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社一体化”社区治理新模式

“三社一体化”社区治理模式是指在社区建设中,建立起在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社区居委会指导下,社区、社区社会组织、社工服务站三位一体的社区民主自治体系。“三社一体化”社区治理模式,改进了社区治理方式,“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达到政社合作、依法共治社区的目标,推动社区和谐稳定发展。     

社区公共服务政府与社区的合作治理：现实层面的解读

社区公共服务合作治理是推进政府职能转变的有效路径和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目标的必然选择。在借鉴前人已有的测量指标和结合我国实情的基础上,通过对长沙市社区公共服务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治理的现状进行考察,从居民个体背景特征、上级支持状况、控制状况、沟通和交往状况建立结构方程模型,深入剖析政府与社会组织在社区公共服务治理中的合作关系的影响机理,探讨构建社区社会组织和政府平等合作关系的良性互动机制,以推进社区公共服务合作治理模式的有效开展。     

我国城市社区治理结构研究综述

社区治理结构研究的主要成果集中体现在单位制理论与社区治理结构转型、社区治理结构模式、社区组织网络中的重要关系等方面。围绕社区治理结构,学术界提出三类模式,即强政府、强社会的政府主导型治理模式、社区主导与政府支持的小政府、大社会的社区自治型治理模式、政府推动与社区自治相结合的合作型治理模式。     

中国基层政府与农村社区协同发展论析

农村社区作为一种具有较强认同感的社会生活共同体,承担着联系国家和农村社会的作用.通过对农村社区进行有效治理,中国基层政府在向农村社区居民传输国家方针政策的同时,也可以实现政府行政管理和农村社区自身发展的有效衔接和互构.本文通过对不同时期国家公权体系下的农村社区治理模式进行回顾梳理,对农村社区运行过程中的"治理失灵"、"信任式微""财权弱化"等现实问题进行了积极的反思.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理顺基层政府权责、培育公民文化环境、拓展利益诉求渠道等几种衔接思路,这样有助于中国基层政府与农村社区协同发展体系的构建.     

“撤街强社”:培育社区社会资本的有效途径

社区社会资本是加强我国城市社区建设、发扬基层民主自治的重要基础,它包括社交网络、互惠规范和社会信任三方面,并通过社区治理结构和社区居民的充分参与得以有效积累.“撤街强社”模式作为当前我国社会治理创新的改革举措之一,从权力整合、职能配置与机构重组三方面入手对社区治理模式进行了重构,有效培育了社区社会资本、促进了基层民主自治良性发展,对加快推进我国城市社区治理创新具有重要意义.     

城市社区治理模式的理想型构:合作网络治理

治理的本质特征是公民社会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独立管理或与政府的合作管理,治理体现了国家与公民社会的新型关系.城市社区合作网络治理模式是指在一定地域范围内,政府组织与社区自治组织、第三部门等通过一定的制度安排,采用一定的手段方式,合作管理社区公共事务、提供公共产品,实现社区公共利益的运行机制.城市社区合作网络治理的构建是一个系统工程,它涉及到我国城市基层管理体制、民主政治建设、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供给模式,更涉及到政府与社会二元结构的调整等.     

利益关系网络变迁与社区治理多元模式的形成

内嵌利益关系网络是城市社区结构诸要素关系的基础。计划经济时期,以单位制为载体的管控式利益网络是“单位—街居制”一元模式的社会基础。改革开放以来,社区结构的异质性不断增强,给内嵌利益关系带来明显变化,形塑了多元治理模式。在仍存留单位制社区、老旧社区、公（廉）租房社区和“村改居”社区,政府运用有针对性的利益管控手段,依然维持政府主导的治理模式;在新型商品房社区,政府缺少有效的利益管控抓手,社区治理模式的形成取决于政府、社会和市场在利益博弈中的行动策略和角色,社区治理亦走向协同治理。     

我国城市社区的中国化道路:形成、发展轨迹及走向

城市社区是国家与社会相分离的产物。国家与社会领域合一单位社会形成,领域分离城市社区产生。当前社区治理自治性缺失,社区治理基本上在国家制度安排内运作,社区自治是我国社区治理未来的发展方向,是社区治理的最佳模式。构建社区自治体系的关键在于:合理确定政府行政权力与社区自治权力边界,行政权力要逐步从"越位"领域退出来,释放社区自治权力空间。     

试析社会资本与城市多民族社区治理

城市多民族社区是结构复杂、异质化程度高的特殊社区,以信任、规范和社会网络为主要内容的社会资本能够很好地帮助此类社区提高治理绩效.然而现阶段,由于城市多民族社区同质性社会资本远远多于异质性社会资本,使得社区仍然呈政府"管理"而非社区"治理"的局面.为了顺应社会发展趋势,实现城市多民族社区治理,必须提升社会资本,构建社会资本与社区的良性互动关系,其中关键是促使社区中的同质性社会资本和异质性社会资本相结合并达到均衡.     

论基层治理的组织互动与有效模式——以台湾地区村里组织和社区发展协会的“竞合式治理”为参照

在当前的城乡基层治理过程中,社区组织的功能定位和组织关系是制约基层治理绩效的关键性因素。在我国台湾地区的社区治理过程中,社区的各种组织之间形成了不同类型的互动关系,这种基治理模式就是"竞合式治理"模式。在台湾地区的社区范围内,各种组织之间的良性互动,在增强地方政府相关政策的执行效果和强化政府基础性权力的同时,最大限度地促进了社区中的社会组织的快速成长和社会自治空间的迅速扩展。这对我国大陆的城乡基层社区建设有很大的启示作用,值得我们借鉴。     

行动科学视域下社区治理的行动逻辑及生成路径研究

政府嵌入、社会协同和居民自主治理作为我国社区治理行动的内在变量,三者的关系决定社区治理模式的转换。从理念转向行动是实现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题中之义。借鉴行动科学理论,我们认为中国社区治理经历了三个阶段,国家主导的政府行动阶段、国家引导的社会行动阶段和国家与社会扶持的居民行动阶段。现代社区治理是政府主导、社会协作、居民组织化行动的过程。随着居民自治广度和深度的拓展,居民行动日益成为社区治理的目标和方向。居民行动能够很好地迎合现代社区治理的要求,悄然改变社区治理过程中“居民自治弱”的困局,而理清居民行动逻辑和通过技术赋权激发居民行动就显得至关重要。     

基于“新公共管理运动”的社区治理研究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城市社区逐步由街区制——国家行政全能主义治理模式,逐步转变为社区制——合作主义治理模式,主要表现为治理主体多元化.新公共管理“政府再造”的原则对于“社区再造”同样适用,而且它为社区治理模式提供了可以借鉴的改造战略与工具.     

社区与社会组织合作治理中的利益共享机制——以B街道公益创投项目运行为例

社区与社会组织合作治理作为政府主导下的社会治理创新,在推动社会组织和社区公益事业发展,增强社会力量参与社区治理的能力,满足居民公共服务多样化需求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然而,社区与社会组织合作治理的实际效果并不乐观,核心在于合作主体间未形成利益共享格局.研究B街道公益创投个案,发现合作主体间存在着理念上"不同频、微冲突",行动上"不合作、难合作",以及制度上"不发展、难发展"等问题.要实现社区、社会组织及居民等多元主体的利益共享、良性互动的局面,则需要从理念、主体行动及政策支持等三个维度来构建社区与社会组织合作治理的利益共享机制.     

从“社区治理”到“小区治理”——反思当下社区治理的“合作—共治”模式之一

当下部分学者提出了社区治理的"合作—共治"模式,其宗旨是要构建"政府—社会"协商合作的社区治理体系。但随着"社区治理"向"小区治理"的纵深拓展,"小区治理"过程中出现的以业主大会、业主委员会、物业公司为代表的"市场"主体被忽视,造成了针对其监督的缺失。面对"小区治理"的"失效",以对"社区"和"小区"为不同治理背景的"服务品"提供方式的讨论为基础,必须将市场主体纳入"合作—共治"的社区治理模式,形成"政府—社会—市场"三者多元互动的"合作—监督—共治"的新型"大社区"治理体系。     

社会工作参与公租房社区治理的行动领域、组织模式与路径选择

当前学界在公共租赁住房社区治理研究领域存在空缺。本研究运用社区综合性评估方法,评估了长沙市10个公租房社区的公权力结构和社区管理与服务状况,发现当前公租房社区治理多为行政主导型模式,社区管理与服务存在水平初级化、回应机制不顺、效果欠佳等缺陷。社会工作参与公租房社区治理可从发展社会资本、促进社会包容、培养个人技能三大行动领域介入,构建以任务群体、社区网络、大众教育为核心的社区工作组织模式。参与公租房社区治理的路径可选择为,变政府购买服务机制为政府引导机制,厘清政府和社会在公租房社区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着力解决社工等社会力量对政府的依赖问题。     

亲邻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路径探究

亲邻党建是在党建引领下,通过社区与邻居单位党组织共建,促进资源整合,壮大社会组织数量,参与社区治理的创新模式。当前如何破解亲邻党建在基层社会治理中存在的党建引领作用发挥不明显、社区治理服务水平不高、专业人才队伍缺乏、社区公共服务能力不足和公众参与社区治理途径单一等问题显得至关重要。因此,必须聚焦社区治理的问题,分析亲邻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意义以及探索亲邻党建在社区治理中的新路径,完善社区治理体系,推动社区治理现代化。     

“政府主导”与“村民自主”的农村社区管理模式探析

农村社区建设模式的提出,为解决农村社会发展严重滞后问题和农村治理方式的转变找到了切入点,农村社区建设之路在于发挥政府主导作用的同时,要充分尊重农民在建设自己家园中的主体地位,促进"为民"与"民为"思想的良性互动,实现政府管理与农民自己管理的有机衔接。     

基层政府协同“三社联动”的城市社区治理创新模式研究——以美地社区实践为例

基层政府协同“三社联动”的社区治理创新模式,由基层政府主动发起,以政府购买项目的形式开展治理创新探索.社工机构评估社区需求提供方案,竞争承接项目,在基层政府提供各类资源、协调沟通各方关系之后,进驻社区开展社区服务.专业社工受聘于社会机构,依托专业社工技能,利用社区服务站平台,在“两委”领导之下开展各项社区服务工作.项目合同周期完毕,中立第三方机构接受政府委托,以居民与政府部门为对象,基于项目目标,评估社工机构治理绩效.美地社区治理创新模式的探索意义重大,以基层政府协同推动“三社联动”方式有效地提升了社区治理的绩效,社区民众满意度提升,社区“两委一站”行政工作也获得政府管理部门大力认可.     

制度设置、权力协调与资源分配: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三个基本向度——社区治理的“百步亭经验”研究

城市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制度设置、权力协调与资源分配是实现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三个基本向度。制度设置的现代化不仅要求国家层面加强法制建设,还需要基层社区不断健全"村规民约",形成用制度管人、管事的良好格局;权力协调模式的现代化要求政府适度归还社区治理的权力,实现对非政府治理主体的赋权,改变社区治理中政府权力一家独大的现状;资源分配体系的现代化则要求社区在实现治理资源共享的同时,提高对治理资源的利用效率,使治理成果最大程度地惠及社区居民。社区治理的"百步亭经验"成功地践行了这三个基本向度。     

新冠疫情下的城市社区之治

新冠疫情初期社区防控行动迟缓暴露出我国城市社区参与不足、力量薄弱的问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基层社会治理体制逐渐从以往的"单位制"转向"社区制",尝试走出全能主义国家模式。但在单位制路径依赖和国家强化基层控制的双重影响下,传统单位制并未完全退场,而是通过渗透、吸纳等方式隐性延续,从而形成了中国现行城市社会治理实质上的单位制与社区制并行的模式。"单位制"的隐性延续,使居民、单位、社区三者间的协调机制紊乱、力量分化,社区治理合力难以形成。因此,国家控制力和社区自治力作为决定社会治理形态的关键因素,未来还将在中国的城市持续并行。在社区自治力不足的情况下,如何适当地调整好国家的控制力度,培育社区自治力的适度成长,促进单位制与社区制的良性合作,成为后疫情时代提升城市基层社会治理水平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