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不确定因素的食品安全问题频发的伦理分析

不良食品生产行为给社会带来的危害应由食品生产者及相关的政府职能部门负担起相应的伦理及法律责任。政府职能部门责任伦理意识缺失、消费者生命健康意识淡薄及社会道德监督机制缺失,造成了政府监管、公众安全认知、食品生产行业的道德与法律风险等方面的不确定性,成为食品安全事故频发的深层根源。只有通过健全食品安全监管制度、建构政府信用问责机制,提高政府监管者的责任伦理素养,培养公众的生命健康意识和食品安全问题防范意识,建立食品供应链道德信用跟踪系统,才能真正解决食品安全问题。     

食品安全监管：行业维度下的自律分析

＂政府监管为主,行业自律为辅＂是我国现行《食品安全法》所架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制。为真正落实《食品安全法》就监管体制所做的安排,需要从制度上强化食品行业组织的自治功能,完善食品行业自律监管机制,从而真正实现以行业自律监管弥补政府监管失灵的预期功能,提升食品安全监管的整体效率,并推动食品安全立法目标的实现。     

食品安全问题存在原因及应对策略研究

从三方面分析了食品安全问题存在原因.社会公众对食品安全问题的容忍度过高;部分食品企业伦理道德缺失,片面追求发展快速而忽视食品安全;一些消费者的消费文化不完善和我国法律的缺陷和监管机制不完善等.针对这些原因,建议对食品安全问题“零容忍”;培育食品企业的伦理道德;提高消费者的消费文化;完善国家法律体系和加大食品安全的监管力度等.认为人民满意是完善法律和提高监管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论我国食品安全治理中行业协会自律机制的优化

食品安全“社会共治”的最终实现离不开行业自律、政府监管和社会监督,而我国食品行业协会在应对食品安全问题时却表现消极,难以满足“社会共治”的要求。基于合法性理论与角色冲突理论可从内外两个观测视角揭示食品行业协会自律机制运行失效的核心问题。即:对“官方认同”的过分追求挤压了协会对“社会认同”的重视程度,“社会认同”难以直接影响协会的行为决策。破局的关键在于借由具有强制力的法律规范的介入来完成外部监督与内部治理机制的同步变革。具体而言,一方面,需要进一步落实食品行业协会的去行政化改革,明确行政权力的权限以及政府对协会的支持义务;以自律规则的供给、执行、监督及追责机制的建设为重点完善协会的内部自律机制;以消费者沟通平台、社会公众举报平台及举报机制、食安事件强制回应制度的建设为抓手,强化食品行业协会自律行为的社会监督机制。通过重塑食品行业自律的外部环境来保障行业自律的规范运行。另一方面,需要通过提升服务水平,加强行业代表性,优化内部激励等措施,提高食品行业协会的公信力,通过行业自律内部环境的优化来提高食品行业自律的质与效。     

公共治理理论：食品安全治理的新视角

从目前食品安全中存在的问题出发，指出市场机制和政府机制都有可能在治理食品安全时失败，而食品安全治理是一个政府、市场、社会通过某种“制度安排”对食品安全实施“共同治理”，从而保证消费者获得他们期望的安全食品的过程。因此，将食品安全问题引入公共治理分析范式，提出政府、食品生产企业、第三部门等组织间互动协调来实现对食品安全的治理，并构建了新型的食品安全政策体系。     

论食品安全治理中的公众参与

食品安全治理问题本质上是社会公益问题,需要社会公众的有序参与。食品生产经营企业也是公众的一部分,在食品安全治理中亦要发挥主体作用。社会公众参与食品安全治理需要政府采取行政委托、行政指导、行政契约、行政奖励等方式,以达到食品安全监管良性循环之目的。同时,政府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保障食品安全治理公众参与的有效实现。     

食品安全市场监管的制度经济学分析

食品安全是社会公共安全的重要部分.它既具有经济属性,又具有公共属性.强化政府主导下的市场监管成为食品安全的重要保障.监管职能的分散、监管职责的不明晰,容易产生食品安全市场监管领域的"反公用地悲剧";同时政府作为监管主体,具有"经济人"特性,必然出现政府监管失灵、低效问题,导致政府供给公共产品的社会成本增加.治理食品安全市场监管的失灵,需要整合各种监管资源和力量,培育和支持第三部门参与,加大食品违法成本;同时,建立消费者监管的利益驱动机制,提高消费者监管的动力.     

我国食品企业诚信缺失原因及对策

食品企业的信用缺失是我国食品安全频发的主要威胁.针对我国食品企业诚信缺失的原因,建立有效的食品企业质量安全诚信机制,不仅是构建食品安全监管长效机制的关键,也是协调社会经济稳定发展的重要保证.     

城镇化食品零售市场安全逆向选择防范机制研究

食品零售市场化是社会高度现代化的产物,食品的产业化是国家未来城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食品的安全生产销售与安全防范尤为重要。《食品安全法》制定食品召回制度的意义:一是防患于未然,充分保障消费者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二是体现食品生产经营者是保障食品安全的第一责任人;三是提高政府监管效能,变被动监管为主动督察。该法规定,在问题食品生产经营企业不主动召回的情况下,有关的监管部门可以责令召回,还包括停止经营等制度。但由于食品零售市场管理体制存在制度性的设计缺陷,发展长期滞后,逆向防范选择机制尤为重要。     

我国非营利组织诚信问题成因探讨

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一直是困扰人类社会的难题,非营利组织作为一种社会组织创新,提供了体制上的第三种选择.非营利组织也存在着失灵,利益的驱动、道德的失控、监管的缺失、官员的腐败侵染其组织诚信,作为一种特定类型的社会组织,诚信问题是关系其组织前途发展的核心问题.为此,从道德、自律和他律以及社会信任入手,多角度地分析非营利组织诚信问题的成因,深入认识和理解非营利组织,走出对非营利组织诚信治理的第一步.     

我国食品安全执法体制的反思与完善

食品安全是一个系统工程,它涉及到有关食品安全法律是否完善,涉及到执法者能否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涉及到经营者的道德和自律水平,涉及到社会的监督机制是否完善。但就总体而言,执法不力,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是影响目前中国食品安全问题的症结所在。而在执法环节又涉及两个方面,一是执法机构设置,二是执法的工作机制。回顾中国食品安全执法体制的变迁,反思我国食品安全执法体制过程中执法机构设置和执法的工作机制存在的问题,在此基础上对我国食品安全执法体制的完善提出建议。     

伦理视角下我国危化品企业的社会责任探析

频繁发生的危化品安全事故显示我国危化品企业的安全责任管理亟待加强。基于伦理视角阐释危化品企业的社会责任与道德准则,分析危化品企业社会责任缺失的主要表现和形成原因,并对危化品企业社会责任的各相关测度指标及其影响因子之间的内在作用机制进行了刻画,最后从政府、企业、社会中介和员工等四个层面提出了促进危化品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对策建议。     

个人账户基金委托代理关系中的激励约束机制

个人账户基金投资管理中由于信息不对称产生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使其＂防老＂功能无法实现。为了保证个人账户基金安全性的基础上实现其收益性,需要建立有效的监督管理机制,有必要设计激励约束机制：对投资管理人设立合理的激励系数K,并以最低收益担保值为基准,设立约束机制,通过控制投资管理人的回报来改变其行为,确保委托人和代理人的利益保持一致,防止投资管理人在投资管理过程中因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而损害参保人的利益。     

食品行业的社会责任及其实现——一种社会互构论的研究进路

社会互构论从更宏观的视角阐释了个体与社会、自然等人类生存共同体的二重性关系,它要求食品企业超越简单的经济目标,从更高的社会视角遵守国家法律和企业伦理,践行社会责任。保证食品安全和质量、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是食品行业的主要社会责任。企业社会责任的道德性和法律性并不冲突,它们决定了企业社会责任两种不同的实现方式。强化我国食品行业的社会责任,需要发挥国家执法监管者、立法推进者的作用,也需要发挥消费者、舆论媒体、社会组织等社会力量的监督作用,更需要企业更新理念、创新制度、革新技术,在营销的各个环节做社会责任的践行者。     

食品安全责任激励机制及国外的经验启示

我国当前的食品卫生安全保障工作主要以政府行政与法制监管为主,对企业和公众在食品安全中应承担的责任激励不足,降低了监管的整体效率与效果。本文从政府、企业和公众三方视角,分析食品安全责任的激励机制。总结国外食品安全责任激励机制的实践经验,最后提出对深化我国食品安全治理工作的启示及对策建议。     

论我国公民道德主体性的缺失——基于食品安全的分析维度

食品安全事件当下层出不穷,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在于我国公民道德主体性的缺失。公民因道德主体性缺失造成严重的道德冷漠,转而在一定程度上推动和加剧了食品安全事件的此起彼伏。建构我国公民的道德主体性必须从新时期公民道德社会化体系的有效建构、中西道德文化资源的批判性汲取、公平正义的社会环境塑造方面作出踏实、有效的努力。     

新时期食品安全与卫生教育的社会性思考

在综合分析国内食品安全形势和食品卫生事业管理制度的基础上,探讨食品安全的社会性内涵和新时期食品安全与卫生教育的社会需求,提出现代科技支撑下面向社会的创新教学模式和富有社会性的立体控制建设体系。良好的社会宣教可有效促进食品安全事业的可持续发展,而立体控制制度是新形势下保证食品安全的重要实践环节,体现了科学发展的社会性。     

食品安全共同监管的多主体博弈

通过对食品安全监管过程中政府监管部门、食品行业生产企业和社会组织等主要行动主体进行博弈分析,发现：政府与生产企业的“监管—被监管”关系一直处于变动状态,主要表现为政府增强监管力度,促使生产企业规范生产,保障食品安全监管效果;而高昂的监管成本让政府不得不降低监管概率,从而为生产企业机会主义行为选择提供了空间,导致食品安全事件频发,政府继续增强监管力度。此时,政府选择与社会组织进行合作监管的概率决定了社会组织选择合作的演化稳定结果,影响了食品安全共同监管体系的建立;政府与社会组织在监管过程中的沟通协调成本以及对生产企业的监管力度,需要在多元主体参与的协同共治中不断探索和明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