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的情与理

写文章是要有情和理的。作者在反映客观事物时,总要有自己的态度。或是爱,或是恨,或是赞扬,或是批评,即使是介绍一些客观性较强的内容,也常常把作者的情绪带了进去。这些“爱”、“限”、“赞扬”、“批评”、“情绪”就是文章的“情”。作者在反映客观事物时,表示爱,就得写出     

七夕会议

“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渡。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农历七月七,情人节悄然到!比起外国的情人节则更是专指向“爱情”。因为外国的情人节,原旨人与人之间的互爱,或亲情、或友情、或爱情,并非只限于男女之情。而我们自己的七夕情人节,则是以赞美一对情侣的爱情为旨。你们会躲在葡萄藤下绵绵细语,静静地享受两个人的世界吗?还是抱捧双手注视着对方,从彼此眼神里洞悉着彼此的心灵?这个年代,我们要有阿信一样大声喝出《死了也要爱》的气魄。现在我们就来开个军事会议——     

爱屋不及乌

宋周敦颐有诗说:“怒移水中蟹,爱及屋上乌”;唐诗圣杜甫也道:“丈人屋上乌,人好乌亦好”。既然是诗人,喜怒之间,移情于物,很是正常。但若世人凡事都要学着“爱其人者,兼爱屋上之乌;憎其人者,恶其余胥”,那就难免会吃亏。道理很简单:不管你怎么爱,乌鸦还是乌鸦,它变不成喜鹊。何况,感情用事会让人丧失原则。而没了原则,什么坏事情都有可能发生。想那唐明皇与杨贵妃的爱情,不可谓不凄美。但身为人君却非要将国事与爱情混为一谈。因爱其妃,而宠其弟,终落得江山如锦裂,大唐从此衰。还有一个叫东施的丑女,不懂得西施的美貌与她得的心绞痛根本是两码事,不在整容上下功夫,却要“爱屋及乌”剑走偏锋,结果也闹出了大笑话。而周武王却听了召公的     

阅读写作中的六字诀：声·光·色·形·态·味

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离不开眼、耳、口、鼻等感觉器官。正如苏轼所言“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又老子言“五色使人之目盲,五味使人之口爽,五音使人之耳聋。”都说的是人们的感官对外界的认知或外界对人们的影响。那当我们“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方”,“情动于中而辞发”时就必然会对外在世界的声、光、色、形、态、味有所感悟,     

父爱意味着什么

我们的母亲给予我们最早的爱的启示——以及它的伙伴，恨。我们的父亲——我们的“第二个他者”——则将之阐明。父亲提供我们一个母子关系以外的选择。他将我们从同一状态中拉回现实世界里。他呈现一个男性的模范，以补充和对照女性的模范。他为我们提供“可爱”、“爱着”与“被爱”这三个词的更深刻且或许相当不同的意义。     

《列子》美学:无欲与纵欲的杂烩

《列子》的《天瑞》、《黄帝》、《仲尼》等篇,认为人性无智无情,要求达性之人“美恶爱憎不滑其心”,提出“无乐无知”是“无所不乐无所不知”的“真乐知”,反对逐情循欲而求生避死,体现了前期玄学——道家思想的特色。然而在《杨朱》篇中,《列子》则提出了完全不同的思想。在这里,人性不再是无情无欲的,而是有情有欲、有乐有苦、有爱有憎的,“从性而游”就是“欲无不尽,情无不达”的享乐主义,体现了后期玄学的变异。     

《招魂》为招怀王之魂——《楚辞》札记一则

《招魂》实乃屈原为招怀王魂魄之所作。虽然屈原对怀王有相当的怨恨,但他同时又对怀王存有明显的爱恋与怀念之情,而且从某种程度上说是既恨又爱,恨爱交集,爱大于恨。特别是当屈原看到子兰的险恶用心与顷襄王为维护一己之利的行径以后,他的歌吟就显得格外沉重而哀伤。这种情感与痛苦的歌吟在《招魂》中表达得淋漓尽致,非至伤、至痛者所不能发;而具有如此之至伤、至痛者,舍屈原实无他人。     

朗读教学一得

在古代诗文教学中,要想把学生引到作品的意境中,唤起感情的共鸣,受到思想教育,一个重要的手段,就是有感情地朗读。在朗读中,要注意抓住关键性的句子,如白居易的《缭绫》诗有三段,其中前两段的开头各用了一个设问句,这对于课文的理解和体会作者的感情,无疑是重要的。因此,应重点指导学生朗读这两个设问句。如第二个设问句“织者何人衣者谁?越溪寒女汉宫姬。”这种对立的结构句式,通过朗读不仅使学生体会出诗人旗帜鲜明的爱憎感情,而且还可激发学生爱其所爱,憎其所憎的感情,和诗人产生共鸣。     

试论王夫之的唯物主义的认识论

王夫之在认识论方面的成就是非常突出的。他继承发展了中国古代唯物论者荀子、王充等人的认识论思想,并把它推向了接近唯物论的反映论原理。 王夫之和荀子一样,认为人有认识客观事物的能力,客观事物是可以为人们所认识。他说:“万物皆有固然之用,万事皆有当然之则,所谓理也,乃此理也,唯人之所可必知,所可必行,非人之所不能知,不能行,而别有理也。”(《四书训义》)“原于天而顺乎道,……五常百行之理无不可知,无不可能。”(《张子正蒙注·动物》)“人有可竭之成能。”     

明清三国戏曲的翻案补恨

明清三国戏曲出现了众多的翻案补恨作品,这些作品大致可以分成两类,一为翻历史定局之恨,这是翻案补恨之作的主流;二是弥补个人之恨。除此之外,转世报应也可以视为另类的补恨方式。前者围绕着诸葛亮及蜀汉集团,后者则围绕着蔡文姬、荀奉倩等人。转世最主要的对应方式有两种,一是西汉初年与三国对接,另外一个则是曹操的身后报应。     

拉斯蒂涅和于连的比较研究

一黑格尔在谈到对客观事物进行比较研究时说:“假如一个人能见出当下显而易见之异,譬如:能区别一支笔与一个骆驼,则我们不会认为这个人有了不起的聪明,同样另一方面,一个人能比较两个近似的东西,如橡树与槐树,或寺院与教堂,而知其相似,我们也不能说他有很高的比较能力,我们所要求的是,要看出异中之同或同中之异。”同样,比较文学的     

“今”字误译例辨析

“今”字在古文注释翻译时,常被误释误译。如: (1) 今有一人,入人园圃,窃其桃李,众闻则非之,上为政者得则罚之。(《墨子·非攻》) (2) 今有一人于此,少见黑曰黑,多见黑曰白,则必以此人为不知黑白之辨矣。(同上) 《中华活叶文选》将此二例中的“今”字分别译为“如今”、“现在”;《古文百则》将两个“今”均译为“现在”,二者的翻译都不确切。首先从句子形式上看,两个例子都是“今……,则……”的格式。这是一种条件复句,前面的分句提出一个假设,后面的分句说明假设的结果。“今”是复句中的主要关联词语,     

漫谈古希腊哲学中的爱与美思想

古希腊哲学中有丰富的爱与美思想。哲学家认为爱美是人的天性，身体美是爱的基础。他们所推崇的理想之爱是“美德”，理想之美是“和谐”。神人以和是哲学家和谐审美理想的最高层次。哲学家在爱与美面前常常表现得彷徨，反映了古希腊人复杂而矛盾的心理，也体现了古希腊人丰富的情感世界。     

荀子思维方式中的直觉性特征考察

通过对荀子思维方式进行分析、研究,发现思维直觉性是其思维方式中的重要特征,现从以下四个方面加以论述。 一、直观体验:“天官意物” 世界是否可以认识?这是任何哲学必须首先问答的问题。荀子明确地回答:“凡以知,人之性也;可以知,物之理也。”承认并肯定人具有认识客观事物的能力,客观事物也有被认识的“理”,即规律。人之所以能够认识客观事物,就在于“所以知之在人者谓之知。知有所合谓之智。所以能之在人者谓之能。能有所合谓之能。”指人的主观认识能力与客观对象相接触就出现认识与智慧,形成了人的主     

使命感让我义无反顾——记全市纪检监察先进工作者陈薇薇

“有大爱者方有大恨。”陈薇薇正是这样一个融大爱、大恨于一身的人。她的“爱”，源自她对党和人民事业的一片忠诚；她的“恨”，来自她对工作和职责的满腔热情……     

谈《雷雨》人物性格的多元化

《雷雨》的艺术成就之一在于它塑造了一些个性鲜明、有血有内的典型人物形象。性格的多元化即是其典型人物形象的特征之一。周朴园是无情的资本家和多情的阔少爷的综合体;鲁侍萍既有对周朴园旧情的怀念,又有捍卫人格尊严的清醒和不被理解的愤怒;繁漪则将爱化作恨,以恨表达爱,爱得火热,恨得疯狂。     

爱与人性——《呼啸山庄》的主旋律

《呼啸山庄》是一部在英国十九世纪文坛上焕发异彩的天才作品,它狂放不羁的浪漫主义风格蕴含于阴冷暴力、神秘怪诞又隐隐约约透出神圣温情的背景,整个场景是一个封闭的小社会——两个孤立的山庄和开放的大自然与荒原,人物身上体现出“爱”与“恨”的两种极端,极度的爱中混杂着极度的恨,使小说在颤栗中呈现出极为强烈的戏剧色彩。     

地铁警察的另类执勤

北京是个快节奏的城市,尤其是地铁,不仅跑得快,建的速度也快,拉着咱北京人东奔西跑。您说这地铁吧,跟两口子有一比：又爱又恨,因为天天得坐,谁也离不开谁,这就是爱。可也恨啊：不管你是谁,进了车门,都把你挤得七零八落。正可谓爱有多深恨就有多深。坐地铁这个词,说着没感觉,挤地铁,才是准确生动的。     

试论存同求异思维

“存同求异”是作为“求同存异”的对立“物”而存在的,他们二者之间是既在“同一轨上”又不在“同一轨上”运行的两个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概念。 (一)本质规定不同 所谓存同求异性思维,其含义是指肯定客观事物的“整体”、“一般”的共同本质和规律与寻求“局部’、“特殊”的本质和特点以及事物特异性的综合性辩证思维方式。 求同存异,则是寻求对客观事物认识的共同点和承认、保留对客观事物具有不同认识的思想方法。     

由圣至仁——哲学视阈下公益慈善的范式转型

公益慈善的人文传统源远流长,“轴心时代”的中西哲学分别孕育了一对相应的公益慈善类型:源自拉丁语和希腊语的charity和philanthropy标识着“爱上帝”与“爱人类”;孔子则明辨了“圣”——“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与“仁”——“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虽然侧重点不同,但中西先哲的共通之处在于揭示了公益慈善的两种范式:一是基于个体道德性的奉献之“圣道”;一是基于交互主体性的共善之“仁道”.启蒙哲学家通过对“爱人类”的重新发现和阐释引领了从前者到后者的转变;中国现代公益慈善理念形成的关键在于由圣至仁的范式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