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供给主体：政府、行政村、村民小组——山区公共产品供给研究

山区乡村由于地域广阔性和分散性的特殊自然特征，使村民小组社区比行政村为单位的乡村社区或政府，更有条件充分发挥“体制外”的社会资本供给公共品的积极性，弥补国家实现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暂时困境。同时，为了更好地发挥村民小组社区供给公共品的积极作用，离不开政府和村级组织在技术、组织、协调、资金等方面的积极支持。     

农民可持续生计与村民自治

利用CSS2017全国微观调查数据,基于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遵循“能力—意愿—行为”作用链条探讨农民可持续生计对村民自治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显示：整体而言,我国村民自治的农民参与度严重不足;人力资本、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对村民自治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其中金融资本影响效应最大,人力资本影响效应次之,社会资本影响效应最小,而自然资本和物质资本对村民自治的影响并不显著;人力资本层面的受教育程度、政治知识和能力贡献较大,金融资本层面的影响效应存在不确定性,社会资本层面的社会网络具有较大的显著正效应,而社会信任显著性正效应较小;政治兴趣和政治信任在人力资本、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对村民自治影响中存在不同程度的部分中介效应或遮掩效应,而政治兴趣中介效应量较大。因此,需要从参与整体现况、参与能力制约和参与心理意愿的维度提高村民自治中农民的参与水平。     

乡村共同体自发性缔造与公共危机社会化应对——以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为背景

乡村共同体主要依靠村庄内生力量建构和维持。以公共危机的社会化应对为视角，研究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的乡村共同体自发性缔造现象，发现自发性缔造的乡村共同体是公共危机社会化应对的重要形式。该行为遵循“冲击—应对”的发生逻辑：当不可预期的公共卫生事件给村民生命财产带来冲击时，村民在共同利益引导、主流价值认同与合作机制支撑的基础上自发地缔造乡村共同体。乡村共同体虽然能够有效防止新型冠状病毒侵蚀村庄，但也面临着专业性不足、情感性缺失和可持续性较弱等问题。对此，可以通过加强村民与政府等主体合作、强化农村基层干部队伍建设、践行集体意识、弘扬共同体文化等措施，促进自发性缔造的乡村共同体提质增效，打造公共危机综合治理模式。     

文化振兴视角下西北民族地区村民自治的内在需求

民族地区文化建设是国家精神建构的一部分,也是处理汉族与少数民族“共性”和“个性”的关键因素。西北民族地区乡村文化长期以来受到乡村民俗与宗教文化的交互影响,其乡村社会更加复杂,社会治理更加难以协调,随着现代经济社会对乡村社会的解构,民族地区的传统文化也发生了流失与变异,给乡村自治带来了新的局面。研究民族地区乡村传统文化的变迁以及乡村政治的新态势,分析当前乡村文化对村民自治的各种影响,通过对乡村政治的内在需求研究乡村文化的重建,寻找二者的契合与互构。     

社会资本的治理功能与基层善治路径

目前乡村治理中存在村两级机构关系异化、村民委员会的自主性趋弱、村民原子化状态突出、农民在政治沟通中的作用逐步萎缩等困境。社会资本作为重构成员关系、增进共同体利益的组织网络与规范,有利于构建顺畅的群体之间及向上的沟通机制,培育农民的责任意识,引导具有公共责任感的现代公民的形成,同时能够强化农民的团体合作意识,增强群体竞争力。增强基层治理中村级组织的自主性和责任感,规范村民的自组织行为,强化政府对基层治理事务的法治规约,有利于发挥社会资本的治理功能,达致乡村基层社会治理的完善。     

西北民族地区村治特殊问题的政治学分析——基于甘青宁少数民族聚居区的研究

经过大量的田野调查,依政治学理论分析,在西北少数民族乡村,以村民自治为核心的村治除存在普遍性问题外,从政治关系、政治权力、政治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体系角度看也存在独有的特殊性问题。为此,应通过基层政权组织能力建设、持续推动农村社区发展、加快社会资本转型等方面入手,进行政策设计与实践,将有利于民族乡村的协调发展。     

资源下乡如何影响村民政治参与？

资源下乡带给乡村治理强烈的冲击,村民的政治参与行为也随之发生了改变。构建“动力-结果-方式”的分析框架,从资源下乡利益相关度、资源下乡分配公平性和资源下乡模式三个维度分析了资源下乡对村民政治参与的影响逻辑,并基于河南省Y市的问卷调查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资源下乡利益相关度与资源下乡分配公平性会显著正向影响村民政治参与;在资源下乡模式中,只有以“高利益相关度、高分配公平性”为主要特征的“再分配村民受益”模式会显著积极地影响村民政治参与;就具体的政治参与行为而言,村民的选举参与行为受资源下乡的影响相对较小,决策和监督参与行为都受到显著影响。从提升村民政治参与质量的角度出发,在推动乡村振兴的进程中,应当充分发挥村集体等组织的再分配功能,提升资源下乡的利益相关度并保证分配的公平性,从而为村民参与乡村治理提供动力与保障。     

宗族势力与村民自治——以温州地区考察为例

宗族是我国传统社会乡村治理的主要力量。20世纪初,因社会变迁,宗族受到功能性地遏制。20世纪80年代伊始,国家推行村民自治,触发了宗族功能的复苏。复苏后宗族势力作为本土性资源,在温州地区乡村民主层面上,不断地与村民自治制度发生冲突。根据田野实证分析,具有现代理性特征的村民自治制度要在乡村健康发展,必须汲取本土因素,才能培养出具有泥土气息的乡村“市民社会”和“和谐社会”。     

村民自治中社会资本的异化及功能重塑——基于豫东S村的个案考察

内生于乡土场域的社会资本对我国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基于豫东S村的田野调查,构建信任-规范-网络的分析框架,对乡村社会资本的异化进行考察.结果表明:在现代化转型过程中,囿于村落的封闭性和集体守望相助的状态被打破,S村社会资本呈现出信任程度较低、互惠格局偏小以及社会网络失衡等存量不足现象,社会资本的表现形式发生异化,并对村民自治的有效性带来负面影响.具体来说,合作困境、互惠消解与圈外排斥是社会资本异化的集中体现,而利己文化、规范失效与宗族禀赋则是社会资本异化的重要成因.基于此,建议从信任均衡、规范融合与网络联结3个维度提升乡村社会资本存量,以实现乡村社会资本的功能重塑,从而为村民自治构建必要的信任、规范及网络.     

后农业税时代村民自治组织发展的对策分析

后农业税时代,为了改进村民自治组织面临政治权威不足、经济基础薄弱、农村人才外流、法律相对滞后等一系列新问题,必须加强村民自治组织的经济基础,化解村级债务;积极推进村民自治法律系统化和村民自治规范化;在发展农村社会事业中提升村民自我教育、自我服务水平,赢得农民的政治认同;在农村综合改革中构建新型乡村关系,破解“两委”关系难题;建立和完善村民自治组织的制衡机制和监控机制。     

跨村联合议事:村民自治的新拓展——成都市温江区永盛镇的实践考察

村民自治作为一种草根民主,成为衡量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标志,但其在前进的道路上也问题重重。为推进村民自治的深入发展,各地进行了多种制度创新。成都市在推进城乡统筹发展进程中,因土地产权的调整和村民的集中居住,村民议事会以及在此基础上组成的跨村联合议事会成为村民自治的一种新载体,并以此拓展基层民主的内容和形式。本文正是以成都市温江区永盛镇跨村(社)联合议事会的运作为分析对象,阐释了这一制度创新的价值与问题。     

乡村自治中村民主体意识的回归

村民自治作为乡村治理的基础,直接影响着乡村治理绩效。村民自治以村民为主,在乡村自治中村民具有参与者、受益者以及评判者角色的主体地位。随着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城市发展,村民自治主体明显缺位,出现村民对本村事务关注度下降、自治组织工作乏力、自治组织职能定位模糊等问题。促进村民主体意识的觉醒,构建物质利益联结体,建立乡村人才吸纳与培育制度,明确乡村自治组织职能,规范乡村自治权力运行,最终形成以村民为主的共商、共治、共享的乡村治理格局。     

在共同体视阈下寻找有效的村民自治单元

依据滕尼斯的共同体理论,共同体内部因存在着共同地缘、共同血缘、共同文化和共同利益等有机的自治元素,从而起到维系共同体发展的作用。中国经由传统社会长期发展而成的自然村落,因同样具备上述因素而具有自治功能,可视做一种“自在型共同体”和“自治共同体”。村民自治制度作为国家行政管理与社群自治的统一,在其发展过程中出现了自治属性愈益萎缩、行政属性愈益扩张从而导致村民自治“悬空”的状态。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根源于“建构型共同体”---行政村这一村民自治单元与自治共同体基础的脱节。各地相继出现的地方性改革和实践,说明村民自治发展已进入探寻自治内在动力的第三阶段。其发展的理想标的应是自治功能与行政功能兼顾的模式。     

《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修订若干问题探讨

《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宜运用“修订”的方式进行修改,最优的选择是制定《村民自治法》,次优的选择是修订《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村民委员会组织法》选举制度的修订要考虑到以下几个方面:村民委员会内涵以宪法为标准处理,修改“村民委员会的选举”为“村民委员会主任、副主任和委员的选举”,立法确认村民委员会主任、副主任和委员的法律地位。修订《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必须坚持村民自治属于直接民主形式的自治和村民自治的法律主要属于行为法的基本理论。     

大革命时期农民协会与当今村民自治在制度层面的比较研究

通过对大革命时期农民协会与当今村民自治制度及村民委员会在制度层面上进行比较研究,系统分析二者在产生背景、组织机构、人员构成及具体职能等方面的异同,试图为我国村民自治的发展探寻更好的范式和摹本。研究发现二者在＂对民主化的解读、社会化基础、组织层次、历史作用＂等方面存在差异。这些差异使我们深刻认识到：党的领导在农村基层治理中至关重要;农民在治理过程中的政治参与意义重大;治理须与相应时期的政治任务紧密结合。这些经验教训能够使我们更加深入地认清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过程中如何进一步做好村级治理工作,更好地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农村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服务。     

就制定法与民俗习惯间张力论村治

本文以华北定县农村调查为基础,揭示出当前中国农村的实际治理模式、意识形态和思维习惯,是以权威性自治为主、依法自治为辅的混合型治理模式,要使农村社会实现从权威性自治向依法代表性自治的转换,关键就是要实现意识形态和思维模式的改变。本文试图通过对制定法与民俗习惯的各自利弊和相互间张力的分析,对如何用该张力去制定与民俗习惯和农村现实相适应的良法,从而实现这种意识形态和思维模式的转换,并最终影响村治的历史向度做出论证和阐述。     

村民政治参与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分析——四川南充市小龙镇村民政治参与的现状调查与思考

通过对四川省南充市小龙镇村民的政治参与现状进行分析研究,笔者认为,要全面提高村民的政治参与水平,必须寻求和疏通"低成本"的参与途径,实现参与成本的理性"转移"或"置换";"两手抓",杜绝参与假象的存在;拓展农民参政的"权力",关注农民政治生存状态;全面提升农民的参政能力.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农村中的村民自治

村民自治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农村提供了良好的制度基础,构建社会主义和谐农村又为村民自治的发展创造了和谐的成长环境。村民自治的建立与完善对于促进中国民主制度建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农村具有重要意义。     

利益博弈下的乡村治理——透视村民自治的新视角

本文试从国家、乡镇政权、农民三方利益主体博弈的视角解析改革后乡村治理的内在演变逻辑。在村民自治的实施过程中 ,国家、乡镇政权和农民各自从自身的利益出发影响村民自治的进程。加强乡村治理是国家实施村民自治的基本出发点。在改革初期 ,国家对乡村治理的重点是通过初步导入村民自治制度填补公社制度解体后的“权力真空”。 2 0世纪 90年代中期分税制改革后 ,乡镇政权的财政困难促使农民与乡镇政权之间的利益冲突加剧 ,国家为维护农村稳定而将乡村治理的重点转移到全方位实施村民自治上。村民自治的真正实施和乡村治理机制的完善有待于国家关于农村财政制度和三方利益分配制度的完善 ,需要用长远的、战略性的眼光 ,采取大智慧解决当前的问题和困难 ,把三方整合到共同的目标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