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史学文化圈的形成与意涵诠释

中华史学文化圈是以中华史学为核心,涵括中国及相邻政权史学的“文化板块”,根源于中华史学文化的悠久传统和长久影响力。从商周至20世纪,历经孕育、形成、繁盛、转型的中华史学文化圈,既有史学观念、史书修撰及制度建设上的同频共振,又有融合族群特色的传承与创新,呈现出“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的史学文化风貌。区域内史学文化的长期交流,形成了中华史学文化圈成熟稳固的体系,并以求真务实的一贯理念、和谐会通的精神品质、宁邦固本的价值追求作为文化底蕴的坚实支撑。顺应时代和形势发展的需求,中华史学文化圈在密切区域关系、化解异质文化矛盾、增进史学文化板块相互间的吸引方面,必将彰显更大的价值。     

加强两岸学术交流发展民族传统史学

20世纪以来,进一步继承和发展民族史学是两岸学人的共同要求,努力从传统史学遗产中总结出中国民族史学的精华,以发展新世纪史学,两岸学人从不同方面都做出了显著的成绩。在新形势下加强两岸学术交流,对于推进民族史学的发展,弘扬中华传统文化,有着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秦汉史学的建树及其所体现的文化特征

秦汉（主要是两汉）时期是中国古代学术文化发展上取得辉煌成就的重要阶段,而史学的建树则是当时文化繁荣与发达的显著标志。本文从人们关于史学基本功能和社会价值的认识、原始性史料记录与搜集工作的展开、公私著述史书方式的并存,史学著作体裁分类多样化细致化以及记传体史书体例的创立与完善等五个方面,系统概括和揭示了当时史学建树的成就和特色。在此基础上,笔者对代表该时期史学发展最高成就的《史记》和《汉书》的价值与文化特征进行了扼要的比较,指出了两书之间的三大共性与两大差异。     

明清社会与史学多元化

历史、史学与社会三者之间关系密切,历史以社会方方面面的内容作为自己的内容,史学是历史过程的记录者或史书撰写者的主观产物,史学所研究的直接是人类社会的历史。在中国古代不同的社会转型期,社会与史学关系表现得各不相同。本刊特辟专栏,在总论历史、史学与社会三者关系的基础上,我们又选取春秋战国时期、宋代、明清时期三个社会转型的不同节点,系统论证了不同社会形态与当时史学之间的相互关系。     

春秋战国社会与史学初创

历史、史学与社会三者之间关系密切,历史以社会方方面面的内容作为自己的内容,史学是历史过程的记录者或史书撰写者的主观产物,史学所研究的直接是人类社会的历史。在中国古代不同的社会转型期,社会与史学关系表现得各不相同。本刊特辟专栏,在总论历史、史学与社会三者关系的基础上,我们又选取春秋战国时期、宋代、明清时期三个社会转型的不同节点,系统论证了不同社会形态与当时史学之间的相互关系。     

宋代社会与史学思想

历史、史学与社会三者之间关系密切,历史以社会方方面面的内容作为自己的内容,史学是历史过程的记录者或史书撰写者的主观产物,史学所研究的直接是人类社会的历史。在中国古代不同的社会转型期,社会与史学关系表现得各不相同。本刊特辟专栏,在总论历史、史学与社会三者关系的基础上,我们又选取春秋战国时期、宋代、明清时期三个社会转型的不同节点,系统论证了不同社会形态与当时史学之间的相互关系。     

易学与古代历史思维

易学对史学产生了重大影响 ,研究这一课题对于从深层次上认识中国史学的民族特点及其变化 ,以及进一步总结继承文化优秀遗产 ,以推进史学的发展 ,有重要的意义。易学对史学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历史思维方式上 ,突出表现在天人一体的思维、通变的思维、“天下同归而殊途 ,一致而百虑”的思维以及表现为忧患意识的经世思维 ;从《周易》的经、传到司马迁、章学诚、王夫之等思想家史学家的著作中体现出的思维特点是多方面的     

历史、史学与社会三者关系之思考

历史、史学与社会三者之间关系密切,历史以社会方方面面的内容作为自己的内容,史学是历史过程的记录者或史书撰写者的主观产物,史学所研究的直接是人类社会的历史。在中国古代不同的社会转型期,社会与史学关系表现得各不相同。本刊特辟专栏,在总论历史、史学与社会三者关系的基础上,我们又选取春秋战国时期、宋代、明清时期三个社会转型的不同节点,系统论证了不同社会形态与当时史学之间的相互关系。     

中国史学的西“体”中用——新式历史教科书和中国近代历史观之改变

中国史学传统源远流长,其标志之一就是司马迁创立的纪传体的史书体裁,自汉代以来,延续了两千余年,成为"正史"的主要形式。但当今中国的史学,却又几乎不见纪传体史书的踪影。本文从历史观的改变为观察角度,讨论和分析了西方章节体史书如何在清末传入中国并取代纪传体和其他传统史学体裁的现象。作者认为,这一现象的出现,与清末中国和日本史学的互动有着比较紧密的关系。日本汉学家在当时所著的新式历史教科书,采用了章节体的体裁,又落实了进化论的近代历史观念,为甲午战后的中国士人所接受并模仿。其中一个原因就是章节体的史书,较能综合各种史实,用进化的视角记录和考察历史的演变。     

《左传》和《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编年体异同

众所周知,编年体是世界上出现最早的史书体裁,历史上较早的史书皆用编年体编著而成。《左传》和《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是古代东西方史学的代表之作。二者同为编年体史书,但却有着许多不同之处。对比二者编年体的异同有利于我们更好的了解东西方史学发展的不同。本文着重从纪时、断限和对编年体的完善两方面对比两书编年体的不同。     

经史嬗递与重建中华文明体系之路径————以傅斯年与蒙文通学术分合为中心

晚清民国时期,西学东渐,新旧嬗替,转化传统与引介西学成为重建中华文明体系重要的知识与思想资源。傅斯年、蒙文通二人皆经历了出入今古、由经入史的学思历程。傅斯年贯彻以历史观点探究中国文化演变,考察思想意识历时演进的轨迹,估价与建构文明价值|蒙文通阐发儒学义理与经史之学,落实与实践“明体达用”之儒学以塑造中华文明主体性。若以傅斯年与蒙文通的学术分合与经史纠葛为中心,考察民国学界划分夷夏、辨证性命、沟通汉宋的关联与旨趣,或可阐发“通识”与“专家”、“求其是”与“求其古”等学术理念,重估进而转化中华文明体系的多元路径,为实现“以国故整理科学”的学术转向提供参考。     

中国共产党推动文化发展繁荣所形成的规律性认识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以文化立国、以文化治党的现代政党,文化建设一直是中国共产党人奋斗实践的历史课题。一个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在推动中华民族文化发展繁荣的伟大实践中,形成了对文化建设的一系列规律性的认识:在思想意识层面,必须充分认识到文化建设对于党和国家健康发展的重要意义;在文化价值诉求上,必须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并切实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基本宗旨落实到文化现实实践层面;在文化实践层面,必须妥善处理好文化继承与文化创新的关系,将社会主义现代新文化形态作为文化实践的落脚点;在文化发展方向上,必须努力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增强文化自信心。这些规律性认识对于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汉字蕴涵的丧葬文化

汉字属于表意文字，其中沉积了丰厚的文化内涵。丧葬作为人生礼仪的主要组成部分，在汉字中得到栽蓄与储存。分析部分汉字，可以从中挖掘出史籍语焉不详的古代丧葬文化信息，有助于构建完整的丧葬文化历史。     

20世纪中国先进文化的建设与发展

从大文化观来回望2000年中国文化,20世纪不仅是2000年王朝政统的历史周期循环与儒术独尊为道一统天下以及旧学统的历史终结点,而且也是中国现代先进文化确立和发展的时代,更是中国文化变迁史上终旧开新、具有重大历史转折意义的时代。20世纪中国先进文化,已经是进入世界文化发展坐标、完全不同于之前的一种新型文化。其内容、结构形态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并表现出显明的差异性的阶段性形态结构特征,而与时俱进与创新则成为20世纪中国先进文化建设与发展的精神品格。这种与时俱进的思想品格、不断创新的精神必将成为本世纪及其后中国先进文化发展的思想灵魂和精神基石。     

试由卜辞“今夕其雨获象”看殷商时期的地理气候状况

甲骨文字的发现至今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在甲骨文研究方面,在探索上古殷商时期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祭祀、征伐和周边方国的关系等方面,前人都取得了重大的突破。甲骨文的发掘和研究,成为我们认识上古殷商社会的重要依据,本文试就甲骨卜辞数次提到商王猎象和兕的记载,来探讨商代中原地区的地理气候状况。     

海外华人文学与“承认的政治”

在为少数或弱势群体争取文化和政治权力的斗争中，在构建一种更加宽容多元的文化结构中，“承认的政治”和“少数话语”两种理论立场和论述策略存在对话、互补和辩证的空间。对于弱势／少数族裔文学而言，认同与承认无疑是一场永恒持续的奋斗。实现多元族群、多元文化之间真正的宽容、多元、平等和相互承认，人文知识分子需要更积极的文化参与和政治参与，需要进行不断的“文化抗争”和“文化协商”。海外华人文学的历史即是一部华裔知识分子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下展开“文化抗争”和“文化协商”的发展史。     

论森林文化的历史意义与当代价值——在中国文化视阈中的考察和认识

森林文化作为一种具有特定内涵的文化形态,是中国文化体系中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中国文化发展的角度,就森林文化与中国文化的起源、中国文化基本精神的内容以及当代中国文化的建设等问题进行分析和研究,以便更加清晰地认识到森林文化在中国文化发展过程中的历史意义和当代价值。     

认真学习和落实《决定》精神 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研讨会综述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了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任务,开启了文化发展的崭新篇章,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为深入学习和贯彻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扬州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召开了学习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理论研讨会。与会人员对文化发展的重要性紧迫性、发展繁荣文化的内涵、文化发展的历史轨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以及校园文化建设等进行了理论研讨。     

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化建设

当代中国提出的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方针政策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文化建设,而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提出的文化建设。这一特定的历史条件概括起来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因此,文化建设必须要围绕当代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展开。文化建设作为上层建筑的自我完善,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以人为本的根本原则。否则,文化建设就容易偏离我们提出这一方针的宗旨。     

中国共产党学术史:中共文化史研究的新视野

中国共产党学术史是中共文化史和中国现代学术史研究的一个薄弱环节。探讨中国共产党学术史,既能深化中共文化史和中国现代学术史的研究,也能为理解中国共产党与先进文化的关系提供历史的论证和学理的依据。中国共产党学术史的研究主要可以从三个层面展开:一是探讨作为政治团体的政党组织对促进中国现代学术转型和发展的作用;二是党的部分群体和个体成员的学术思想与中国现代学术构建之间的互动关系;三是马克思主义学派与其他学术流派之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