远之义,走近广大观众,且又不失艺术品位并立足于创新,说明中国当代电影人和当代电影有着广阔的希望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