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城酒吧里的Salsa物语

“什么,Salsa舞？耳熟,没见过,大概是在酒吧里跳的舞吧。”我曾经问过跳交际舞的人,得到的回答大体如此。Salsa舞确实是在酒吧里跳的,它属于拉丁风情舞里最主要的舞种。     

金元时代的“慰安妇”——析小说《舞!舞!舞!》中应召女郎群像

《舞!舞!舞!》是日本作家村上春树20世纪80年代的"三大小说"之一。它以对日本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直白而深刻地批判,在村上"去意识形态化"的小说系列中独树一帜。小说通过对系列化的应召女郎形象,剖析了她们悲剧人生之后掩盖的日本社会由来已久的男尊女卑传统和借助国家权力兴办色情,通过组织女子献身慰安男权社会以稳定政治、促进经济,乃至实现霸权的集团性奴隶制思维。     

北伐前后北京的国立大学合并风潮(1925-1929)

20世纪20年代以来,北京的国立大学迅猛发展,引发朝野各方如何处置国立大学的讨论.事实上,北伐前后北京的国立大学的合并之举却深受政局变动的左右.奉系军政府改组北京的国立大学为"京师大学校",实为控制北方舆论和抵制南方国民党,开启了北京的国立大学合并之先河.二次北伐后,首都南迁,南京政府从全国通盘考量,先后将北平的国立大学改组成"中华大学"和"北平大学区",体现当局借政治格局变动来整顿北平高等教育的努力.然而其派系纷争与门户之见引发北平学界系列风潮,使得北平国立大学合并的改革流于失败.北伐前后北京(平)国立大学合并风潮充分显示政治变动与教育变革之间复杂微妙的关系.     

新启蒙运动研究综述

新启蒙运动是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左"翼文化人士在北平、上海等地开展的一场新思想运动。学术界对该运动的研究始于上世纪90年代初,主要集中在新启蒙运动的社会背景、发展过程、内容性质、终结原因、历史地位以及与五四运动的比较研究等方面。由于该项研究起步较晚,因此仍需加强相关史料的挖掘与考证,以拓展研究的广度和深度。     

论老舍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的中心情节——纪念《老张的哲学》出版80年

《老张的哲学》自问世以来,由于作者自评的发表,读者对其情节结构方式的评价,经历了从肯定到否定的过程。然而,细读文本,以及研究老舍在20年代的工作、生活经历,不难发现,作品中存在着一个促使这班"北平闲民"的性格命运发生纠结的"中心"情节:自治运动。只是随着社会的变迁以及阅历的加深,作者有意讳言早年的政治生活经历,因而才有了对小说情节结构自我否定的自评的出现。     

20世纪三四十年代陕西知名品牌探析

运用现代品牌学的理论,分析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陕西知名品牌的名称和创立者的类型、商标文化特征与广告营销模式,说明这些品牌在当时对繁荣社会经济、丰富人民生活、支持抗日战争、革新社会风尚都起了一定的历史作用,旨在为今天陕西品牌建设提供一定的借鉴。     

试论近代社会转型中云南多民族地区社会风尚变迁的特点

近代中国社会的转型过程是使传统获得现代性的变迁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各个层面都出现了"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云南作为西部边疆的一个多民族地区,伴随着这一转型,其社会风尚的变化呈现出与东部沿海地区有所不同的特点,即:交通条件的改善是近代云南社会风尚变迁的契机和动力;在边地,平民社会风尚多古朴守旧,而少数民族中的土司及贵族则明显表现出双重性趋向;因民族文化的差异而使社会风尚的变化具有文化的双重性及与政治密切相关的历史阶段性.     

试论20世纪20年代甘肃社会的“人祸”

20世纪20年代,甘肃社会问题极为严重,有天灾更有人祸。探讨这一时期的人祸问题有其必要,然多数学者更多关注20世纪30年代或抗战时期,对这一时期鲜有涉及。本文拟从兵燹匪祸严重、烟毒泛滥、捐税繁重三方面论述20世纪20年代甘肃社会的"人祸"问题,并分析其内在联系与特点。     

20世纪20年代章士钊对代议制的批评与改造方案

20世纪20年代,章士钊发表《论代议制何以不适于中国》《非党》等文章,对近代以来的代议制提出系统批评意见,并提出以无首论、业治论和规复科道制为主要内容的改革方案,引起了广泛注意和热烈讨论。作为当时社会的"主导模式"之一,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各种社会主义思潮,对章士钊的批评意见和改造方案产生过不同程度的影响。     

殖民语境下身份的焦虑——《夹竹桃》的文化意蕴

《夹竹桃》是台湾著名作家钟理和发表在20世纪40年代早期的作品。该文以抗战中沦陷区北平为背景,真实地描写了底层百姓的困难生活。文中混杂着作者复杂的情感,同时,作者通过"反历史书写"和"双重语气"等策略,揭露了殖民者的虚伪,否定了殖民统治的正当性,具有独特的审美价值。     

近十余年来张东菘研究综述

张东菘(1886～1973)原名万田,字东菘,辛亥前后曾用"圣心"作笔名发表文章,晚年自号"独宜老人".出生于官宦世家,祖籍为浙江杭县(今杭州市).在中国近现代史上,他是一个比较复杂的历史人物.作为辛亥革命到"五四"前夕卓越的社会评论家,20世纪20到40年代中国著名的哲学家,倡导"中间路线",并且为和平解放北平做出重大贡献的理论家,使得他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页.然而,令人遗憾的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大陆史学界对张东菘的研究还没有予以足够的重视,这一课题还有待于今后进一步发掘.     

倡导和建设廉政文化

“廉政文化”这一新事物自20世纪90年代诞生以来，异军突起，蓬勃发展，取得了可喜成绩，已成为推进反腐倡廉工作的重要手段。中纪委四次全会上，吴官正同志进一步提出了。要大力推进廉政文化建设，积极倡导以廉为荣、以贪为耻的社会风尚”的要求。可以预见，廉政文化将在营造社会崇廉氛围、预防和治理腐败等方面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苏州市“六普”数据分析与思考

一、人口增速有效控制,为经济发展奠定了基础多年来,苏州市的计划生育工作一直走在全国前列,率先实现了人口再生产类型的转变,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该市人口自然增长率即接近于零,"五普"时仅为0.58‰,     

平津战役中的平郊战场述论

解放战争"三大战役"之一的平津战役,其特点是将军事压力与政治争取相结合,东北野战军和华北军区部队在解放北平的过程中,与傅作义集团的主要战场是在天津、张家口和北平郊区.其中平郊战争歼灭了数量众多的国民党军队,同时也使得北平周围的解放区连成一片,给困守北平城的傅作义以巨大的压力,从而为"北平方式"--北平和平解放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北平和平解放能够得以实现,平郊战场的战争及其胜利无疑具有奠基石般的作用和意义.     

南京政府时期慈善观念向社会救济观念的转变

中国历史上常把社会救济称为慈善,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官方将其分为官办慈善、公办慈善和私办慈善.随着中国与西方交流的深化,人权观念、政府责任观念和社会连带责任观念的传播,在南京政府时期开始有意识地将官办慈善与民办慈善区别开来,并逐步以"社会救济"一词来取代"慈善"表述,将社会救济作为一项国家政策并制度化.到20世纪40年代,社会救济、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险一起,纳入国民政府的民生政策范畴,推进了民国社会保障体系构建.     

近代西方公民社会组织的历史嬗变——基于四个阶段实践特征的镜像透视

近代西方公民社会组织发展先后经历了四个历史阶段的嬗变,并彰显出迥异的实践特征。17世纪初至18世纪末的萌芽阶段,公民社会组织混沌萌生,呈现出鲜明的"济危扶困"的慈善捐赠色彩;19世纪至20世纪初的勃兴阶段,公民社会组织在政治、经济、社会等多元领域蓬勃发展,其运作模式也日趋专业;20世纪20~60年代的艰难曲折发展阶段,公民社会组织在原有的医疗卫生等领域大幅收缩,不得不寻求新的发展空间,处于生存境遇的危机边缘;20世纪70年代至今的复兴阶段,在"新自由主义"政策的驱动下,公民社会组织发展势态日趋繁荣与鼎盛,在经济增长和公共政策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社会转型期民间舞蹈文化的发展态势

民间舞蹈是人体动态文化,是社会文化交织融合的总汇演。当代我国社会进入了从传统型向现代型转变的加速期。民间舞蹈生存空间的变化,引发了民舞文化时空的移位和民舞形态的新包装。90年代民间舞蹈呈多元、多样、复杂性的发展态势。     

何其芳的散文观念及其变迁

何其芳的散文观念经历了一个从纯粹的独立创作到最关心的是人间的事情的变化过程。对于前者,原本是书斋里耽美的梦幻者,30年代北平的帝都文化及其大学校园文化和北平文坛的影响是他观念形成的根本原因;对于后者,切入社会现实激发了他悲天悯人的人性因子,再加上阶级论的文学思想的影响,是其后期散文观念形成的重要原因。     

延安时期的交际舞

1937年～1942年期间,在延安,周末和节假日晚会上,革命队伍里时兴跳交际舞。陕北黄土地上、宝塔山上、延水河边,穿军装,着草鞋,明亮的汽油灯映照着一对对闻乐起舞的翩跹身影,这是在紧张的工作、学习、生产、战斗生活之余,另一番生动活泼的革命生活历史。1937年1月13日,中共中央随红军总部进驻延安。1月底,美国人艾格妮丝·史沫特莱就以《法兰克福日报》记者的身份,到延安作为期七个多月的采访。正是这位自称＂大地的女儿＂的史沫特莱,不仅在延安采访写作,联系促成了白求恩大夫的援华,而且还倡导组织了灭鼠运动、节育运动,以及引发了声噪一时的跳交际舞潮流。那时,革命队伍里盛行的娱乐节目是集体唱歌和相互＂拉歌＂,史沫特莱不擅长唱歌,却能跳舞。她在后来的回忆录中说道：＂在延安召开的一次高级军事干部会议期间,我试着教他们一些人如何跳舞,他们勤奋好学,每事必问,不怕丢面子。朱德同我一道破除迷信,掀起了学跳交际舞的热潮。周恩来接着也跳了起来,不过他跳舞像一个人在演算一道数学习题似的。彭德怀喜欢当观众,不肯下来跳一次。贺龙在青砖铺的地上随音乐旋律一起欢跳,他是唯一有节奏感的舞师。在延安的妇女中间,我得到了败坏军风的恶名,人言可畏,群情侧目,以致有一回朱德邀我再教他跳一次舞时我居然谢绝了他。他指责我怕事,说道：‘我同封建主义斗了半生,现在还不想罢休!’我只好站起来以民主的名义和他跳了一次。”     

再论“鞑靼舞”起源与民族共同体文化内涵——兼补彭恒礼先生文章观点之缺漏

彭恒礼先生结合各地田野调查材料及实物图像,认为今之元宵社火中的"鞑子舞",就是宋代的"鞑靼舞",二者之间存在承继关系。其文章列举了"鞑子舞"在东北、华北、中原、西南等地元宵社火中的存在,但唯独漏掉了西北。实际上,地处汉藏民族交错地带的甘肃临夏和政牙塘地区仍存有"鞑子舞"的原生形态——"玩老鞑子"。"鞑子舞"除用于节日文化娱乐外,还有祭祀祈禳功能及其他衍生功能,同时是多民族文化交融的产物。"鞑子舞"尚保留有集体文化记忆、仪式叙事起源,并非仅仅是宋代历史文献中所记载的"鞑靼舞"的遗留,其流变也尚有其他形态和脉络。同时,这一案例也深刻反映了中华民族作为共同体的历史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