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爱”情感中几个问题的探讨

(一) 爱与“憎”(恨)相对立,合成一对基本情感,属于“意向活动”,是人与客观事物相互作用时的根本态度。客观事物中能满足人的需要者,遇之则爱则喜,得之则欢则乐;客观事物中令人厌恶者,遇之则憎则恨,得之则怒则哀。“爱憎(恨)”与“喜怒”“哀乐”,两两成对,其中以“爱憎”一对为根本。“爱憎分明”对人生至关重要,人们常视之为“立身处世”的重大原则,它是心理学领域中急待探索的课题,本文拟对“爱感”中的几个问题作个初步探讨。     

论《左传》叙写郑庄公的倾向性

《左传》是一部编年体著作。《左传》表达作者倾向性的方式大致为两种:一是“举事而是非自见,寓论断于叙事之中”,这种方式可以叫作“皮里阳秋”;一是作者插入一些议论,这些议论或是借作品中某个主要人物之口说出来,或是引用当时比较有名望的如孔子等人的评论,有的则是作者借“君子曰”叙述出来。     

从译介学的角度看日本的"翻案文学"

在日本文学史中,有很多文学作品是通过模仿中国文学的作品而创作出来的,被称为"翻案文学".这种翻案作品在日本江户时代特别兴盛,出现了很多模仿中国明清小说的作品.日本文学中翻案现象的兴盛反映出日本民族善于模仿并在模仿中努力再创造,是一种跨文化交流中的融汇和逾越.     

军事地理视野下的蜀道争夺之比较研究——三国与五代时期

在中国历史上,三国时期与五代时期乃动乱与割据之世,该时期内南北政权围绕蜀道展开了激烈的争夺。通过对三国时期与五代时期蜀道争夺的比较研究,可以发现：三国时期与五代时期的蜀道争夺战极为频繁,在中国历史上较为罕见;三国时期各条蜀道的使用频率较为平均,五代时期则严重倾向于选取故道和金牛道;三国时期蜀道争夺战多取用其中一条,而五代时期则数条同时进行。究其原因,主要在于：秦汉时期颇为重视蜀道建设,以至于三国时期蜀道的畅通性仍保持良好,而隋唐五代时期故道长期作为官方驿道,便于行军打仗;与三国时期相比,故道在五代时期的军事地理区位优势更加突出;三国时期曹魏以长安为伐蜀基地,与五代王朝多以凤翔为伐蜀基地不同。     

春恨文学表现的本质原因及其与悲秋差异——中国古代春恨主题再论

春恨可分两种一是面对初春、仲春美景的怨春、恨春,感伤自身本质没有在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中得到应有肯定;另一种是面对暮春残景的惜春、悯春,联想自身在现实中被否定和难于被肯定。春恨本质意义在前一种。诸多写男女之情的文人抒情之作,可用“春恨”模式解悟阐释,即借特定物候与女性口吻发自我本质不得实现的怅恨,这是中国文人心态一个独特写照。     

论芥川龙之介中国题材作品群的产生

芥川龙之介的中国题材作品群是笔者自己提出的一个概念,指芥川作品中根据中国历史传说和古典小说改编、翻案而来,或者以现代中国为背景创作的那部分作品。这些作品的产生是中国古典文化(文学)浸润芥川且深入骨髓的生动表现。     

论芥川龙之介中国题材作品群的思想倾向

芥川龙之介的中国题材作品群是笔者自己提出的一个概念,指芥川作品中根据中国历史传说和古典小说改编、翻案而来,或者以现代中国为背景创作的那部分作品。本文对其思想倾向进行了专题分析。     

功利主义视角下的死刑新论

人道和报应的死刑观对死刑的存废各执一词,代表的是两种应然的观点,与现实会有偏差。功利主义则可以有效克服这一点,是一种贴近现实的死刑考察方法。功利主义从广义上还可以涵盖人道和报应,从某种意义上讲,它们也是功利因素。接下来,本文从犯罪预防和社会影响两方面来考察死刑的利,从认为死刑是一种必要的恶,应予以留存,但仅限于必要的程度,而不能作为滥刑的工具。     

忧患意识比较—《雅典的泰门》、《恨世者》主人公性格特点比较分析

一部作品情节的发展、主题的深化是由人物的参与而构成的。泰门、阿尔塞斯特作为两部作品的主人公,在情节的发展中表现出了恨世、厌世情绪和忧患意识。本文以《雅典的泰门》《恨世者》为例,从人性和心理学角度分析二位主人公的性格特点,阐释二人忧患意识的阶梯发展情况及不同表征。     

对人性真相的揭示与还原--张爱玲作品意义再探

张爱玲的作品基本上围绕着人终究是臣服于"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而展开的,对人的本性,人的生存困境以及人类的命运这一主题进行思考,其作品的真正价值在于对人性真相的揭示与还原.张爱玲在她的作品中所揭示的人性真相是人跳不出饮食男女的圈子,摆脱不了情欲的支配,由于情欲的盲目性而必须忍受永恒的悲剧.     

《三国演义》中的三位最杰出战略家

在《三国演义》中,三位最杰出的战略家分别是曹操、鲁肃、诸葛亮：曹操具有最远大的战略眼光,富于最卓越的战略才能,创造最突出的历史功业,成为第一位的战略家;鲁肃深刻认识汉朝命运,正确应对曹操集团,着力促成和维护孙权刘备联盟,成为第二位的战略家;诸葛亮完整规划三分天下的战略格局,毕生坚持复兴汉朝的战略目标,成为第三位的战略家。罗贯中在主观上力图使曹操妖魔化、鲁肃边缘化、诸葛亮神圣化,但是终究无法改变他们战略家身份的实际层次。     

三国时期西部农业开发述论

三国时期 ,曹魏控制西北 ,蜀汉占据西南 ,两国主要在西部地区争战 ,粮草供给成为决定胜负的关键因素 ,为此双方都采取了恢复和发展粮食生产的措施。曹魏在西部一些适宜农业的战略要地大兴屯田 ,开发关陇、稳定河西 ,每年收获大量谷物供给军粮 ,以守为攻 ,迎战蜀军 ;蜀汉占据西南之后 ,诸葛亮注意处理好民族关系 ,发挥当地的农业资源优势 ,劝农积谷。为了解决北伐运粮的困难 ,还在汉中及渭水南岸一些地区设置少量屯田。不同的农业开发措施与双方的治乱胜败有很大关系。     

曹操墓认定的礼制性误判

本文着重从汉魏丧葬礼仪制度的视角,研判所谓＂曹操墓＂的墓主身份及其相关问题。主要结论是：1.按照汉魏君主的丧葬礼制,其随葬品上谥号书写的规范格式,是谥号加身份,绝不会再加上国号;2.君主谥号书写的规范格式,来源于孔子创立的正统儒家理念,并由孔子亲手在儒家经典《春秋》中树立起权威性样式,目的是凸显天子高于诸侯国君的独一无二至尊地位,具有重要的现实政治功用;3.曹操生前已充分享有天子特权,并在安排自己陵园中公然以天子自居,所以曹操封号＂魏王＂的＂王＂,完全不能理解为普通诸侯王公的＂王＂,而是周朝天子称谓＂周王＂的＂王＂,是与皇帝并称＂帝王＂的＂王＂,也就是天子;4.在其权位继承人曹丕和丧事主要经办大臣司马孚等的一致支持下,曹操丧葬必定会以天子等级办理。其随葬品上谥号书写的格式,应当是＂武王＂,而绝非加国号＂魏＂字的＂魏武王＂;5＂.魏武王＂称谓的出现,非但不是认定墓主为曹操的关键性物证,反倒成为证明墓主绝不可能是曹操的关键性物证;6.仅仅因为随葬品有＂魏武王＂的称谓,就将墓主认定为曹操,是在不了解当时丧葬礼制和政治现实的情况下,做出的根本性误判;7.陵园中两座墓葬的相对位置,也是以上误判的有力佐证。     

《三国志》各卷导读

陈寿《三国志》六十五卷,入传人物将近六百人之多。各卷之人物,有何共性？有何特征？有何背景？有何亮点？有何真趣？有何借鉴？不能对这些问题有所了解,当今的年轻读者,往往难以得其门而入。此文对《三国志》各卷,作一深入浅出之导读。每卷导读200字,力求内容简明扼要,行文生动通俗。     

仙传小说与曹植游仙诗

曹植是游仙诗创作的第一人。他的游仙诗可考的大约有《升天行》《游仙诗》等11首,这几乎占了曹植诗歌创作总量的六分之一。目前学术界普遍认同曹植的游仙诗受到了屈原《远游》创作的影响,并且是结合了汉代以来的道教神仙思想而逐渐成型的。在道家思想领域,尤其是汉代以来的仙传小说对于大量神仙升天羽化故事的描写以及纷繁复杂的仙境的描绘给游仙诗这种诗歌的创作提供了大量的素材,文学性大大增强。曹植的游仙诗与仙传小说有着密切关系,两者互有促进,在文学史上有一定的影响。     

论"操诗属汉音、丕植诗属魏响"——兼及"文学自觉说"

本文不直接论述目前学术界热烈争论的"文学自觉说",而是以考察汉魏诗歌之变为出发点,具体分析了曹操与曹丕、曹植的诗歌的不同,对"操诗属汉音、丕植属魏响"之说的合理内核予以挖掘,兼及"文学自觉说".     

吴蜀辞赋观念述论

辞赋创作历经两汉之盛后,在三国时期仍未显颓势。同时,辞赋观念在继承两汉的基础上也有了新的变化。但目前学界对此期辞赋观念的研究重视在曹魏,而忽略了吴蜀。虽然吴蜀在辞赋观念上的整体成就不及曹魏,但它们推崇汉赋、重视辞赋的文采之美和政教功用,以及追求新奇的创作观等观念,均不应忽视。     

士族门阀政治与九品中正制

士族集团形成于东汉 ,并于东汉后期作为第三种政治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 ;庶族阶层的代表曹操终其一生对士族豪强实行抑制与打击的政策 ,但迫于形势 ,又不得不同时实行拉拢政策。正是由于曹氏集团对士族集团的拉拢与妥协 ,九品中正制得以创设 ,从而 ,为士族门阀制度的确立铺平了道路。     

论风骨的内涵及建安风骨的渐次形成

现在对于“风骨”的理解,不论是从内容上解释为“反映社会”,还是从艺术解释为“刚健”,都是对“风骨”的误读。刘勰“风骨”的本意,有两大基本要素,一是“述情”,二是精炼。建安风骨经历了曹操的“汉末实录”式的风骨、建安时代曹丕“便娟移人”的文人化风骨,以及曹植后期诗作代表的“沉著清老”式风骨的三个历程。     

《三国演义》中左慈艺术形象的塑造

通过对曹丕《典论》和曹植《辩道论》与范晔《后汉书》中有关记载的分析,文章考证了历史上的左慈,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三国演义》中左慈文学形象的塑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