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道德理想主义

毛泽东深受儒家传统“内圣外王”理想模式的影响，尽管“内圣”与“外王”的具体内涵不同于传统儒家，但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有着惊人的相似：都注重主体内在的道德修养，突出人的主观能动性，强调改造主观思想世界，并由此导致外在客观世界的改造，即内圣则外王，内圣是外王之本。但这种理论过于理想化，在实践中也一再碰壁。     

从“内圣”到“外王”:儒家人性论反思

"内圣"与"外王"演绎了儒家政治理论和实践的一般逻辑,"内圣"为"外王"预设了前提假定,"外王"则是"内圣"的逻辑推论。较之于西方基督教人性观和康德的人性观,儒家的人性观显然是高调而又乐观的。由于儒家人性观缺乏对人性幽暗面的直视与警醒,一直致力于内在圣贤人格的修成而少有外在制度方面对权力进行防范,这导致了传统中国政治实践中德治和人治观念的盛行,从而难以产生出现代民主法治精神。由于"内圣"与"外王"之间的因果逻辑,新儒家从"老内圣"推出"新外王"的理论努力值得商榷。     

论新儒家在中国现代化追求上的思想"误区"

现代化作为中国发展的目标与归宿,同样也是新儒家的梦想与追求,但是在新儒家的思想范畴内,有不少主张与现代化的实际存在着较大的出入,这主要包括历史使命的偏差定位,"内圣"与"外王"的错位,传统道德当代功效的曲解。     

熊十力“断染成净”说与牟宗三“良知坎陷”说的比较

儒家传统的内圣如何开出科学民主的新外王是现代新儒家的重要理论之一,从熊十力到牟宗三,都对此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但两人的致思进路并不相同。熊十力"断染成净"说借鉴了佛教唯识宗的理论,以性智为体、量智为用,经过纯理智的修养过程,达致"性智全显"的境地,儒家传统的内圣由此开出科学民主的新外王,体现了体用相即的致思进路,这一理论在他自己的哲学体系中是比较圆融的。而牟宗三则另辟蹊径,提出了"良知的自我坎陷"说,认为良知本体需要经过自我的坎陷,才能开显出"纯粹知性",也即是科学和民主,牟宗三的这一理论引起学界较大的争议,多认为这一理论存在着缺陷,其原因就在于牟宗三没有完全继承熊十力的体用相即的方法。     

全球化视域中的儒家内圣外王之道

全球化使得普世价值的本土化和本土经验的普世化问题日益彰显。儒家的内圣外王能否建设现代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制度,是近代以来备受关注的重要问题。相较于西方的理性精神和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儒家的内圣外王始终是统一的,构成儒家丰富的文化资源。其内圣思想不仅是伦理学,更是天道人心的贯通。外王作为内圣的组成部分,有着深刻的内圣依据。这种智慧结构在近代却遭受到严重危机。反思我们的传统文化,儒家从内圣到外王政治考虑,包含着不同于西方民主发展的特质。如果说西方的民主问题实质上是权力的合法性问题,那么儒家内圣外王之道则在于如何给最高权力以限制。我们拥有丰富的内圣和外王资源,理应在合理参照西方资源的基础上,实现传统文化的现代化。     

论“五四”时期李大钊对儒家“内圣外王”思想的扬弃

李大钊早年推崇儒家“内圣外王”思想,希望以儒家的理想人格和良好的国民道德修养改造社会,达到国家强大的目的。新文化运动后,李大钊扬弃了“圣王”思想的奴性消极面,把其积极面和西方民主思想融合,构成了他的新“外王”思想。十月革命后,李大钊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强调经济改造与人的改造的同等重要,把传统“圣王”思想改造成了无产阶级的理想人格。     

论“五四”时期李大钊对儒家“内圣外王”思想的扬弃

李大钊早年推崇儒家“内圣外王”思想,希望以儒家的理想人格和良好的国民道德修养改造社会,达到国家强大的目的。新文化运动后,李大钊扬弃了“圣王”思想的奴性消极面,把其积极面和西方民主思想融合,构成了他的新“外王”思想。十月革命后,李大钊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强调经济改造与人的改造的同等重要,把传统“圣王”思想改造成了无产阶级的理想人格。     

试论康有为的终极关怀

康有为以大同理想作为终极目标,从道德和宗教两个层面同时建构其终极关怀体系,不仅实现了"仁"的本体境界的深化与突破,而且使传统儒学的核心接受了西方现代文明的洗礼,首开近代终极关怀思想之先河,深刻影响了现代新儒家"内圣开出新外王"的终极关怀之路.从这个意义上说,把康有为列为新儒家的先驱或启蒙,似不为过.     

沧浪之水与儒家之道

水作为喻体在儒家思想中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自从孔子以水来喻道起,儒家学者不断地借助水的形象来阐释自己的思想。然而,自孔子之后,儒家发生了分化和变异,孟子以"沧浪之水"对仁的解释更侧重于从人的内在心理说明仁的道德属性,并为后世儒家所继承,最终开出一个"内圣"之道。"内圣"与"外王"共同构成了儒家完整的"道",成为儒家知识分子处世哲学的核心精神。     

先秦儒家之变迁探微

先秦儒家对后世影响深远,从孔子的恢复周礼,以仁释礼,到孟子的"仁政"学说,再到荀子的"隆礼"以至于法;从理想的"内圣外王"到现实中的"内圣"、"外王",再到依附于"外王";还有庙堂上的执着与山野中的逍遥,先秦儒家为即将来临的封建君主专制,准备了充足的润滑剂。     

儒家内圣外王之道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涵养研究

内圣外王是先秦儒家为改变历史上战乱局面提出的修身与治国的理论方案。这一思想在先秦儒家《大学》首章得到系统阐述,三纲八目将道德与政治、修身与治国、身与家国天下形成合内外之道的完整建构,以修身为本,并将人内在德性向外扩展于客观世界中。党的十八大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和践行,儒家内圣外王之道对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可以起到重要辅助作用,不仅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传承文明的源泉活水,更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践行提供内在动力。     

内圣外王之道与儒家文论话语构建的原初向度

内圣外王之道是对儒家理想的表达,其旨在于内足以资修养而外足以经世。“以六艺为养”的儒家从内圣工夫看待“诗”、“礼”、“乐”、“言”,不仅从创作方面为文艺树立了高远的理想,更赋予文艺一种切关存在意义的根源性。从外王事功视野看待“诗”、“礼”、“乐”、“言”,则文艺被纳入制度文化论域当中,对其功能价值的判定也就自然以制度文化建设为准绳,其最终指向便是通过文艺整顿人心、和合天下,造就上下有序、协调和睦的理想社会秩序。不过,内圣与外王之间的存在论断裂也造成儒家文论的结构性冲突。     

天人合一总归“诚”——透析《中庸》的逻辑结构及其天人思想的承前启后

《中庸》虽不像《大学》那样有一个清晰的理论构架,但其前后部分也不像有的学者所说那样矛盾,透析其逻辑结构即可发现,全文呈现出一个以“中”为本体、以“诚”为核心,以“内圣外王”为诉求,以“天人合一”为旨归的思想体系。该文作为一个有机整体是完全可以成立的。其“天人合一”思想正是三代“以德配天”论与汉代“天人感应”论的过渡环节。     

汪曾祺小说创作文化心理的二重性

汪曾棋是一个士大夫式的作家.他在小说创作中对美好人性的自觉追求、对理想人格的讴歌决定于他所接受的以仁为核心的内圣外王的传统士大夫精神和内儒外道的文化心理.这种文化心理一方面使汪曾祺找到了自己的创作题材,另一方面使他的创作表现为对现实的逃遁.     

两宋道学各学派的形成及其对儒学的贡献

北宋时期,经过周敦颐、邵雍和张载的铺垫,程颐、程颢在与王安石新学的互动中初步勾勒出早期道学的轮廓,南宋的朱熹、陆九渊等人进一步将道学推向了高潮.两宋道学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内圣之学,并将内圣作为外王之本,进一步致力于实现外王的理想,从而为儒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丁文江与"好政府主义"

20世纪20年代,面对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深受儒家"内圣外王"传统思想影响的丁文江,从其"少数人"努力的英雄史观、唯科学主义的信念和实用主义的政治观出发,积极提倡"好政府主义".丁后来出任淞沪总办和提出"新式独裁"论,是其"好政府主义"政治理念的实践和延伸.从20年代特定的历史条件来看,丁文江倡导的"好政府主义"具有一定的进步作用和历史的合理性.     

儒家理想人格及其现代转化

先秦儒家几位代表人物对理想人格的论述体现了“内圣外王”的社会理想。在对理想人格的建构中他们强调道德价值的合理性和主体人格的独立性。不管在社会历史事实中,还是在理论建构上,此种理想人格都不同程度地暴露出实践性品格的缺失,直接导致在传统社会的绝大部分时间里,“内圣”与“外王”的分离。现代社会,知识分子应进行思维转换以实现“内圣”与“外王”的当代结合。     

“内圣外王之道”的衍化

先秦道、儒学术,其宗旨俱在讲明“内圣外王之道”。“内圣外王之道”主要针对最高统治者立论,其基本义为由圣而王,即统治者以德性修养为出发点,凭借自身“圣”之德力悦服、取信于人,进而“王”天下。究其历史文化渊源,实本原于上古“竞于道德”之原始民主政治。以其陈义高远、缺乏现实可行性,儒家诸子于讲习之余乃以斯道自任,认其为自身之人格理想与人生价值目标,其“外王”内涵亦发生重大变化。秦汉以降,大一统专制治下,“内圣外王”之人生价值渐趋于重内轻外,并最终倾斜于外,其涵义亦世俗化、庸俗化,流失原始儒家的崇高性。宋元以来,《大学》成为科考教材,借助科考的影响力,经由举子童蒙的诵习,“内圣外王之道”为一般社会民众所熟知、认同,进而泛化为社会各职事阶层普遍之人生理想。     

从王阳明诗一首看阳明心学的谱系观

王阳明创立的心学学说在儒学正统性上一直存在争议.通过《别诸生》这首诗,王阳明表达了心学在谱系上与正统儒学一脉相承的观点。一方面,在儒学学说演变史上,他倡导回复理学兴盛之前本已存在的于儒学学说中的"心性"观:另一方面,王阳明提出了与正统儒学"修己治人"目标相一致的实践方法。王阳明之所以强调他的学说与儒学正统一脉相承的关系,在于使其学说本身更具有完整性并具有可信性和说服力。     

我国保险经纪人的现状及对策

我国保险经纪人的发展刚刚起步 ,还有很大的阻力和自身的不足 ;但同时我国的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经济全球一体化的浪潮 ,又给我国的保险市场特别是保险经纪人带来了无限的发展空间。因此 ,要采取各种有效措施为保险经纪人的发展创造所需的主客观条件 ,以市场为导向同时加强监管力度 ,使保险经纪人对被保险人、保险人以及市场经济的重要作用得以充分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