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户贫困及其影响因素的微观考察——基于湖北16个地市州农户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在精准扶贫的大背景下,科学地识别贫困人口特征显得尤为重要。本文基于2016年湖北省扶贫办在16个地市州开展的大规模脱贫攻坚督查活动得到的问卷数据,建立Logit回归模型,从户主特征、家庭基本状况、家庭收入状况等三类关乎生计层面的微观视角出发,对影响农户贫困的因素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关乎生计层面的微观因素是影响农户贫困的决定性因素。其中,户主性别、学历水平、劳动力个数、16岁以下未成年人个数、家庭成员健康状况、家庭居住状况以及外出务工收入作为家庭主要收入来源等因素对农户贫困具有显著性影响。而户主学历水平、劳动力个数以及外出务工收入作为家庭主要收入来源的估计系数为负,说明户主学历越高、劳动力越多和务工收入作为家庭主要收入来源的家庭越不容易陷入贫困。     

资源禀赋对山区农户贫困脆弱性的影响

基于秦巴山区40个村庄638户农户的调查数据,在对农户的贫困脆弱性水平测度的基础上,运用分层线性模型实证分析了资源禀赋对农户贫困脆弱性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秦巴山区农户的脆弱发生率显著高于贫困发生率;人力资本、物质资产、金融资产和社会资本都会显著降低农户贫困脆弱性的发生率,自然资产对农户脆弱性的影响为负;村庄外出务工比重、清洁用水比重等都会降低农户脆弱性;村庄经济发展水平和公共基础设施水平会促进家庭人力资本和金融资产对脆弱性的缓解作用,但对社会资本降低脆弱性的作用会产生反向影响。     

土地流转能够降低农户相对贫困脆弱性吗？——基于CFPS微观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基于DFID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的理论分析表明,土地流转引致农户生计资本禀赋的变化是降低农户相对贫困脆弱性的基础和引擎。采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四期微观面板数据,实证检验土地流转对农户相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及其异质性,结果表明：土地流转能够显著降低农户相对贫困脆弱性;土地转入对中部地区农户、低收入组农户以及年老男性户主农户相对贫困脆弱性的负向影响显著;土地转出则显著降低了西部地区农户、低收入组农户和年轻户主农户的相对贫困脆弱性。     

外出务工、性别差异对耕地撂荒的影响

使用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数据，从家庭内部分工视角出发，分析性别差异下劳动力转移的行为经济学含义，进而探讨外出务工对耕地撂荒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劳动力外出务工显著增加了农户耕地撂荒行为；相较于男性外出务工而言，女性外出务工对耕地撂荒行为具有更明显的影响；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社会化服务能够降低劳动力外出务工农户耕地撂荒概率，但女性劳动力外出务工后农户对社会化服务的采纳意愿较低。进一步地，在引入家庭总收入作为调节变量后，女性外出务工对耕地撂荒的正向影响增强。     

农业机械应用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影响——基于CLDS数据的分析

基于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CLDS),运用工具变量法实证分析农业机械应用对农村劳动力非农转移的影响.结果表明:农业机械应用对非农就业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农业机械应用水平越高,农户家庭劳动力从事非农就业的可能性越大,非农就业人数比例越高,不考虑内生性问题将低估农业机械应用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影响.进一步的机制分析显示,农业机械应用通过减少单位土地农业劳动力投入与改善农户健康状况来促进农户家庭劳动力非农转移.此外,户主年龄对农户家庭劳动力非农转移有倒"U"型影响;户主文化程度为高中、大专、本科以及户主健康状况和村庄交通状况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而劳均耕地面积与是否获得农业补贴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具有显著负向影响.政府部门应多措并举强化政策支持力度,不断提高中国农业机械化水平,以进一步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     

农户家庭劳动力进城务工行为的影响因素分析

采用河南省农村住户问卷调查资料,运用二进制Probit回归方法,分析了农户家庭劳动力进城务工的影响因素。结果显示:家庭劳动力数量、家庭经营承包耕地数量、家庭户主性别和政治特征在统计上显著影响着农户家庭劳动力的进城务工行为;但是家庭户主的文化程度对家庭劳动力进城务工却呈负方向影响,并且除中专文化水平以外,其他受教育水平对家庭劳动力进城打工概率的影响在统计上检验均不显著。     

社会资本、风险抵御与农村女户主家庭贫困脆弱性的研究——基于CFPS数据的实证分析北大核心CSSCI

2020年底中国将实现全面脱贫,特殊困难群体的持续性脱贫问题成为新的关注点。为此,本文以贫困脆弱性作为衡量特殊困难群体长效稳定脱贫的指标,并借鉴可持续生计模型,构建社会资本对贫困脆弱性影响的分析框架。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在测算中西部农村家庭贫困脆弱性的基础上,实证研究社会资本对贫困脆弱性的作用机制。结果显示:相较于男户主家庭,女户主家庭持有的生计资本较少,其贫困脆弱性程度更高。内部生计资本中的金融资本体现了家庭的风险抵御能力,直接显著地影响家庭贫困脆弱性。社会资本作为一种外部资本,可以提高家庭风险抵御能力,进而对降低贫困脆弱性产生积极影响。在风险抵御上,女户主家庭主要依靠强关系进行非正规借贷,而男户主家庭主要依靠弱关系进行正规借贷以抵御风险冲击。研究还表明,女户主家庭的贫困脆弱性也会受到重大事件、政府补助金额等因素的影响。因此,政府应当关注女性或女户主家庭的贫困脆弱性问题,短期可加大对贫困脆弱女户主家庭的救助力度;长期可从增加社会资本的角度为其制定长效脱贫政策,如有针对性地引导社会组织和社区为女户主家庭提供支持。     

社会网络对农村家庭相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

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8年数据,实证检验了社会网络对农村家庭相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并进一步运用倾向得分匹配法(PSM)、工具变量法(IV)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显示:社会网络能显著降低农村家庭的相对贫困脆弱性。异质性分析发现,社会网络对中部地区农户家庭相对贫困脆弱性的负向影响最大。机制检验发现,劳动力迁移是社会网络影响农户家庭相对贫困脆弱性的重要机制。     

基于分位数和OLS回归的农户家庭收入的影响因素分析

利用甘肃省的333份农户调查问卷,通过OLS回归法和分位数回归法,从外部环境和农户资源禀赋两方面分析影响农户家庭收入的相关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同一影响因素对不同收入水平的影响程度是不一样的;户主性别、家庭人口规模和劳动力负担系数对农民收入有着显著的影响,特别是对中低收入的农户;而职业培训和劳动力受教育程度只对中等以上收入的农户才会产生增收效益;耕地面积的增加会提高农户收入,但在农户家庭耕地面积偏小的情况下,农作物种植种类的多样化会对农民收入的提高产生抑制作用;亲戚朋友的数量只会对中等收入的农户家庭产生显著的影响;户籍制度和惠农政策对农民收入的提高效果显著,特别是对中低收入的农户;从事非农业生产活动和提高家庭外出务工的人员比例能有效地提高农户家庭收入水平。     

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农户贫困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湖北恩施州龙凤镇的调查

基于恩施州龙凤镇的调查数据,运用Logistic模型探讨了影响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农户贫困与否的主要因素。研究发现：第一,在现行的划分标准下,受访地区高达27.83%的农户家庭仍处于贫困状态。第二,户主层面,性别为女、文化程度低、兼业时间短的农户家庭处于贫困的可能性更大;家庭基本特征层面,耕地面积少的农户家庭更容易陷入到贫困状态;家庭生命周期层面,拥有的未成年子女数量少、遭受过重大疾病或伤残的农户,其家庭贫困的可能性更大。第三,户主年龄、交通通达度、是否参与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劳动力数量、是否拥有在读大学生等5个变量均不是影响农户家庭贫困与否的关键性因素。最后基于研究结论提出促进连片特困地区农户早日脱贫的建议。     

种稻农户劳动力就业非农化行为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江西26县32乡镇1058样本农户的实证调查

以江西省为例,在江西26县32乡镇32村1058户农户抽样调查的基础上,应用二元定距相关分析法和多元回归分析方法,定量研究粮食主产区农户家庭劳动力就业非农化行为的主要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农户所处村域环境、户主年龄、户主职业、人均耕地面积、家庭务工收入比、农户种粮风险认知、种粮预期收益评价等因素对农户家庭劳动力就业非农化行为均有不同程度和不同方向的影响,其中家庭务工收入比的正向作用最大,种稻收益预期的反向作用最大。同时在理论与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因地制宜地引导农户适度规模经营、鼓励青年农民发展粮食生产、完善农业扶持政策等政策建议。     

农户贫困脆弱性与人力资本特征

利用2016年秦巴山区680个农户的调查数据,对农户贫困脆弱性和人力资本特征进行了分析,运用OLS模型和分位数回归方法分析了人力资本对农户收入水平和脆弱性的影响。结果显示:脆弱性农户和非脆弱性农户间的人力资本差异十分显著,比贫困和非贫困农户间的差异更加明显;劳动力健康、受教育年限、工作经验都会显著增加农户的收入水平,降低农户贫困脆弱性程度;工作经验对农户收入水平的影响呈现倒U型特征,受教育年限和工作经验降低农户贫困脆弱性的作用均呈现倒U型特征;劳动力健康对中等收入农户的收入影响最大,随着分位数的提高,劳动力健康对农户脆弱性的作用逐渐增强,受教育年限和工作经验对低收入农户的影响最大,有助于缩小农户收入差距。     

劳动力外出务工对粮食生产商品化的影响研究——基于农户的调研数据

采用农户抽样调查数据,分析劳动力外出务工对不同区域(东部、中部和西部)粮食生产商品化的影响。研究表明,劳动力外出本省务工、外省务工对农户粮食生产半商品化的影响表现出明显的地区差异:劳动力在本省务工、外省务工对西部农户粮食生产半商品化有显著负的影响,对东部和中部农户粮食生产半商品化的影响不显著;打工收入占农户收入的比值、兼业劳动力占农户劳动力的比值都对东部农户粮食生产半商品化有显著负的影响;劳动力外出务工收入对农户粮食生产完全商品化的影响存在区域差别:劳动力外出务工收入在家庭收入中所占比重对西部农户粮食生产完全商品化有显著负的影响,东部和中部劳动力外出务工不会对农户粮食生产完全商品化产生影响。研究还发现,不论是在东部地区,还是在中部和西部地区,人均实际耕地面积对农户粮食生产完全商品化有重要影响。     

农户创业与农村家庭贫困脆弱性

利用2012年、2014年和2016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运用倾向得分匹配法实证分析农户创业对农村家庭贫困脆弱性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农户创业能够显著降低农村家庭未来陷入贫困的可能性,降低了农村家庭贫困脆弱性。农户创业通过提高收入、促进农村区域经济发展和提高自有资本降低了家庭脆弱性。     

社会资本异质性与农村家庭多维贫困

基于甘肃、陕西省农户调查资料,实证分析社会资本总量及其结构对农户多维贫困影响。研究发现,社会资本总量对农户多维贫困具有显著缓解影响。在社会资本的4个维度中,社会信任、社会规范能够显著缓解农户多维贫困状态,而社会声望、社会网络则会显著加剧农户多维贫困状态,反映出社会资本不同构成对农户多维贫困状态的影响具有方向不一致性。此外,户主年龄越大、户主为汉族、户主家庭中男性劳动力更充裕、户主所在村是扶贫移民村的贫困户,其多维贫困缓解更显著;而户主家庭人口规模较大、户主从事农业生产时间较长、户主所在村庄自然灾害越严重,则不利于其多维贫困缓解。     

外出务工经历对农户稻虾共养技术采纳规模的影响研究 ——基于生计资本的中介效应

以安徽、湖南和湖北三省688户稻虾共养技术采纳的农户为研究对象,构建"外出务工经历-生计资本-采纳规模"的理论分析框架,采用中介效应逐步回归法实证分析外出务工经历对农户稻虾共养技术采纳规模的作用机理.结果表明:(1)户主外出务工经历、其他家庭成员外出务工经历显著正向影响农户稻虾共养技术采纳规模.(2)家庭成员外出务工比例与稻虾共养技术采纳规模之间存在"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关系.(3)生计资本变量中,各维度的中介作用存在显著差异,其中,人力资本的中介作用负向显著,社会资本的中介作用正向显著,经济资本的中介作用不显著.基于此,建议引导已返乡务农农户采纳生态农业技术,加大力度出台乡村振兴规划,避免高层次人才流失,鼓励有返乡意愿的回流劳动力再农化,以进一步推广生态农业技术.     

外出务工经历对农户稻虾共养技术采纳规模的影响研究 ——基于生计资本的中介效应

以安徽、湖南和湖北三省688户稻虾共养技术采纳的农户为研究对象,构建"外出务工经历-生计资本-采纳规模"的理论分析框架,采用中介效应逐步回归法实证分析外出务工经历对农户稻虾共养技术采纳规模的作用机理.结果表明:(1)户主外出务工经历、其他家庭成员外出务工经历显著正向影响农户稻虾共养技术采纳规模.(2)家庭成员外出务工比例与稻虾共养技术采纳规模之间存在"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关系.(3)生计资本变量中,各维度的中介作用存在显著差异,其中,人力资本的中介作用负向显著,社会资本的中介作用正向显著,经济资本的中介作用不显著.基于此,建议引导已返乡务农农户采纳生态农业技术,加大力度出台乡村振兴规划,避免高层次人才流失,鼓励有返乡意愿的回流劳动力再农化,以进一步推广生态农业技术.     

农地流转意愿决定因素分析

基于安徽省农户调查数据,运用Logistic模型,分析影响农地流转意愿的主要因素。实证结果表明:农民市民化意愿是影响农地流转意愿的第一大因素,而农民城市生活感知是仅次于户主文化水平的第三大影响因素,家庭劳动力负担率与农地流转意愿呈显著的负相关。此外年龄、家庭人口数、外出务工率和农户类型对农地流转意愿没有显著影响。基于研究结论,提出加大对农民的人力资本投资,推进户籍制度改革,转变城市社保差别化供给机制,对进城农民"放权让利"等政策建议。     

山西农村贫困脆弱性的分解和原因研究

目前对于贫困的研究,已从收入贫困发展到能力贫困和权利贫困,贫困的脆弱性是权利贫困的重要内容之一。国内对于贫困脆弱性的研究很少,对于山西省农村贫困脆弱性的研究更是空白。文章运用低期望效用脆弱性(Vulnerability as Low Expected Utility)方法,对山西农村贫困的脆弱性进行估计和分解,并对影响脆弱性的因素进行了计量检验。结果表明:山西农户贫困的脆弱性为0.3148,即在目前资源分配方式下,农户的效用比消除了不平等和完全规避风险后的情况下降低了31.48%。其中,由于贫困带来的脆弱性为0.1143。在影响农户贫困的脆弱性的因素中,体弱多病者占家庭人口的比例、家庭劳动力最高文化程度、当年是否有重大事件发生等是最主要的因素。     

数字金融与农户贫困脆弱性——基于CHFS数据的研究

在后扶贫时代,降低农户贫困脆弱性对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防止返贫至关重要。文章基于2017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微观数据,运用Tobit回归模型和工具变量法探讨了数字金融对农户贫困脆弱性的影响,以及金融素养在其中发挥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数字金融能够有效降低农户贫困脆弱性,且稳健性检验结果证实了这一结论的可靠性;金融素养的提高有助于强化数字金融对农户贫困脆弱性的降低作用。此外,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金融对低收入、高受教育程度以及西部地区农户贫困脆弱性的降低作用更大。文章的研究结论能对我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推进数字金融发展提供重要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