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点事件中危机边界的生成逻辑与治理路径

危机边界指区隔公共危机中利益、权利与权力关系的隐形规定,产生于风险社会情境下群体或组织的互动与博弈。现代化进程中风险的多元与异化是主体间互动与博弈失衡的重要诱因,其导致焦点事件爆发,推动政策窗口出现。而焦点事件爆发引发的社会秩序与规范的紊乱并非毫无逻辑,群体、组织或结构之间围绕利益、权利与权力展开的对抗常常借助制度、舆论实现诉求表达,从而引发边界的不断动荡、分化与重构,导致利益、权利与权力边界内涵处于混沌或失序状态。我们可以基于利益边界、权利边界和权力边界构建公共危机边界模型,并应依据焦点事件中抗争主体涉及的边界维度有针对性地提出治理策略。其中牵涉的边界类型越多元,风险等级越高,越需完善公共危机管理的政策回应机制。     

制度与腐败、反腐败的相关性分析

制度是约束人和组织行为的规则(系统).社会是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为保证人际关系的协调与合作即社会秩序,需要设立规则(系统)即制度来约束人的行为.腐败是破坏社会秩序和践踏他人权利的行为和结果,因此需要通过建立和执行制度来防治腐败.     

权力与权利的界说

权力与权利的观念自古有之,而中西方对这两个概念的种种界定始终存在分歧。权力是对他人的行为及社会关系所可能发生的影响力,具有法定性,而不必然具有强制性。权利是自由、利益、正义,是道德上的正确性。权利是权力的根据和基础。权利与权力相互依存,相互渗透,又相互区别。权力与权利有着共同的上位概念,却没有共同的下位概念,两者像一对“孪生兄弟”,又绝不是“孪生兄弟”。     

从权力本位迈向权利本位

大学治理效能决定了大学治理向现代化递进的成色,其有效性需要在权力—权利的双边互动关系中呈现。中国大学治理呈现由权力本位向权利本位转变的趋势,且治理成效显著。在权力逻辑中,由于大学权力精英治理事实与民主参与价值之间的疏离,需要廓清各行动者权力的边界。在权利逻辑中,大学治理要切实保障利益相关者权利,将这一旨趣确立为界定与规范大学治理的核心机制。基于此种认识,大学治理必须坚持满足人民对高质量教育的需求,以利益相关者权利确立大学治理的根基、以法治凝聚大学治理的共识、以集体行动创造大学治理动力、以质量文化提供大学治理支撑,由此确立大学治理现代化的基点,提升大学治理效能。     

辨析公平、公正、正义的基本含义

在社会结构和社会利益大调整的变革时代。对公平、公正和正义的含义予以再辨析,不仅有一定的理论价值,而且更具有现实意义。公平一般是指对于以利益分配对称为核心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做出的价值评判,合理划分利益是公平的深层本质;公正是“权利（利益）的平等交换”,其核心要求是“不偏不倚、一视同仁”、在同一标准规则下的相同对待;正义的基本内涵是人们各守其位,各司其职,各取所值,做当做之事,得当得之物,其核心意旨是权利和义务、利益和负担、权力和责任之间达到基本的均衡（平衡）。     

在伦理与法理之间:一种古老权利的重新构造——家庭权法律问题初步研究

家庭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细胞,是国家与公民之间联系的桥梁。家庭具有维护家庭成员利益与维持社会秩序的双重功能,家庭权具有“权利”与“权力”的双重属性。个人主义理念盛行,家庭权中“权力性因素”弱化,“权利性因素”彰显,家庭在现代社会遭遇重大挑战。为发挥家庭在现代社会的重大作用,我们需要重新审视家庭权相关法律理论,并以理论为指导,重构适合社会需要的现代家庭法律制度。     

利益·权力结构·制度变迁--关于当前行政改革难点的新制度经济学解说

行政改革本质上是一次对权力和权利进行重新界定的制度变迁过程 ,在更深层的意义上 ,它是一个利益关系变动过程。制度变迁的初始条件及“路径依赖”决定了当前中国行政改革具有渐进性、过渡性及滞后性特征 ,改革的难点是行政权力的重新界定与规范运行 ,这是一种“非帕雷托改变” ,必然改变原有的利益分配格局 ,由此而产生的“摩擦成本”使改革更显复杂     

法律、利益与权利

利益作为推动社会进步的动力,对经济的发展和法律的进步起着巨大的影响乃至决定性的作用,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作为上层建筑的法律对利益又具有能动作用。承认人们的利益,就必须承认人们需要权利。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首先要承认追求利益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并且不能将权利和利益混为一团,只能将权利看作主体为追求利益而可以采取的行为。为了保障公民权利和利益的有效实现,既要以法律规范的方式赋予人们追求利益自主性的权利,也要以法律的方式规范人们参与市场的行为,同时,法律还应协调好公民个人利益、权利与国家权力的关系,并且少数人的权利和利益也应得到法律的保护。     

人类权利行为的制度经济学分析

利益竞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初动力、基本态势和政治经济系统的深层结构.产权即权利问题,社会权利结构与利益结构具有同构性质,社会制度变迁即社会权利结构的转型.市场和企业同是权利交易的场所,权力和权利的争斗属于权利者之间的交易,权力交易是权利交易的变异形态.制度是权利运行模式,决定制度背后的因素是权利行为能力.企业和国家制度演进性质即为权利结构变动,非对等权利行为能力是其演进的内在逻辑动力.权利制度决定经济绩效,权利均衡决定于资源禀赋结构的平衡,任何组织的分散而均衡性权利结构变动的目的在于获得更高的适应性效率.     

权力主体与权利主体的利益冲突及其规制——以强拆为例

当前强拆事件中的公众与政府执法人员的暴力冲突,体现了权力主体与权利主体之间的利益矛盾。由于政治权力本身具有扩张性,而权力主体在运用权力时又缺乏有效的社会监督,以及权利主体自身权利意识与维权能力的缺乏,使得权力主体隐性逐利而侵犯到了公众的合法权益。为此,必须不断通过法治教育以强化社会成员的权利意识,通过完善制度法规来规范权力主体的权力运用,以确保权利主体合法利益的实现。     

公有制经济中的产权:初步分析

产权是界定经济活动中人与人之间利益边界的行为规则。明确界定的产权可以促使经济资源得到有效的利用。以否定财产占有关系为追求的公有制经济,在其初级阶段仍然需要利用产权的方式来保护集体和个人的经济利益。现行公有制经济的缺点是其内部契约中有关财产运营的权利没有清晰界定,需要从调整内部组织制度和建立激励机制两方面进行改革。     

论法院调解的诚信原则

诚实信用原则不仅是各国民法公认的”帝王条款”,而且随着其内涵和适用范围的不断丰富和扩大,已成为一项涵盖公、私法域的世界性法律原则。在法院调解中确立诚信原则对于平衡当事人之间以及当事人与社会之间的利益、减少交易成本和维持良好社会秩序等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法院调解中的诚信原则应包括禁止滥用权利或权力、禁止反悔和矛盾举动、不得违反真实义务以及认真履行保密义务等方面的内容。     

论现代立法中的利益平衡机制

现代立法以权利与义务为利益调整机制。在这一调整机制中,权利与义务的平衡模式为其核心。而在权利与义务的平衡模式中具体又体现为权利与义务、权利与权力、权利与权利、权利与责任、权力与义务、权力与权力、权力与责任、义务与义务、义务与责任的具体平衡。     

自主程度治理指数构建与绩效关系实证分析

文章构建了公司治理系统逻辑关系框架。公司治理系统的逻辑起点是个人的自由意志，并且依次展开形成治理系统逻辑体系，这是首创的分析框架。个人具有自由意志，能够自由自主与环境相互作用，从而形成相应态度，态度决定行为，行为培养能力，凭借能力可以支配资源，能力和资源共同形成权力，权力支配利益形成权利，权利体系构成治理系统，并产生相应治理绩效。文章构建了自主程度治理指数。结合国内外指数构建方法，在构建公司治理系统逻辑关系框架基础上，确立指数构建的原理依据，根据各利益相关者的权利地位大小，首次构建了自主程度治理指数，用来衡量公司各利益相关者的自主程度，并分析自主程度高低与绩效之间关系，从而检验从逻辑关系框架推导出的结论是否符合现实。文章构建了权利关系量化分析新方法。能力支配资源形成权力，权力支配利益形成权利。而能力包含于人力资源中，人力资源加物质资源可代表权利，因而可以从"投入资源"衡量权利的形成。权利投入科层或市场之中获得控制权，因而可从"控制权的行使"衡量权利的实施。"获取的收益"代表权利实施的结果。综合而言，权利关系包括三部分：权利的形成、权利的实施、权利实施的结果。文章实证分析指标也是从这三个部分选取相应指标而测量权利关系的。文章实证分析了自主程度与治理绩效之间的关系。首次运用动态面板模型将自主程度分析与绩效分析联系起来估计，实证结果表明，各利益相关者自主程度越高，公司治理绩效越好，有较为明显的正向关联。文章的主要创新之处在于：从个人相互作用角度分析公司治理系统。个人与个人相互作用，形成个人的整合体，公司治理中的个人整合体就是各个利益相关者，并从利益相关者角度构建指数，是从利益主体角度而不是普遍采用的机制角度构建指数，因为机制也是个人与个人相互作用形成的。自主程度指数是一种全新的指数，与国内外文献相关指数，比如合规指数等，意义不同。建立了权利关系量化分析新方法。自主程度治理指数通过权利大小来衡量，选取了权利指标的三个部分构成——投入的资源、控制权的行使、获取的收益，这是量化分析自主程度的关键一步。首次将自主程度分析与绩效分析联系起来，并且采用了动态面板模型来分析。     

特别权力关系理论的变迁对我国高等教育行政法制建设的启示

特别权力关系理论滥觞于德国,用于解释包括官吏与国家之间、学校与学生之间等特别权力法律关系.二次世界大战后几经修正,以迎合民主、法治及人权思潮的兴起.特别权力关系理论对于完善我国高等教育行政法制建设具有积极借鉴意义.一是彰显维护人性尊严及保障基本权利之法律价值;二是科学合理界定高校自主管理权;三是厘清大学生享有的权利类型;四是构建完善的高等教育行政救济制度.     

转轨时期：依赖于制度的完善，依赖于市场化竞争的加深

袁方、姜汝祥在《北大为证》一书中说,目前社会道德风气的恶化与国家公职人员的腐败、收入分配不公、社会秩序混乱以及家族力量死灰复燃、干部和群众关系紧张等等都有关。 所有这一切并不是市场化改革带来的,而恰恰是产权界定和利益关系模糊,现有人事户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住房医疗制度等改革的程度很有限,改革的市场化程度还不够等原因造成的。当个人已经开始追求新的利益,但社会没有发展出新的利益整合渠道;当人与人之间出现了新的利益矛盾,但是社会没有创造出新的调解组织;当社会各阶层之间出现了新的冲突,但是社会没有发展…     

税收正义视阈下中国当代税制改革的伦理反思

中国当代税制改革完善了税制结构,大大增加了国家财政收入,但是由于没有在道德层面处理好个人权利与国家权力以及公共利益之间的关系,以致在税制改革过程中表现出诸多道德方面的偏颇：重经济利益、轻道德价值;重效益、轻公平;重税收义务,轻税收权利。中国未来的税制改革应当以税收正义为目标,实现个人权利与国家权力以及公共利益之间的平衡与统一。     

权利边界、冲突及其衡平

权利内在逻辑上交叉重叠,使得在义务不确定、权利边界模糊之处易发生权利冲突,集中表现为社会主体应有权利与国家政治权力的冲突、个人权利与社会利益的冲突。因此,要以不危及政治的有效性和合法性、不损害社会公正、不影响社会协调等导向确定权利边界,并将权利冲突控制并衡平在合法、合理、适当的边界内。     

权力与权利关系中的政党作用论析

在权力和权利关系框架中,人民主权理论有三种思想传统：洛克的以权利约束权力的古典自由主义传统,卢梭的权力与权利一体化的平民激进主义传统;十九世纪后,又产生了权力与权利统一于阶级利益基础上的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虽然它们在阶级本质上有着根本区别,却都需面对一个共同的课题：如何实现政治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的顺畅转化。这本质上是人民拥有的权力如何具体实现的问题。政党政治作为人民主权制度的内在逻辑产物,成为政治权力与公民权利的中介和桥梁,有着具体实现人民主权的工具意义。     

自然资源特许经营许可申请人受益权初论

以行政许可申请人的权利保护为视角,讨论了行政许可申请人受益权的含义,并在此基础上阐述了自然资源特许经营许可申请人受益权的主要特征及我国自然资源特许经营许可申请人受益权保护缺失情况,进而提出首先应当在自然资源特许经营许可制度中设定行政许可申请人受益权,并加以严格的界定和合理的制度设计,以平衡政府权力和个人权益之间的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