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邦主义的和平宪政诉求——“国是会议”与“国是宪草”评述

民初在国家混乱之际,部分社会团体和知识分子出于对国家政治事务的热心,决定在上海召开全国性的社会团体会议,共商国是。上海"国是会议"得到了全国各地社会团体的支持,并且通过了"国是会议宪草",为国人描绘了一幅组建联邦国的政治蓝图。国是会议反映了地方精英和平宪政诉求,"国是会议宪草"部分内容后来也为国家正式宪法所吸收,从而在近代宪政史上也产生了积极影响。     

宪政视域中农村基层治理变革的政治缘由

中国农村基层的群众性自治制度不仅体现国家治理对于基层社会利益的尊重,而且体现国家成长进程中对于基层社会成员自主判断能力的尊重,其中蕴含着丰富的宪政内容,闪烁着宪政主义的智慧光芒,它能够加快中国宪政建设的速度和降低宪政实践的成本。基层的治理变革不仅需要对农村基层社会的经济政治资源进行调整和组合,更需要在宪政理念的主导下进行自治制度的革新。基层治理的宪政化建设是农村经济社会转型期基层治理变革的方向,它立足于农村现实的社会背景,将宪政的理念、精神、价值和机理导入农村基层的宏观治理结构中,建构农村基层的宪政治理模式,实现乡村的宪政治理秩序．     

1906-1908年的郑孝胥与预备立宪公会

1906年,清政府宣布仿行宪政后,归隐上海的郑孝胥在其老幕主岑春煊的支持下,与张謇、汤寿潜、刘厚生等人一起,在上海成立了当时国内影响力最大的立宪团体——预备立宪公会.在随后1907 1908年的国会请愿运动中,郑孝胥受当时社会环境的影响,带领预备立宪公会的会员,设立国会研究会,向宪政编查馆上书,请求速开国会.通过收集19061908年间郑孝胥相关活动中的言论,了解清末预备立宪时期郑孝胥的宪政观.     

当代中国宪政文化的建构

宪法与文化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宪政制度的建立离不开宪政文化。处于一个特定文化传统的我们,在接受来自西方的宪政理念时,如何在二者之间寻找一个契合点,使其能够更好地融合,是至关重要的。为此,我们应该在公民中间传播宪政观念,进行普遍的宪政教育,同时,加强宪政制度的建设,以制度来推动和促进宪法文化的建构。设计一条符合我国国情的宪政文化道路,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宪政文化。     

宪政危机初探

宪政危机是宪政国家在宪政实践过程当中发生的、因宪政冲突或宪政纠纷而使宪政制度、宪法权力和宪政秩序面临严重威胁的紧急危险状态。宪政危机不同于一般的社会危机,它是一种国家危机,因此,宪政危机不属于公共管理研究的范畴,而是属于宪法学研究的范畴。与一般的社会危机相比,宪政危机具有三个鲜明的特征,即政治冲突性、宪法相关性以及影响的全局性和社会情绪的对立性。宪政危机与政治危机、政变、紧急状态等概念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浅析社会契约思想与宪政

社会契约思想在西方源远流长,影响深远。它以自由、平等、人权为基石,影响着西方宪政的产生、发展。本文从社会契约思想及其与西方宪政的关系入手,结合我国宪政中存在的某些问题进行了分析,认为社会契约思想在我国的推广,将会推动我国宪政的完善与发展。     

宪政秩序论略

宪政秩序是一种民主政治秩序。一定社会的宪政秩序以其特定的宪政实体、宪法规范及宪法至上的权威作为基本构成要素。构建宪政秩序是一项宏大的社会政治法律工程。我国的宪政秩序只有克服政治社会方面的不利因素,才能实现宪政秩序的巩固完善和良性运作。     

宪政秩序论略

宪政秩序是一种民主政治秩序。一定社会的宪政秩序以其特定的宪政实体、宪法规范及宪法至上的权威作为基本构成要素。构建宪政秩序是一项宏大的社会政治法律工程。我国的宪政秩序只有克服政治社会方面的不利因素，才能实现宪政秩序的巩固完善和良性运作     

中国宪政强国主义的行来之路与历史反思

中国宪政制度的设计,经过百年的努力和挫折积累了较丰厚的历史经验,有了相对意义上的进步,宪政所要求的最初步最原则的宪法制度规范基本具备。然而由于中国本土历史上缺少宪政传统、缺乏社会基础没有产生社会分层,导致长时期内宪政被视为国家建设机制的工具而忽视其本源价值,在学理层面与西方法理学强烈冲突。从宪政起步便对分权制衡进行改良,国家公权完全凌驾于公民私权,多次立宪的功利主义倾向,是中国宪政史的症结所在。     

论科学发展观的宪政价值

科学发展观坚持发展和以人为本的民主政治观念,有其明显的宪政主张,是我国民主化进程、宪政法治建设的重大成就。科学发展观的宪政价值日益突显,表现在科学发展观有利于提升执政党的民主素质,有利于树立执政党的宪政意识,有利于规范政府的行政行为,有利于在宪政条件下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有利于宪政条件下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宪政视角下的宪法工具主义误区及其克服路径

我国宪政史已走过了一百多年的漫长历程,宪政发展的道路异常曲折,特别是在20世纪的前半叶屡屡遭到巨大的挫折。宪法工具主义在其中扮演了非常关键的角色,始终将宪法、宪政制度作为工具而非价值追求是造成中国宪政发展异常命途多舛的重要原因。面对新时期的宪政建设,分析宪法工具主义的产生原因避免陷入宪法工具主义的误区应当做到：坚持依法治国,树立宪法和法律的权威;培养公民的宪政信念;宪政发展进程中要坚持＂以人为本＂。     

习俗与宪政

反思近代中国宪政历程,对比英美宪政经验,认为一种有效的宪政框架必须源于本土人民的经验,必须与经过改造了的本土传统相容,宪政在文化上应该是中立的,并为各种文化提供合法空间,从而实现正式规范与社会习俗相互支持,在此条件下才能构建稳定健全的宪政制度。     

论宪政的平衡性

多元利益之间的平衡是宪政的基本原则,缺乏这种平衡性,宪政就不可能成功。中国自辛亥革命走向民主共和的近百年宪政却从来没有实现这种平衡,最终导致中国有宪法而无宪政。其实,多元性是宪政平衡的基础,宪法是宪政平衡性的表现,议会和政党政治是宪政平衡的保障,宪政的平衡性以价值中立的程序为中介。总结西方和我国民国初年宪政平衡性的经验教训,对今天协调多元利益之间的矛盾,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逐步走向宪政具有重大的意义。     

论公民基本权利限制与宪法解释

公民基本权利限制不仅具有丰富的宪法内涵,更具有深厚的宪法法理正当性。通过对公民基本权利限制进行合理的宪法解释,在实现基本权利限制之宪政目的的同时,还可以满足其价值变迁之需要;同时,对公民基本权利进行宪法解释,不仅可以有效弥补当前法律对其规定之缺憾,还可以增强人们的基本权利宪法意识。     

宪法变迁：一个事实与规范之间的概念

宪法变迁是为了弥补社会实际与宪法规范之间的缝隙而产生的,它不同于宪法修改、宪法解释和违宪,宪法变迁属于一种具有法效力的客观事实,由此,宪法变迁必须接受法内在价值的评价。这也产生了宪法变迁的界限。宪法变迁不能违反宪法价值而导致违宪的结果,同时,宪法变迁在宪法文本的解释空间内进行,反之,应通过修宪来解决社会实际与宪法规范之间的落差。     

上海、重庆试点开征房产税何以能够通过宪法之门

2011年1月28日,上海、重庆两地试点开征房产税,引发了社会舆论的广泛关注,其中不乏反对之声。在各种质疑声浪中,开征房产税违宪的观点最引人注目。持此观点的人认为：开征房产税违背了法律保留原则、平等保护原则、比例原则,应当缓行。但从专业的宪法角度而言,上述质疑值得商榷。虽然沪渝两地所采取的举措并非尽善尽美,但仍能通过上述宪法原则的检验,开征房产税虽然对公民的财产权构成了限制,仍处于立法裁量许可的范畴,是合宪有效的。不过,加快税收民主化进程已势在必行。     

宪法的“缺场“——从“宪法司法化“强势话语产生的悖论看话语范式转变的必要性

为了使宪法理念上的权威成为法律实践中的至上权威,宪法必须司法化。然而强势话语在论证宪法司法化的时候,忽略了宪法的主体地位,导致了宪法的“缺场”。为了使宪法法律化,实现宪法在现实中的至上权威,我们必须进行话语范式的转变。     

简论宪法惯例

宪法惯例是宪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立宪制国家它是宪政运行中对宪法的重要创造性补充。起源于政治惯例的宪法惯例的构成必须具备三方面的重要特征。在中国法治化拓进的今天 ,深入探讨宪法惯例的作用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重大信条十九条》蕴含的宪法理念

《重大信条十九条》是清廷在武昌起义后制定的一部临时性质的宪法大纲。由于种种原因,目前学界缺少对它进行深入的研究。从历史比较和宪法功能的角度,分析它所蕴含的诸多英国宪政特征。     

论宪法修正案的宪政意义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它是宪政的基础与依据。宪法修正案是对宪法的完善和补充,它体现了宪法灵活性与稳定性的统一,与宪法具有同等的效力。我国宪法的四次修正案体现了宪法规定由国家公权力向公民私权利,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由国家的整体意识向公民个体意识,由一党执政向全民参政,由法制向法治的转变,并始终贯穿民主和谐思想。宪法修正案具有十分重要的宪政意义,它进一步促进了我国宪政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