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产权的股票价格与股市发展问题研究

笔者以产权分析为前提,研究了我国股票价格、股票市场发展及制度演变过程.指出,股票是权利的集合体,股票理论价格是股票权力集的价值总和,是权力博弈均衡的结果,而股票交易价格只体现股东权力集价值.其中权力分割、交易和再分配特性决定了股权动态均衡特征、股市起源和制度演进.     

我国农村宅基地产权排他性问题探析

产权是关于稀缺资源利用的权利行为规则安排,它受到社会权利行为能力结构的制约.而产权制度改革关键是做好排他性权利的界限,因为它是实现制度效率的首要条件.现行农村宅基地产权呈弱排他性,即:其占有权、使用权、处分权和收益权都表现出排他性不足问题.完善农村宅基地产权制度,必须明确指导思想和改革路径,全面消除农村宅基地束性产权的非排他性,着力完善农村宅基地所有权制度,重构物权性农村宅基地产权结构.     

论利益、权利、权力及其关系人类经济活动基础的辩证分析

认为生理和心理需求决定人的利益。在现实中,人们因物质的失衡性而具有占据或攫取财富的动机,社会秩序是人类和平稳定地生活的保障,社会秩序所界定的人与物之间的利益关系就是权利。权力系统界定、维持及改变社会秩序,权力系统运行效果直接影响社会经济发展的效率。权力与权力之间、权利与权力之间及权利与权利之间存在交易     

从供需均衡与效用选择角度探讨法制利益的形成机制

法制利益是权利的外化标志,而权利是法制利益的高度抽象.权利资源的有限性和利益主体对权力资源需求的无限性必然会引发利益冲突,当二者达到均衡时,产生法制均衡一良法.而这种法制均衡的精髓在于:法律制度的严苛程度是由权利的丰富程度的供给和需求两个因素共同决定的,而法律制度就犹如商品市场中的价格信号,是社会生活中多重利益主体理性博弈的均衡浮标.     

司法审查为何运行不畅,行政诉讼如何走出困境--从权力(权利)制约角度分析司法审查陷入困境的症结与对策

中国的司法审查制度在实践中运行不畅,其症结就在于司法审查所要求的权力分工与制约无法实现,权利与权利及权力与权力不对等、不平衡(即权力结构不均衡),没有市民社会里的社会权力制约国家权力.因此培育成熟的市民社会,健全党对司法审查工作领导的方式;完善利益分配机制,消除行政权对司法权的非正当控制,等等,则不能不是我们走出司法审查困境的可取对策.     

利益·权力结构·制度变迁--关于当前行政改革难点的新制度经济学解说

行政改革本质上是一次对权力和权利进行重新界定的制度变迁过程 ,在更深层的意义上 ,它是一个利益关系变动过程。制度变迁的初始条件及“路径依赖”决定了当前中国行政改革具有渐进性、过渡性及滞后性特征 ,改革的难点是行政权力的重新界定与规范运行 ,这是一种“非帕雷托改变” ,必然改变原有的利益分配格局 ,由此而产生的“摩擦成本”使改革更显复杂     

中国高科技风险投资制度选择的理论分析

资本引发和决定了企业中不同参与者即资本所有者、经营者和劳动者的权力地位和利益分配方式的不同。为此 ,可把资本视为这种权力和利益关系的内在逻辑即权力和利益关系的内在联系方式。因而 ,以资本为逻辑的企业制度 ,权力派生于资本 ,利益归属于资本所有者。以此为理论依据 ,比较分析我国高科技风险投资现有企业制度模式 ,进而分析我国高科技风险投资选择何种企业制度模式及其约束条件和对策 ,更加有利于我国高科技产业化的形成和发展     

物权变动模式的经济分析

物权变动的实质是权利的交易,物权公示对提高交易安全起着积极的作用,但往往又不利于便捷交易。公示是否应该成为物权变动的构成要件,关键取决于公示所带来的成本与收益的比较,即对交易安全与交易便捷的成本与收益的权衡,以及对公示外部性的考察。从立法的社会收益最大化出发,不动产、动产、用益物权和担保物权等几种主要物权各自的经济社会属性,决定了各自最佳的物权变动模式。     

探寻信访与法治的可能路径

“信访洪峰”是我国在经济社会转型期民主与法治建设滞后、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滞后、社会利益协调机制构架滞后的集中体现。信访制度改革应同整个宏观体制改革结合起来,从我国实际出发,以法治为核心实行渐进性的制度创新。文章在分析信访制度性质的基础上,认为转型期信访制度的功能应定位在利益表达、纠纷化解和权利救济上,按照党政、人大、司法的机构性质和基本定位,重整信访的组织体系和权力结构,探索信访与法治契合的可能路径,形成三位一体、各司其职的信访新格局。     

组织创新、权力重组与转型期信访制度改革

“信访洪峰”是我国在经济社会转型期民主与法治建设滞后、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滞后、社会利益协调机制构架滞后的集中体现,信访制度改革应同整个宏观体制改革结合起来,从我国实际出发,以法治为核心实行渐进性的制度创新。文章在分析信访制度的性质的基础上,认为转型期信访制度的功能应定位在利益表达、纠纷化解和权利救济上,按照党政、人大、司法的机构性质和基本定位,重整信访的组织体系和权力结构,探索信访与法治契合的可能路径,形成三位一体、各司其职的信访新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