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者之迹熄而《诗》亡”申述

孟子所谓“王者之迹熄而《诗》亡”即西周之礼乐制度崩而《诗》亡。孟子以王道一统天下为政治理想,所以他强调孔子作《春秋》是秉承了《诗》之礼乐血脉,《春秋》所叙即为“天子之事”,这也就是他说“《诗》亡然后《春秋》作”的深层用意。     

从《左传》杜注看杜预的《诗》学观

晋人杜预的《春秋左氏经传集解》,于《左传》用《诗》多有解说,自成一家之言。对“诗言志”这一《诗》学中最核心的命题,杜注以“作诗以言志”标明自作诗以言己志,以“诗以言志”标明称《诗》以言己志,并以“赋诗者取其一章”标明赋诗断章,以“义取XX”“言XX”“多取首章之义”等标明断章取义之所在。研究《左传》用《诗》之杜注,可从中窥见杜预的《诗》学观点。     

《国语》用诗探析

为进一步理解《诗经》在春秋乃至西周时期的流传及其作用,运用史料分析和文本语境透视的方法,考察了《国语》用诗所涉及的赋诗、歌诗和引诗三种形态。与同时期的《左传》用诗相比,《国语》用诗有自身特色：对赋诗的过程描写往往更加具体,引诗多取材于雅颂,并更多地运用于谏言政治。     

《左传》各国赋诗共性考论

从《左传》各国赋诗的情况来看,除郑国赋诗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外,其它各国赋诗都是以《雅》为主的。产生于周故地的《雅》是用更为规范的“雅言”写成的,是“雅言”之中的“雅言”,“雅言”就是标准化,标准化的同时也就是文雅化,赋引《雅》能增强言语的说服力和庄重感。《雅》是周代礼乐文化的结晶,在“礼崩乐坏”的局面下,赋引《雅》之多表现了各国对周文化的尊崇。     

孔子诗学研究的系统化工程——评蔡先金教授《孔子诗学研究》

中国是诗的国度，也是诗学的国度。早在春秋末期以上，做诗、教诗、学诗、用诗便在我国蔚成风气。孔子生当春秋末期，既是既往诗学的集大成者，又为后世中国儒家诗学奠定了基础。他在学《诗》、用《诗》、教《诗》、研究《诗》、整理《诗》的过程中，必然有所主张，而且应该自成系统。全面揭示孔子诗学的理论体系．对于更为深刻和全面地了解孔子，了解中国传统儒学，     

《左传》鲁人赋诗考论

春秋时期,诸侯、卿大夫朝聘会盟、应对酬酢每每赋诗以言其志。与它国相比鲁人赋诗最多,他们把赋诗作为政治和社会生活的交流手段,其用诗方法更加成熟。赋诗是礼乐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鲁人赋诗的昌盛昭示着其礼乐文化的发达程度,“周礼尽在鲁矣”同时又是鲁人赋诗兴盛的重要基础。     

苏轼:儒家居丧不赋诗的典范

居丧不赋诗,是六朝以来直至晚清大多数诗人践行的千年习俗,直接体现了崇仰君子人格的儒家诗教的本质追求。苏轼是儒家居丧不赋诗的典范,南宋以来,受到朱熹、陆九渊、吴澄、阎若璩、焦循等人的由衷褒扬。但苏轼诗中《送宋君用游辇下》《咏怪石》二首以往或被视为居丧之作,而所有证据均不能成立。此外,苏轼题跋的《绝胜亭诗》决无可能是苏辙居母丧期间所作,而《次韵赵景贶督两欧阳诗,破陈酒戒》一首,亦并非苏轼劝他人丧制中赋诗之作。今人为古人撰写年谱,或为诗人作品系年时,往往因为不明了诸多古人居丧不赋诗,而发生种种疏漏或错误,因此对苏轼居丧不赋诗的考辨有其普遍意义。     

《左传》赋诗习俗的渊源与流变

《左传》赋诗是由典礼性用诗而来,典礼性用诗是西周时期祭祀礼、朝聘宴享礼、射礼等仪式中的一项重要礼仪活动,《诗》的礼仪性功能非常显著。随着诸侯征伐和“礼崩乐坏”局面的形成,典礼性用诗已不能适应新的政治和外交形势的需要,于是赋诗传承典礼性用诗,用《诗》的文字意义来实现其政治性实用功能。而战国纵横捭阖的政治形势使各国完全撕去了文质彬彬的外衣,赋诗从此销声匿迹。     

古典文化与春秋战国之际政治转型

随着春秋末期社会的剧烈变动,原有的贵族政治垄断被打破,一部分官职开始向平民阶层开放。在这个过程中,平民一方面通过服习《诗》、《书》等古典文本,掌握贵族阶层的言说方式,从而融入到上层的政治圈中;而另一方面,平民阶层自身固有的功利思想也开始向政治领域传播,逐渐取代了春秋时期具有审美意义的礼乐政治,战国时期功利主义的政治风气也由此形成。?更多还原     

论析《左传》赋诗思维倾向

本文从《左传》赋诗礼节入手,通过分析赋诗行为的具体意图及具体用诗方法探讨其特定的文化功能。作为春秋时期特有的政治礼节,赋诗本身也是文化的一种承载形式。它不仅直接促进了诗的传播,加深了诗的影响,而且其表意功能的不断衍申扩充及其运用过程中的文化操作方式是中国古礼文化传承的一个缩影。它既体现了春秋时人崇古法祖及以类比附的思维倾向,其过程自身又是此种思维倾向的加深定型。     

从《左传》用《诗》看《诗经》的雅

以先秦文献中用《诗》较多的典籍——《左传》,结合其用《诗》情况,考察《诗经》中的《雅》,提出《雅》诗首先是政治诗,《雅》的编组以其政治内容为标准的观点;另外,《左传》中的逸诗无论在内容上,还是风格上都近于《雅》诗,更归属于《雅》诗一类。     

春秋时代以德治国观念之生存论基础

以德攻伐、以德主盟、以德守国,是春秋时代普遍接受的观念,即以德治国的政治伦理观念,其中“德”都是作为手段而不是作为目的本身被言说的。以德治国的观念及政治模式的盛行既与贵族的族群意识有密切关联,与贵族族群的生存与延续有密切关联,也与分封制下政治权力的分散有密切关联,与统治者与其属民的直接利害关系有密切关联。概而言之,是与贵族们的生存处境密切相关的。     

春秋时期鲁国与列国的盟誓及其特征

春秋时期鲁国与列国的盟誓有不同的特征。一方面表现为多层次性,鲁国不仅与周王室以及当时的霸国有结盟关系,而且与中小国家也有结盟关系。另一方面表现为阶段性。春秋初期鲁国对外结盟的目的在于参与集团之间的争夺,春秋中期在于追随当时的霸主结盟活动,春秋后期又与新兴的霸主结盟。此外,鲁国对外的盟誓还呈现出灵活性特征。鲁国或与平等国家结成盟誓,或追随霸主参与盟誓,或在不同时机要么选择旧霸主要么选择新兴霸主参与盟誓,春秋晚期鲁国内部还出现了卿大夫之间相互盟誓的现象。     

《宋诗别裁集》批评主张管窥

<宋诗别裁集>是清代一部很有影响的宋诗名选.该书在编选时崇尚理学,多选理学家之诗;在宗唐前提下,有唐宋兼采倾向.本文在细心钩沉几位编者的史传材料、认真研读其诗文集的基础上,指出姚培谦、王永祺的诗学思想及创作实践与该书的选本理念有着种种契合.     

试论巴与楚的关系

先秦时期巴和楚是两个重要的方国,为了各自的利益,在春秋诸侯林立时,曾结成了较牢固的政治、军事同盟.降至春秋末,由于两国联盟的基础不复存在,两国关系交恶,互相攻伐,最后以巴失败而告终.     

论桑林与春秋时期婚姻之关系

《诗经》中描写爱情婚姻,多次提到桑林,桑间或以桑比兴.其原因在春秋时期有媒氏在桑林中今男女相会之习俗,中春之月奔者不禁的婚姻是当时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的一种补充.这种习俗源于远古殷商民族以桑林为祭祀高媒神之神社,更由于青年男女对自由爱情之追求和社会对人口增长的需求.     

论《左传》中勇士的生命观

《左传》是一部记录春秋时期各国政治、军事、外交等方面状况的历史著作。在春秋战国大兼并的时代背景下,外交言辞、军事战争、君主王权等成为其主要的叙述对象。然而,《左传》在叙事的同时也塑造了众多性格鲜明、胆识过人的勇士形象,并以其言语和行动表现出了他们的忠君、知恩图报、勇武、果敢的生命观和价值观。以《左传》中的这一类勇士形象为切入点,通过分析描述其对死亡的态度,以及在危机中的抉择,探讨《左传》中这一类勇士的生命观。     

论《左传》中的晋人赋诗

春秋时期,各国在政治外交往来中盛行赋诗言志。晋国涌现了一批赋诗的能手,他们在赋诗中知礼但也表现出了僭礼行为。与它国相比,晋人的赋诗很大气,往往用天下共主的霸气与各诸侯国交流。与此同时,在晋人参加的赋诗场合中,各国对晋国多颂美奉承之辞,而晋人应对娴雅得体,与其所受之诗相谐和。     

不学诗 无以言——《诗经》在春秋外交中的作用

“不学诗 ,无以言”是孔子对《诗经》实用价值的概括 ,也是对春秋时期四百年赋诗言志的总结。《诗经》在春秋外交中的作用主要有 :一、诗言志能够有效地参与、推动外交活动 ,具有很强的感染力和说服力。二、以《诗经》为外交语言充分表现个人乃至国家的文化修养 ,并且可以含蓄地展示国家的实力 ,包括国内君臣、君主之间的关系。可以说 ,赋诗言志不仅属于那个时代 ,而且在整个文化史上有重大的影响     

上博《诗论》的论诗特点与《毛序》的作期

上博《诗论》与《毛序》相比,《诗论》的论诗具有明显的两个特点,既注重诗篇的一般性的政治内容,也重视诗篇所体现出的某种共通的道理;而《毛序》的解诗则表现出不同的倾向,即对诗的解释更加具体、更重视史实、更强调政治性。从《诗》学接受史考察,认为《毛序》是经累积而成的、以《诗》为载体体现自春秋以来的儒家思想的一部经典。《毛序》由秦、汉间人编纂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