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感线逻辑下的网络舆情生发演化机理与治理研究

网络舆情治理是互联网治理的重大难题。本文透过情感视角,提出情感线是贯穿网络舆情生发演化始末的牵引索。网络舆情的生发演化,究其本质是情感动员、情感扩散、情感耦合的作用结果,情感线的异常波动造成舆情系统耦合共振,引发网络舆情事件。网络舆情的治理关键在于情感治理。本文在分析情感与理性二元辨证关系的基础上,提出"以共识筑共情"的治理理念。通过发挥媒体的作用,打造新时代的集体记忆,塑造统一的价值观和认同基础,引导情感主导下的网络社会理性行为重塑。     

论政府应对网络舆情的对策研究

随着网络技术的高速发展,网络舆情发挥的作用日益凸显,并对政府社会管理提出了一个全新的挑战。当前政府在应对网络舆情的过程中仍然面临着治理观念滞后,管理方法不科学;信息公开不及时;法治理念失范,法律条文规制不完善等诸多问题。因此,更新治理观念,树立科学的网络舆情管理方法;及时公开信息,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加强法治建设,净化"网络环境"是不断提升政府应对网络舆情能力的必由之路,也是应对网络舆情的有效方法。     

网络公关视角下政府网络舆情的引导策略

网络舆情的崛起是新时期信息技术革命的发展成果,也是民众舆论监督的有力武器。从政府网络舆情危机的成因及舆情的引导策略进行分析,主张政府应先入为主,以积极的态度及时应对突发事件;健全网络舆情的应对机制;加强网络公关队伍建设;对政府官员进行系统专业的公关培训,提高政府网络公关的能力,即从网络公关的视角探究政府网络舆情的引导策略,极具现实意义。     

大数据时代网络舆情引领与中国精神塑造

中国精神作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构的基础,在大数据时代的网络舆情引领中彰显着引导发展方向、凝聚价值共识、净化舆情环境的重要价值。同时,大数据背景下,网络舆情的传播给中国精神带来一定冲击,主要表现为非理性舆情泛滥下的内涵曲解、虚假舆情高涨下的内容解构、海量舆情滋生下的地位边缘化,进而引发民众对中国精神的认知偏差、认同危机,中国精神在意识形态中地位式微。大数据时代,需通过发挥大数据技术的运用价值,在网络舆情引领中塑造中国精神,为此,应当在主流价值舆论传播中辐射中国精神影响力,在网络舆情理性引导中匡正中国精神认知,在虚假舆情防控中重建中国精神认同,在海量舆情信息排查中夯实中国精神地位。     

网络舆情对建构网络行政问责的建设性意义

网络行政问责是一种新型政治监督形式,网络舆情对于问责方向的指引、机制的形成和完善具有一定的建设性意义。网络舆情不仅是民意的晴雨表,透过舆情可以了解事情的真相、民众的情绪和需求,为政府工作的改进指明方向,还能够促成网络问责机制的形成。在舆情压力的迫使下,政府介入事件的处理,使问责得以生效。网络舆情现象警示政府需要准确定位其职能和角色,改变工作作风和执政思维,加大信息公开的力度和速度,加快网络行政问责机制的制度建设。     

网络舆情治理的风险与应对策略探析

如何在网络舆情治理过程中规避风险,是网络舆情治理研究亟需解决的问题。"以公共权力为主导"是当前我国网络舆情治理机制的主要特征。以公共权力运用的合法性、有效性和外部性三个维度检视当前的网络舆情治理实践,可以发现,我国网络舆情治理面临着合法性不足、治理效力不足和网络渠道阻塞三重风险。这主要源于网络舆情治理法规的完备性、治理主体间的协同性、治理主体行为的规范性等方面还有待提升。对此,应完善以公共权力为主导,多元主体协同的网络舆情治理体系,并将网络舆情治理纳入国家治理体系之中,以体系化力量应对网络舆情治理风险。     

网络舆情危机的生成与应对

随着网络成为重要的大众媒体,网络舆情也迅猛发展,各种影响社会稳定、国家安全的负面舆情也日益增多。如果对这些负面舆情不及时、有效地加以管理与引导,就会形成网络舆论危机,从而影响社会和谐稳定,损害政府公信力和形象,增加政府管理难度。网络舆情危机的形成与政府、网络媒体及网民3方均有关：首先,是同政府与民众之间的信息沟通渠道不畅通、网络舆情管理法律体系不完善、政府应对网络舆情危机的机制不健全有关;其次,是与网络舆情的自由性、快捷性和难控性有关;再次,是与网民参与的主动性、网民舆情的主观性、网民素质的差异性有关。要有效遏制网络舆情危机的产生,首先,政府要加强沟通交流,保障民众话语权;完善网络法制建设,规范网络管理;建立舆情管理机制,有效应对危机舆情;加强舆情应对体系建设。其次,网络媒体应增强危机预警能力、社会责任意识和协调监督作用。最后,网民应将自律与他律统一起来,全面提高自身素质,了解新闻传播知识,增强社会责任意识。     

延迟退休政策问题建构中的网络舆情变迁研究

作为一种特殊的公共政策态度，网络舆情的传播受到了政策沉淀和认知定势的双重影响。在延迟退休政策问题的建构中，网络舆情是在官方行动者观点和声音的“准刺激”以及网民自身对延迟退休问题的错误认知或非理性认知定势的综合影响下形成的。反思后的启示是：人大代表、政府部门及其官员应对网络舆情的周期性变化异常敏感，他们需主动关注网络舆情变迁趋势，提升网络舆情回应的有效性并注意警惕“塔西佗陷阱”，专家学者需密切注意自己的观点经由媒体报道后的传播效应并予以准确表达。     

我国舆情管理研究及相关文献综述

学术界关于"舆情"管理的研究已经渗透到各个领域。从主体看,有以高校、企业及金融机构等为对象的研究;从涉及领域看,有涉诉、涉检、涉警、涉军、涉法等研究;从舆情源看,则主要与突发事件、群体性事件等关键词相联系。"舆情"管理的研究大部分是针对新形势、新环境下的"网络舆情"管理研究,说明"网络舆情"是社会舆情研究的重难点。而针对"网络舆情"的管理主要又从技术层面、社会管理层面、危机管理层面、引导及管理综合视角等几个层面展开研究,技术研究与对策研究有断裂现象,没有实现有效的整合,难以形成舆情应对的全系统体系。     

高校如何应对微博时代的网络舆情

近年来,微博作为一种新媒体形式,正从一个微平台迅速变成大众传媒平台。由于微博具有短、平、快的特点,基于微博传播的网络舆情也呈现出新的特点,公众从信息获得转向互动参与,网络舆情对公共事务和社会稳定的影响日渐深入。大学生是微博的主体,微博一方面为大学生提供了平等交流和彰显个性的平台,另一方面也成为不良情绪和非理性表达的放大器。因此,高校要积极应对,做好微博时代的稳定工作:要理性面对,建立高校官方微博;认真维护,用好高校官方微博;积极引导,培养高校"意见领袖"。     

网络舆情形成与变动中的群体影响分析

互联网的崛起为民众的内隐情绪和态度提供了一个理想的表达途径。与此同时,在网络舆情信息交流过程中,集体心理的存在使网民个体的舆情表达受到群体影响而发生变化甚至扭曲。通过对群体压力、群体极化、集体无意识、群体互动等研究,展示了网络舆情形成和变动中的群体影响力。     

一次“化危为机”的政府网络舆情公关——对会理县“悬浮照”事件的思考

网络舆情是把双刃剑,它既有助于宣泄社会压力、对监督政府工作具有推进作用,但也因指向公权力的热点事件、敏感问题而影响到政府公信力.如何导控网络舆情,化解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危机,提升政府公信力,是网络环境下政府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一是积极、坦诚沟通,及时控制事态;二是引导舆论走向,重建政府信誉;三是吸取事件教训,改进政府工作作风.     

我国网络反腐模式、局限与运行机制创新研究

伴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网络反腐的类型越来越多样化,主要包括官方网络反腐、民间专业网络反腐和大众网络反腐.网络反腐以其传播速度快、参与面广、虚拟隐蔽、成本低廉等特点,成为我国反腐倡廉工作的重要形式,在我国反腐败事业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网络反腐功能的发挥受到信息、网民、政府、程序等多个方面因素的限制,针对网络反腐在实际运行中的局限性,有必要构建反腐联动机制、舆情汲取机制、快速反应机制、舆情监管机制和法律约束机制.     

网络舆情研究现状与发展方向

通过学术文献统计样本分类规则、样本剔除规则和样本统计规范,检索中国知网,得到网络舆情中文学术文献样本1505篇。采用统计归纳法分析,发现中国网络舆情问题提出于2002年,学术研究开始于2005年,在国家科学研究能力体系资助下,形成了6个研究方向和16个研究专题。构建起"界定研究领域,掌握演化规律,把握行为方式,研发技术手段,开展监测监控,实现舆情治理"的学术研究思路。由于重于管理技术研发,轻于演化规律探索,网络舆情治理绩效不张。由于网络舆情本身的性质,网络舆情监控价值有限,构建长久、稳固、可靠的网络安全防线迫在眉睫。提出网络生态概念,提出通过前置式培育,弘扬正生态,抑制负生态。网络生态必将是网络舆情理论研究的学术前沿和网络舆情控管实践的主导方向。     

基层政府应对网络舆情处置策略研究

在当前新形势下,网络舆情已经成为社会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基层政府有关部门在应对网络舆情的问题上,要提高认识、加强领导和沟通;建立网络舆情的监测和应对处置机制;在加强与媒体互动的同时,要加强网络评论队伍的建设,尤其是要发挥"意见领袖"的作用,这样就能从源头上降低和控制负面网络舆情的发生和发展,并正确地引导网络舆情,形成主流舆论强势,从而有效、及时地应对网络舆情。     

网络舆情与社会公平正义式治理研究

当今,随着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互联网为民众交流互动、表达诉求、参政议政提供了新的表达空间,网络作为工作和生活的工具价值不断得到提升,使其在社会中的影响和作用日益彰显。当前,我国正处于全面深化改革和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经济高速发展的背后是社会利益格局的失衡、公平正义的缺失。充分发挥网络舆情的积极作用,进一步通过引导网络舆情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是人民群众利用网络媒体对自身利益的维护,是民众自发形成的民主实践,对加快推进改革步伐具有积极、重要的正向作用。     

“广东陆丰乌坎事件”网络舆情演化研究

广东"乌坎事件"给全国各地处理群体性事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范式,被认为具有重大标本意义。网络作为舆论的重要载体,在"乌坎事件"的舆论形成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乌坎事件"发生发展过程中伴随着舆情的生成-集聚-热议-消亡。这个过程表现为:"刺激性信息"导致热点议题形成,信息控制导致网络舆情进入潜伏期;网民与政府意见对立,舆情持续高涨;政府转变态度积极响应,舆情达到有序;新的信息输入导致舆情达到新的有序,舆情在波动中渐趋平稳。通过对新浪微博中有关"乌坎事件"的原创微博以及国内媒体对于该事件的报道情况的分析,能理清该事件网络舆情形成、演变过程的脉落,勾勒出网络舆情由无序向有序转化的轨迹。     

全媒体时代高校网络舆情治理和引导策略探析

互联网的推广和应用将大众带入全媒体时代，也将高校网络舆情推向更加复杂多变的环境，高校网络舆情治理关乎校园的安全稳定，也关乎大学生对高校声誉的评价、对自身行为的理性认知以及对社会的情感投射。本文以梳理全媒体时代高校网络舆情的基本特征作为逻辑起点，厘清了当前高校网络舆情治理工作中面临的现实挑战，从掌握舆情治理的主动权、遵循舆情回应的基本原则、建立舆情应急处理机制、提升舆情管理队伍的专业素质、提升大学生的网络舆情素养等方面提出高校网络舆情治理和引导策略。     

刍论中国古代舆情收集制度

中国古代舆情收集制度可以大致归纳为采诗观风制度、吏民上书制度、朝议制度和官员巡查制度。采诗观风是一种古老的舆情收集方法,目的是观风察政,通过它可以体察民情,了解民俗,人们也能比较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想法;吏民上书言事也是执政者了解舆情的一个重要方式,其目的是劝谏统治者,具有多种形式;朝议也叫集议,朝议是官员们对政治的议论和对舆情的反映,因而是沟通皇帝与民众舆情的中介;官员巡查则是官方主动收集民间舆情的重要措施,每一种巡查方式都会根据需要探访的不同的舆情信息采取或"明察"或"暗访"的手段。在提倡"以人为本"的今天,对我国古代的舆情制度进行梳理,无疑是对于我国舆情基础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补充。     

边疆民族地区网络舆情传播中的民族因素论析

边疆民族地区网络舆情除了具有网络舆情共有的开放性、交互性、聚焦性、即时性等特点外,还具有反应边疆民族地区特点的民族性、敏感性、政治性和跨境复杂性特征。其中,民族特性是边疆民族地区网络舆情传播的突出特征之一。分析边疆民族地区网络舆情指涉的民族特性,辨析边疆民族地区舆情传播的民族因素及其社会影响,是认识和引导边疆民族地区网络舆情传播的一个新视域。要以边疆民族地区网络舆情传播空间、传播主体、传播客体和舆情消减话语的民族特性作为重要参照,正视"民族特性"对于网络舆情的影响,采取切合民族社会实际的引导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