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学诗无以言--《诗经》在春秋外交中的作用

"不学诗,无以言"是孔子对<诗经>实用价值的概括,也是对春秋时期四百年赋诗言志的总结.<诗经>在春秋外交中的作用主要有一、诗言志能够有效地参与、推动外交活动,具有很强的感染力和说服力.二、以<诗经>为外交语言充分表现个人乃至国家的文化修养,并且可以含蓄地展示国家的实力,包括国内君臣、君主之间的关系.可以说,赋诗言志不仅属于那个时代,而且在整个文化史上有重大的影响.     

略评先秦儒家的《诗经》观

略评先秦儒家的《诗经》观吴贤哲《诗经》产生以后，因其应用范围的宽广，遂成为贵族学习的教材之一。当时贵族统治者们对待《诗经》的态度有三：一是“赋诗言志”，即贵族统治者们在外交或政治活动的宴会上点一首《诗经》中的诗请乐工演唱，断章取义地利用这首诗中的个别...     

对《左传》所载赋诗言志的比较考察

《诗经》和《左传》是两部关联度很密切的经学著作,它们都经历了正典化的过程。作为儒家思想的两部正典,《诗经》和《左传》至今仍然影响着中国人的思维。在《左传》中有着大量的赋诗言志的记载。赋诗言志是一种修辞术,具有明显的修辞效果;赋诗言志是一种话语方式,具有强烈的指向性。戏剧性是《左传》较为突出的文体特征。《左传》记录了两次大型的赋诗言志活动:一次是郑国六卿为晋国大臣韩起饯行,另一次为吴公子季札于鲁观周乐,它们都得到了戏剧性的再现。《左传》有关季札观乐的记载,较为充分地论述了诗歌和礼乐的关系,初步确立了中和美在中国人审美观念中的地位,因而可视为文学批评的一份文献。赋诗观乐是赋诗言志的一种扩展形式,它极大地推动了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发展。     

孔子《诗》论及其美学价值

孔子和《诗经》有着密切关系。孔子又是儒家诗教的奠基人。孔子论《诗》继承了春秋时“赋诗言志”的传统,既重视《诗经》的社会功效,又把《诗经》中的诗句和个性修养相结合,与仁礼教化相结合,为儒家诗教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孔子论《诗》注重诗的本体特征,有较高审美价值,对人们认识《诗经》的文学价值有重要作用。     

《诗经》在楚国的传播与研究

《诗经》在春秋前期已流传到楚国，许多楚国贵族通晓《诗经》，并能够在各种公共场合熟练地赋诗言志，引诗说理。近年来，新面世的战国中期的竹简文献为我们提供了一些珍贵的新材料，使我们更多地了解到楚人解读《诗经》的方式及取得的重要成果。     

也谈春秋时期外交中的“赋诗言志”

《左传》和《国语》中记载了大量春秋时期在诸侯国间的外交场合中“赋诗言志”的情况。通过分析汇总这些材料可以看出,这种特殊现象其实是周初“礼乐”制度演变的结果,有着特定的礼制仪程,在各类外交场合中运用非常广泛,在当时的外交活动中地位非常重要,而最终取得的实际外交效果也比较理想。     

孟子诗学述论

孟子所处的战国时期,卿大夫们赋诗言志的风气已经消歇,更加注重对《诗经》意义的探讨。孟子为了宣扬他心目中的王道和儒家思想,不仅强调《诗经》的历史价值和政治作用,并且提出了＂知人论世＂、＂以意逆志＂等诗学理论,对后人理解文学作品具有很大的启发作用。在游说诸侯的过程中,孟子以《诗》证史,为自己的仁政学说提供让人信服的依据,《诗经》在孟子的手中成为了证成己说的权威文献根据。     

孟子诗学述论

孟子所处的战国时期,卿大夫们赋诗言志的风气已经消歇,更加注重对《诗经》意义的探讨。孟子为了宣扬他心目中的王道和儒家思想,不仅强调《诗经》的历史价值和政治作用,并且提出了“知人论世”、“以意逆志”等诗学理论,对后人理解文学作品具有很大的启发作用。在游说诸侯的过程中,孟子以《诗》证史,为自己的仁政学说提供让人信服的依据,《诗经》在孟子的手中成为了证成已说的权威文献根据。     

荀子诗学述论

荀子系统总结了先秦儒家各个学派的成就,构建了自己一套完整的诗学理论。荀子规范了＂诗言志＂的概念内涵,剔除了其中的情感因素,将儒家对理想人格的追求纳入这一理论中,是春秋时期的赋诗言志说发展到汉代儒家诗教理论的中间环节。他不仅提高了《诗经》的地位,而且将礼贯穿其中,认为学习《诗经》是为了认识并实践礼。荀子引《诗》主要是为其礼义学说服务,是先秦儒家将《诗经》政治化的典型代表。     

春秋“聘问”礼仪与歌诗必类原则

西周到春秋末期,诸侯国之间的大事处理实施聘问制度,表达主张为赋诗言志,就是用诗句委婉地表白,对方作答也是如此。早期用的是一首或一组诗,后来只取一首中的几句来说,就是断章取义。这些诗都是当时朝廷编订的礼乐用诗,因此每个时代的诗有些不同,但始终有一个根本原则就是赋诗必类,即一定要符合诗的本义。早期的赋诗都是天子礼乐,春秋末期除了鲁国外都自己编诗,如《郑诗》、《卫诗》等。到了孔子把这些作品整理删定,就是现在的《诗经》。     

孔子诗论管见

春秋战国时期,《诗经》可以说是唯一成熟的文学作品。可惜,在春秋战国这一较长的历史时期内,人们对《诗经》的审美价值却缺少应有的认识。诗三百在当时的社会生活中,虽然产生过广泛的影响,不过,它并不是作为审美对象而得到人们的欣赏和重视的。诗三百或者作为社会交际、政治活动的语言工具,具体运用于公卿大夫之间,赋诗言志,断章取义,有时甚至连诗的本义都置之度外,只取我之所需;或者被统治阶级看成是政治、伦理教育的教义,其次是被当作历史文献来认识。因此,这一时期里《诗经》的社会地位表面上看虽然很高,但诗的艺术价值却没有真正得到社会的重视。     

《左传》郑人赋诗考论

春秋时期,诸侯、卿大夫朝聘会盟、应对酬酢每每赋诗以见其志。《左传》郑人赋诗具有与他国不同的鲜明特色,他们的赋诗多出于《郑风》,而其它各国赋诗无一例出于《郑风》的,《郑风》在当时又是遭到批判的,可以看出郑人对本国文化的尊重和推崇。《郑风》又多情诗,以男女欢爱喻君臣相得不仅能起到“微言相感”之功效,而且使外交谈判中的氛围显得轻松而愉悦。     

论《左传》中的晋人赋诗

春秋时期,各国在政治外交往来中盛行赋诗言志。晋国涌现了一批赋诗的能手,他们在赋诗中知礼但也表现出了僭礼行为。与它国相比,晋人的赋诗很大气,往往用天下共主的霸气与各诸侯国交流。与此同时,在晋人参加的赋诗场合中,各国对晋国多颂美奉承之辞,而晋人应对娴雅得体,与其所受之诗相谐和。     

论庄子人格心理对他的文学创作的影响──《庄子人格论》之三

论庄子人格心理对他的文学创作的影响──《庄子人格论》之三陈松青（娄底师专中文系）虽然在先秦，文学多用于政教人伦，读诗是修身之始，可以事君事父，还可以赋诗言志，应对诸侯；文学活动大抵通过抒情言志，起到美、刺的作用，表现出某种自觉的意识，但文学家大抵还没...     

《诗经》之"比、兴"与春秋"赋诗、引诗"关系考察

作为<诗经>艺术表现手法的"比、兴"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是作诗方面的"比、兴",一是用诗方面的"比、兴".该文着重研究的是<诗经>用诗方面的"比、兴"与古代典籍中"赋诗"、"引诗"之间有何逻辑关系.古代的"赋诗"、"引诗",虽不少是断章取义,但其基本意思不能完全脱离<诗经>本义.这些"赋诗"、"引诗"的传统不但可以证实当时人们多么重视<诗经>,而且从联想、想象的立场来看,"赋诗"、"引诗"本身就反映了"比、兴"之特性.由此而论,"赋诗"、"引诗"可以说是先秦对<诗经>之"比、兴"研究的一种引申和发展.通过这些研究,我们就可以理解春秋时代的人们早已借以"赋诗、引诗"的形式广泛地运用了<诗经>.     

《国语》用诗探析

为进一步理解《诗经》在春秋乃至西周时期的流传及其作用,运用史料分析和文本语境透视的方法,考察了《国语》用诗所涉及的赋诗、歌诗和引诗三种形态。与同时期的《左传》用诗相比,《国语》用诗有自身特色：对赋诗的过程描写往往更加具体,引诗多取材于雅颂,并更多地运用于谏言政治。     

从《左传》杜注看杜预的《诗》学观

晋人杜预的《春秋左氏经传集解》,于《左传》用《诗》多有解说,自成一家之言。对“诗言志”这一《诗》学中最核心的命题,杜注以“作诗以言志”标明自作诗以言己志,以“诗以言志”标明称《诗》以言己志,并以“赋诗者取其一章”标明赋诗断章,以“义取XX”“言XX”“多取首章之义”等标明断章取义之所在。研究《左传》用《诗》之杜注,可从中窥见杜预的《诗》学观点。     

先秦赋诗传统与“赋、比、兴”之义

历代对"赋比兴"的解释看似明晰却极难厘清。种种解读多有从"作诗法"论之之嫌。只有回溯到先秦赋诗传统,才能略探"赋比兴"义理的源头。在先秦政教礼仪中,"赋比兴"的原初含义并不抽象,也并不只是修辞方法,而是活生生地体现为赋诗活动的运作方式。"赋"直陈赋诗者之情志;"兴"取譬感物,将赋诗者之意与诗章结合起来;"比"因听诗观赋者对诗意与交往情景的相类解读而达成。由此出发,对"赋比兴"的思考就可以深入到天人物我之际的关系问题,以及善恶性情的政教层面。作为情志呈露方式的"赋"必须有赖"比兴"才能感发,而"比兴"之感物言志又必须通过"赋"才能成章言志。由此,赋比兴成为赋诗言志活动的三个相辅相成的环节。     

《诗经》之“赋”探源

《诗经》所采用的“赋”法,向来很少论及,其发生与发展的轨迹亦无论述,而“赋”的文化底蕴并不少于“比”、“兴”。本文探讨“赋”起源于宗教祭祀活动中的贡赋、陈赋活动,由铺陈赋品的物的形式到语言铺陈形式的演变积淀过程,并进一步揭示“赋”的审美意味。作者认为,在“赋”作为诗歌表现手法的形成过程中,有一个从物质到语言、从内容到形式的积淀历程,又经过春秋时期献诗陈志、赋诗言志的大规模、长时期的演练,习以成俗,“赋”这一形式或手段逐渐稳定下来,汉人在总结《诗经》表现手法时,自然选择了“赋”,而不用“敷”或“铺”。     

《左传》赋诗习俗的渊源与流变

《左传》赋诗是由典礼性用诗而来,典礼性用诗是西周时期祭祀礼、朝聘宴享礼、射礼等仪式中的一项重要礼仪活动,《诗》的礼仪性功能非常显著。随着诸侯征伐和“礼崩乐坏”局面的形成,典礼性用诗已不能适应新的政治和外交形势的需要,于是赋诗传承典礼性用诗,用《诗》的文字意义来实现其政治性实用功能。而战国纵横捭阖的政治形势使各国完全撕去了文质彬彬的外衣,赋诗从此销声匿迹。