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理论对我国治理变革的启示

治理理论是当代有关政府和行政改革的前沿课题，该理论对中国的政治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从政治文化的角度，分析中国传统社会的权威体制对当下治理改革的影响，认为治理是由“主体间性”和社会性构成的，要走出当下“中国式”治理的困境与误区，除了公共管理的团体施动者(政府)应当从角色定位、文化属性和组织偏好等方面予以重新建构外，在个体施动者(社会)方面，也应通过构建公民文化，培养公民的参与意识，使公共管理活动获得公民最大限度的认同。     

治理与社会资本问题研究

治理理论作为一种比较理想的政治和社会管理形式,是人们在政治和行政改革中所追求的目标。社会资本理论的勃兴为治理实现问题的研究提供了新思路,社会资本与治理之间存在着结构性依赖和制约的关系。目前,我国的社会资本却出现了异型发展的局面,阻碍了治理的普遍形成。为此,通过转变政府职能、界定政府权力;加强制度整合、推动法治化进程;培育公民社会的公民意识和公共精神以及促进民间组织的健康发展,进而实现社会资本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是当代中国社会资本危机得以消解的根本途径,也是实现治理的重要前提和题中应有之义。     

"善治"视野下构建和谐社会中的政府治理

治理和善治理论的兴起既是全球化时代西方步入后工业社会行政管理变革的现实需要,也是西方传统文化奠基、民主政治制度发展、成熟的市场经济运行和公民社会充分发育的现代结果.尽管善治体现了人类未来政治发展的方向,但缺乏社会发育并处于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的中国尚不具备多元治理的前提条件.当下中国应该在善治理论的观照下,以转变政府职能、提升政府能力为重点,加大政府治理,通过建设透明廉洁政府、服务效能政府、责任权威政府、民主法治政府,健全市场经济体制,培育协作型的公民社会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多中心治理理论对中国公共管理改革的启示

多中心治理理论试图打破传统的以政府为单中心的权力格局,形成多个权力中心组成的社会治理网络,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在总结多中心治理理论的基础上,从公民、社会和政府三个维度分析了该理论对中国公共管理改革的适用性与启示.     

论民间组织的价值

随着当代中国政治与经济改革的推进,以空间为存在前提的民间组织大量繁育。从社会治理的角度审视,中国民间组织的大量繁育无论在法律普遍性的获得、国家与社会价值目标的整合、社会多元利益的整合、限制国家权力和公民权利的滥用、公民文化的形成等理论层面上,还是在政治稳定、经济发展、社会福利、公共管理、社会生活等实践层面上都有利于社会的治理。政府和社会理应从资金来源、自主性建设、法制建设等诸方面加强民间组织建设。     

论我国社会治理共同体的生成逻辑与建构方略

社会治理是社会共同体良序运转无法绕开的经典议题。我国传统社会治理强调政治权力对社会秩序的刚性建构,呈现出鲜明的政府本位色彩。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社会治理的社会本位渐趋凸显,并暴露出传统社会治理政府本位的一些问题。不过,社会治理的社会本位,在实践中又常常遭遇个人中心主义的挑战。面对"权力中心主义"与"个人中心主义"的缺陷,我国提出了社会治理共同体的理念。社会治理共同体摒弃单一中心主义,而以共同体主义为价值导向,寻求共同体成员的协同合作和普惠共享。为了建构中国气派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当前我国要不断激活公民的公共理性和公共精神,完善公民参与社会治理的制度渠道,促进共同体成员普惠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     

共同治理视阈下公共文化管理运行基础和路径研究

指出共同治理是传统行政管理在新公共管理环境下的发展趋势,是公共文化管理的需要,旨在为人们的文化权利提供更好的保障;共同治理的主体包括政府部门、社会组织、民间组织、文化企业、公民个人等,在实施中需要处理好政府与相关主体之间的关系;中国公共文化管理运行需要两个基础:一是政府主导型管理格局的发展转变,二是公共文化管理和服务的社会化和市场化;奠定此基础路径应包括:改革文化行政机构、转变政府职能、重新界定文化管理功能和重点、转化管理手段、发展非政府的社会力量、建立非政府主体参与公共文化管理的保障机制等。     

公共池塘资源自主治理理论的借鉴与验证--以中国森林治理研究与实践为视角

立足于中国森林治理的现实状况,对公共池塘资源自主治理学派的主要理论进行梳理,着重介绍埃莉诺·奥斯特罗姆的社会—生态系统(Social Ecological-System,SESs)研究方法,提出公共池塘自主治理理论和由此拓展的森林研究网络体系,对中国森林治理研究和实践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中国森林治理应力图超越市场和政府的缺陷,正确处理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在推动森林产权改革、充分认识森林资源所处的文化和社会特殊性的基础上强化、细化和有效化森林治理的机制和途径。与此同时,基于中国森林治理的经验,对于公共池塘资源自主治理理论进行验证,可以显示中国森林治理实践的理论价值。     

公共利益与公共治理

公共治理是实现公共利益的核心途径。公共利益在公共治理中具有的重大功能可以从政治、经济、法律、社会和文化四个方面得以体现。公共利益所反映的是,在多元社会的治理过程中,政府与利益相关者在利益和利益分配问题上所达成的共识。在公共治理的过程中,如何体现和实现公共利益,以下几个方面是重要的:公共治理是否尊重了人的尊严和保护了公民的权利;公共治理是否体现了大多数人的利益和弱势群体利益优先;公共治理是否超越了特殊利益集团、部门、地方和短期的利益;公共治理是否尊重了科学与理性;公共治理的过程是否开放和尊重了民意、遵循了正当程序和社会公认的伦理和道德标准。     

地方政府创新中的“治理”与“元治理”

"治理"是当代政治学与公共管理研究的重要范式,从管理向"治理"的转变也被视为当前中国地方政府创新的重要方向。但地方政府社会治理创新的实践经验凸显出传统治理理论的主要缺陷:忽视"治理失灵"的可能性,未能回答治理发展的主体、路径问题。而方兴未艾的"元治理"理论强调政府在社会治理中的主轴角色,倡导政府运用制度化途径提高社会自组织能力、优化社会治理体系,为当代中国地方治理变革提供了新视野。     

公民教育·公民社会培育·善治的当代诉求

"善治"(Good Governance)是西方近年来随着全球化与民主化进程的推进而产生的一种倍受推崇的治理理念,其本质特征在于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进行合作管理,目的在于求得公共利益最大化.建立健全的"公民社会"是民主国家实践善治理念的基本诉求.实施"公民教育"以提升社会成员的公民意识、锻造良好的公民品质和相应的政治参与能力,对于培育健全的公民社会,推进善治模式的普遍形成有着深远的意义.     

基于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的网络政治实践考察

网络作为政府与公民沟通的平台,发展网络政治是基于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的话语政治的积极实践。以案例作为实证分析工具,对我国网络政治发展进行定性分析和实践考察。分析发现：网络使政府与公民的角色正在发生积极变化,政府由不作为到积极行政,服务行政成为政府追求的目标,个体政治角色正在发生从臣民到公民的现代性变迁;公民与政府的良性互动关系正在逐步形成。优化网络政治发展的路径在于推进行政改革,扩大行政参与的有效渠道,提升公民网络参政能力,发挥网络作为重要的公共领域平台作用,基于交往行为理论建构起公民与政府友好和谐的网络议政参政机制。     

试论我国构建服务型政府的时代背景和路径

以人为本,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是我国政府职能转变的主要目标,也是完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任务。我国社会正处于经济社会全面转型的关键时期,这是构建服务型政府所处的时代背景。构建服务型政府可以从继续改革政府行政管理体制、建设新型公共型财政体制、建设高素质公务员队伍、创新政府文化、积极发展中介组织和民间组织、重构政府责任体系、公民参与等路径加以探索和实践。     

网络政治参与无序化及其对策探究

网络已成为现代社会公民政治参与的一般性媒介。它不仅扩大了公民政治参与的渠道,深化了民主政治的内涵,而且推动了政府与公民之间的双向互动,对公民的自我完善与政府的公共决策具有积极的意义。但如果网络政治参与陷入无序化的局面,则导致将国家边缘化的倾向,对社会稳定构成威胁。因此,建构理性的政治参与文化,是防止公民网络政治参与无序化的根本之道。     

新中国城市社会管理体制的历史沿革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推行了以"政府-单位"制为主的社会管理体制,这种体制尽管有利于社会控制和社会动员,但窒息了社会发展的活力.在市场化改革过程中,我国逐渐形成了以"政府-社区"制为主的社会管理体制,这种体制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政府-单位"制的弊端,但由于行政化倾向严重,因此难以改变公民原子化状态,实现有效的社会管理.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了"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明确了党委、政府、社会、公众在社会管理中的角色.这是我国社会管理体制的新发展,必将有利于和谐社会的建设.     

公共领域建构中的公民参与机制研究——基于公共服务型政府职能转变的视角

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是介于国家和市民社会之间具有批判精神和监督功能的弹性第三空间,在两者之间建构良性互动的公共领域是非常必的。在中国社会加速转型背景下,通过建构现代公共领域,以此为切人点培育公民精神、提升公民参与能力、健全公民参与机制是实现政治现代化的重基础。这一过程的实现,既有赖于政府职能的转变,同时也推动了公共服务型政府的建设。通过建立政府管理与公民参与之间的良性互动机制,使政府在公共事务管理中充分发挥善治功能,提升公民参与能力、培育社会中介组织、构建网络公共领域,成为向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变的现实路径。     

私人、公民、哲学家:政治哲学中的三种思维方式

私人、公民、哲学家是切入政治哲学的3种不同的角度,它们代表3种不同的政治哲学的思维方式,并形成3种不同的理论形态。它们之间的深层差异,乃在于谋求政治合法性的不同方式,即分别从前政治的价值、政治生活本身的价值、哲学真理的角度为政治社会提供合法性证明。文章在分析3种模式各自利弊的基础上,认为哲学家在从事政治哲学的时候,应当从一种具有包容性的公民身份观念出发进行理论构造,着力阐发公民间横向的政治关系,以便既突出政治哲学的政治之维,同时又回应价值的多元性。     

论公民精神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关系

公民精神是社会成员基于公民身份而参与社会政治生活所应具有的品性、能力与资质,它是现代民主社会的一个重要范畴.公民精神对构建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公民精神的培养需要从学校、社会、政府三方面共同进行.     

协商民主与当代中国的政治发展

改革开放30年来,在经济改革和发展的同时,中国的政治发展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例如民主法治建设、政府管理体制改革、公民社会培育、民主意识与文化的形成,以及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发展等。但是,中国的政治发展同时也面临着诸多的挑战。协商民主理论,作为现代政治理论的最新发展,为中国政治发展提供了具有深远意义的借鉴和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